严歌苓与记者合影
作为享誉世界文坛的华人作家,严歌苓可谓是极少数的数量和质量均有保证的作家,因为答应朋友写剧本,于是她现在又多了一个身份——编剧。作家世家出身的严歌苓,爷爷和父亲均是知名作家,她自称身上遗传很强的父辈基因。目前,由严歌苓亲自担纲编剧的情感大戏《娘要嫁人》在卫视火热播出,好评如潮。辽沈晚报记者赶到上海,和严歌苓面对面聊起了在创作生活中的点滴故事。
也曾经历父母离异
希望孩子们尊重父母的情感
记者:怎样的契机让你写《娘要嫁人》?
严歌苓:这个其实是为了完成朋友的作业,我是一个不太会拒绝的人,所以为了这种人情的邀约搞到自己很累。但我写的无论是小说还是剧本,都是我自己首先最想写最关注的题材。我喜欢关注中年女人的感情,因为自己也是中年女人的原因,但影视剧对中年女人的情感关注不够。中年女人上有老下有小正是在情感中最为纠结的时候,所以我就想写一个寡妇在传统观念以及自由情感中的一种矛盾状态。
记者:主人公齐之芳身上是否有您的影子?
严歌苓:齐之芳是我创作出来的人物,是我的理想,但与我自己无关。我在齐之芳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我对传统女性美德的拷问。当然我也写了她内心的矛盾,很多次要为孩子去嫁人,而不是为了爱情这个婚姻唯一道德的准则去嫁人。但幸运的是,她最终坚守住了,跟着自己的心走到底了。
生活中以家务为先
常请朋友来家吃川菜沪菜
记者:随着近些年电视屏幕上您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播出,比如《小姨多鹤》、《一个女人的史诗》、《幸福来敲门》等,您的名字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了解,但是您依旧在人们心中是一位神秘的女人,很想知道您平时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严歌苓:我一点也不神秘。因为我长期住在国外,也许在有些人眼里显得神秘。其实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活得很简单,除了写作,就是带孩子玩,做饭做家务,常常会邀请一大帮朋友到我柏林的家中,我给他们做川菜、上海菜或者自己乱发明的菜。
记者:您的工作状态,连续性的写作,您的丈夫对此有什么看法吗?您的作品他都看过吗?会提一些意见吗?他是否引你为豪,有这么一位出色的作家太太?
严歌苓:我的作品我先生大部分都读过,他知道我爱写作如命,所以不打扰我。我一直争取做个正常的人,能多陪陪家人,享受美食美酒,享受旅行,享受每天的林间散步,也享受相互间的谈话。和他在一起,我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妻子。
记者:您随外交官丈夫在很多国家生活过,这种生活经历对您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严歌苓:我喜欢这种边缘的生活感觉,对于中国来说我离开多年,对于外国来说,我还是中国人,很多人会为这种距离感感到困惑,但这恰恰给了我更为冷静的观察角度。走的地方多了就会有比较,比较文学比较语言,不断地产生反省意识,很多体会和感悟就在这种比较中产生。
记者:看过您说的一句话——幸福就是知足,你对幸福的理解是什么?对幸福的婚姻理解是什么?您对您现在的生活是否很知足?
严歌苓:幸福确实就是知足。我常说我现在得到的比我年轻时预想的要多得多,我觉得多一分则多了,我觉得现在很知足很幸福。我一直争取做个正常的人,能多陪陪家人,享受美食美酒,享受旅行,享受每天的林间散步,也享受相互间的谈话。这应该就是幸福吧。
否认版权一千万
我比好莱坞编剧赚得多
记者:中国编剧抱怨地位低,怎么看中美两个国家的编剧地位?
严歌苓:中国编剧蛮好的了,稿酬很高,像我比好莱坞拿得多多了,我还是很知足的人,不会抱怨特别多,只想用我最大努力帮助导演实现一部电影的艺术构想,原创小说则是想要传达我的精神,在这里没什么好抱怨,只要不占用我写小说时间就行。好莱坞编剧据我了解是八九万每集景,现在可能十来万了,这在国内远远不止了,其实很多,我和张艺谋也说他花这个价格可以请到很好的好莱坞的编剧,我国的编剧从经济上来说毫无抱怨的。
记者:您是国内顶级编剧自然酬劳很高,很多编剧都抱怨收入低。
严歌苓:我的收入可只是中等编剧的价格,我对酬劳没有那么特别的计较,因为都是跟很多年的朋友合作。至于国内编剧收入的问题,我只知道“先别盯着钱,先看活儿”。
记者:外界传你的版税1000万元起,是吗?
严歌苓:哪有那么夸张,造谣呢。
记者:您似乎偏爱有年代感的戏,为什么不写现代家庭情感剧?这在当下的电视和电影市场上也是热点。
严歌苓:我把握不住热点,因为我从来不看国内的电视剧,更不知道流行什么。我就只能写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题材。至于年代戏和现代戏,我离现代的国内的生活比较远,担心自己把握不好。我可能只敢写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生活,因为我1989年就出国了。此外,我还有美学上的顾虑——没有距离不能审美。一个事件只有放在整体的时间长河中,才能看清楚其存在的意义,看到全面立体的感觉,太近就当局者迷了。为了所谓流行的题材去赚快钱,我做不来。
辽沈晚报记者王琳娜 电自上海 记者微博@Miss琳_爱下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