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希希：每部戏都是从零开始 不躺经验上

撰文、采访/ 徐晓倩

　　《结婚十年》《历史的天空》《幸福像花儿一样》《新上海滩》《楚汉传奇》……从一名憧憬做导演的美工成长为享有盛誉的“收视保障”导演，高希希在这条路上已经专注二十年。最近忙于电视剧《毛泽东》的他，除了饱含热爱的导演事业，还和我们聊起自己的别面人生：小时候举着火把偷偷翻山一夜只为看一部《侦察兵》；最怀念在北京城骑着自行车东奔西走推销自己的青春岁月；作为一名军人，也有着温柔的慈悲情怀；温和的外表下，有一颗充满江湖侠气的心；他最愿意和年轻人在一起，最怕被说老，有电话恐惧症，怕被世界遗忘……就像他来时穿的那件绿花衬衫，充满昂贵的生命力且难以复制。

　　“每一部戏都是从零开始，因为你不能躺在经验上，躺在经验上可能就要出问题。”

　　高希希一直说自己是个讲故事的人，最近他在讲的，是《毛泽东》的故事，是中国首部以毛泽东从6岁开始到建国的经历为题材拍摄的、且片名就叫《毛泽东》的电视剧。如果可以在今年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时在央视准时开播，它就会成为央视有史以来播出的最长的一部电视剧。在最初“极其不愿意地左推右挡”后，高希希接下了这个“军令状”，怎么和别人拍得不一样成了他思考的核心问题，“思前想后了几个月，还是觉得要把毛泽东的人民性拍出来。因为他确确实实来源于人民、扎根于人民，只有抓住体现他人民性的每一个细节，才有可能体现这个神一样的人。”而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把这部电视剧拍得有温度又不失史实，“把他从神坛和地气之间结合起来是很头疼的问题。神坛上的人已经挂在那儿了，你再把他拽下来，不太容易。但不拽下来，如何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事物结合起来？这就是温度。戏拍得冰冰冷冷的，观众就不认可。”

　　与《新三国》不同，前段时间热播的《楚汉传奇》是高希希自己去寻求的偏爱题材。在他看来，《楚汉传奇》基本上还是个历史正剧。“基本上没有偏离历史。历史剧有三个依托：一是记载历史，如《史记》；二是文学记录的历史；三是传说的历史。”对历史情有独钟的高希希偏爱秦、隋唐题材，尤其是秦始皇执政一段，他下一个想拍的历史人物是吕不韦。虽然现在“不雷好像观众觉得不过瘾”的雷剧收视率一高再高让他直着急，他还是会带着《襄阳》去明年的戛纳电影节做宣传，通过这个写了两年剧本、同时具备《哈利·波特》《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阿凡达》乃至《盗梦空间》风格和元素的历史魔幻片，高希希想解读权力之争、善与恶的问题。今年高希希还想拍的就是王熙凤，“我觉得《红楼梦》里王熙凤这个人物很重要，可以避开红学家的骚扰。同时，王熙凤也代表了曹雪芹很重要的核心命题，她从入贾府开始一直到死，是最有戏剧性的人物。”

　　除了历史剧，军事、家庭也是高希希广泛涉猎的题材，于是每一部戏都是从零开始，“因为你不能躺在经验上，你躺在经验上可能就要出问题。”回过头去看，每部戏也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虽说“没有偏爱”，但高希希还是流露了自己对初创时期的《结婚十年》《历史的天空》《幸福像花儿一样》的特别喜欢，因为这些都来自他自己身边最直接的感知，“现实生活你是不得不要考虑的，你本身面临的就是这段生活。”每个细节都是自己熟悉且触摸得到的，可以自然而然地进入，而不像《新三国》《楚汉传奇》那样需要用今天的感知经验去面对过去，带着些许的压力与陌生感。

　　陈道明和陈建斌是给高希希印象最深刻的两个演员，“陈道明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怪的演员，但是在创造性上很优秀，他不断促使你去完成自己要的东西。陈建斌温一点，不会主动，你得去调动他，然后跟他一起共同商量，会有一些新概念出来。”出色的演员与导演之间的相互刺激与调动是种默契，而对大多数演员来说，就更多需要导演来调动情绪，这点给演员徐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导演就是要把彼此之间最优秀的东西互补出来，然后你来选择。选择过程中，你首先让对手得愉悦，他才有创作冲动和情绪。和徐帆合作《结婚十年》，我就是完全放开，希望她全身心地进入另外一个领域里。陈建斌那时还是很稚嫩的演员，很拘谨，徐帆很包容，我说我只要求一点，你们必须像夫妻，这是最重要的。”

　　当年，高希希从美术学院毕业，被分到电影厂，身份从独立画家变成美工。虽然美术也是电影的三大主体之一，但仍然必须服从于导演的主题思想和理念，于是高希希想：“我是不是能也进一进讲故事的环节？因为我有讲故事的冲动，就得努力。”等到了改革开放的机会，张艺谋们给他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机缘巧合，高希希终于开始了一直梦想的导演生涯。20多年走到今天，对导演事业的热爱让高希希一直在行业内保持高度专注，他相信：“作为一个导演，最重要的应该是永远保持像儿童一样的视点去探究、去看待世界，看待你身边的故事或你要表达的东西。这个特别重要，否则没有新鲜感地去面对创作，就会变成灾难，特别无聊。”高希希心目中的最佳导演是斯皮尔伯格，既文艺又商业，生存能力超强，又能体现自己的思想和价值。在高希希看来，100个座位里有80个是满的才算是商业理念成功的电影。最重要的是，斯皮尔伯格也像他一样，永远用一颗童心去面对这个世界。

　　从“西西”到“希希”

　　“自己跟着农民跑出去，打着火把，牵着手，翻过山，‘三线厂’一个月放一次电影，我记得老是《南征北战》《侦察兵》，那天看的是《侦察兵》。”

　　从高西西到高希希，从生长地江西来到北京，从小时候翻山越岭看电影到如今一天不落地看碟习惯，从并不太差的家庭环境来到北京6平方米的、中间还有棵树的地震棚，高希希用超出常人的坚韧坚守着自己对“导演”这份事业的专注与热忱，他的来时路也是他的最美好时代。

　　翻山越岭看电影

　　高希希曾名“西西”，为了纪念他生长在江西，这背后有复杂的历史渊源。高希希的母亲是长沙人，在北京参加革命工作，1957年“反右”，母亲所在的交通部文工团全部支援江西。在随后的动荡浩劫年代里，他的画家父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高希希则随搞声乐后来又到电影厂做剪辑的母亲一起下放，从小就喜欢看电影的高希希“没辙了”。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小时候，他跟着当地的农民翻山越岭一个通宵，就是为了去看一部王心刚演的《侦察兵》。“哇，印象特别深，回来让我妈暴打一顿，打完还去。自己跟着农民跑出去，打着火把，牵着手，翻过山，‘三线厂’一个月放一次电影，我记得老是《南征北战》《侦察兵》，那天看的是《侦察兵》。后来进城了，印象最深刻的电影是《闪闪的红星》，当时对他们崇拜至极，当时演潘冬子爸爸的人后来成了我的老领导，我们还经常一起吃饭，特别有意思。”到北京后，家里要给他改一个笔名，于是稀里糊涂地就把“西西”改成了“希希”。

　　小时候的高希希没有太多雄心壮志，最大的梦想就是每天可以随心所欲地玩，当时家里人管束很严，有画家父亲在前，母亲就天天逼着他画画。他们给高希希的最大影响就是做事情一定要踏踏实实。画家父亲从来都看不上高希希写的毛笔字，因为“他让我扎扎实实练，我从来就画一下搞搞就完了。他说你这样不行，‘你这个字今天写上去明天早上就掉下来了，根本不实，没有功力’。他跟我说中国画讲究力透纸背，一丝不苟，气要灌进去。做事情也这样，你得把事情做实在才可能立得住。这一点我印象特别深，因为父亲跟我说的这个，到现在我都不太敢写毛笔字”。

　　6平方米的地震棚

　　90年代初，高希希还是一个普通的研究生，他的太太在中戏“导表班”，他们同舟共济度过了最艰苦的那段岁月。“她那时已经‘小火’了，在中戏也是校花，我当时很艰苦。毕业后分到电影制片厂，没有房子，我们就住在6平方米的地震棚里，中间还长了棵树呢，剩下基本没地儿了。就在中戏旁的板厂胡同里，在人家四合院外搭的。房子太贵，6平方米地震棚都要100块钱。其实《结婚十年》里的状态和我们完全一样，有几大特点：第一，冬天晚上，临睡前最好排泄干净，因为出去上个厕所太远、太冷了。第二，我们从小在南方长大，对蜂窝煤的运用很不自如，如果压错了煤火灭了的话，晚上就得被冻醒，又不能半夜敲人家邻居的门，两个人只好缠着被子裹着大衣坐在床中间等着天亮。第三，春天时下雨，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虽然度过了如此艰难的时期，但高希希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当时的条件那么艰苦，怎么我从来没感觉到它苦反而还很快乐？“我现在还在追溯，那时每天早上一睁眼就想着赶紧去忙，想着‘那个活儿可能有希望会给我’，‘咔’就去了。人家一说基本上同意我来拍，‘咔’又去了，跟人谈感觉、谈想法，很冲动。从东城到西城就骑着个破自行车，又从西城骑到海淀，到处乱跑。那时很快乐，饿了就吃碗面，接着又走，有奔头。”

　　保持童心看世界

　　除了导演事业，高希希说自己在生活概念里实际上是个弱者。“因为每一天都是沉浸在这个过程里，所以对其他生活好像不是特别关注，但你又不得不关注，因为有很多养分或需要补充的热量都来源于社会和你周边的生活。作为讲故事的人，必须要像海绵一样吸取身边的东西，否则，停滞在十年前的讲故事里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我希望自己既保持一颗童心，又可以不断去观察和面对自己生存的这个社会，这是很重要的方向。要做一个好的讲故事的人，你就必须关注社会、面对社会。”

　　直言特别怕老的高希希一直不希望自己落于人后或者滞后于时代，还为自己总结了几大特点：“一，尽量不跟老年人交挚友。要交就交忘年友，不交挚友，无话不谈的时候我特别害怕我自己变老。尽量与比我小十几岁的年轻人作挚友，从他们身上能学到很多我很难意识到的东西，他们时刻像镜子一样照着我。跟老年人接触多了以后，我会觉得自己也在慢慢变老。最好的办法就是从老人身上吸取高养分，但是少沾边儿，不能跟老人多接触，接触多了就老啦。其二，补充自己的过程中还是要面对年轻人，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这句话特别重要。你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但实际上他说的是寄托在你们身上，但活儿得我们先干。必须要把年轻人优秀和前卫的思想很好地融化掉，变成你自己的行为动力，然后再去面对社会。这样新鲜感才会保持，观众也不会觉得你腐朽，因为你时刻面对观众。我最害怕的就是，在所谓的生龙活虎过程中，你蹦蹬半天，观众觉得你根本离我而去，这是很悲哀的事。”

　　虽然怕老，高希希也一直在考虑“中年危机”这件每个人都难以避免的事，“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潮起潮落的过程，你面对这个思考，要有自己很好的定位。想清楚了就简单了。”回想自己最美好的时代，他脸上写满了希望，就像他的名字那样。“我觉得我最美好的时代实际上是在北京拍《结婚十年》那段时期。我觉得特别美好，因为每一天都充满了阳光，睁开眼就想赶紧去干活儿。”

　　有人形容高希希是灵活、机智、永不知疲倦的小老虎，性情温顺；他倒觉得自己像一条嗅觉灵敏的狗。如果不够灵敏，就无法面对现在的工作，“因为导演这个工作就是时刻把自己所有的毛细孔张开，去吸取或者去面对最动人的事，重新去表现你要表现的故事和作品。”而在面对新事物的时候，愿不愿意沉下来重新从零开始，是高希希面对的最大挑战，“实际上你化腐朽为神奇的这个过程，就是你以前把它归到零重新做功课的过程，你不可能躺在现有的功绩上再化腐朽为神奇。因为你这个‘功’已经用完了，你得再回去重新练功，才有可能化腐朽为神奇。当然，第一轮和第二轮的化腐朽为神奇的归零是不一样的，确实是有经验的积累和经验的再次迸发，这个过程是不一样的，可以规避掉第一次因为经验不足造成的一些损失和浪费，技术、艺术都是一样。你得不断地去锤炼自己，其实最重要的是把自己放到最低，永远不要觉得自己是最牛逼的导演，这个特荒唐。”

　　为爱女感到自豪

　　从高希希的描述中，能感觉到他为女儿骄傲。虽然女儿不喜欢钢琴，却在这方面极有天赋。去年12月，克莱德曼到中国来演出，从700多个孩子里选同台演出者，就把高希希11岁的女儿选进去了。“选中以后她还不去呢，我说为什么不去，她跟人家说‘我不愿意演出，一，我讨厌钢琴；二，我爸爸也不来看。你们要是说动我爸爸来看，我就去’。我说，好好好，我去我去。”虽然女儿为自己“长脸”，但高希希仍然愧疚于没有花太多精力和时间在她身上，太太做制片人也没办法关照女儿，都是奶奶带大的。中央音乐学院的海归教授们都希望女儿继续练钢琴，搞专业，高希希却不乐意，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女儿快乐，而不是成为孤独的演奏家。“我特别不愿意让她搞专业。钢琴太折磨人，很孤独，我太知道了，我表姐就是干这行的。还是希望她快乐一些，自己干自己想干的事。”

　　古迹爱好者的禅味生活

　　“修佛主要是修心，修心就是为了一个字——善。你要做事，就得做善事、好事。心到是最重要的，还要实实在在、问心无愧地去做一些事。”

　　对20岁的自己说——

　　“我还想再回到二十年前。那时我正好刚刚入这行，充满无限活力和朝气，每天睁开眼就在面对社会、面对自己，老是要去挑战，要去不断奋斗。还是要年轻，哪怕还有二十年，我还是要回到年轻的那个状态。当然这样是不可能了，但希望保持那种创作的冲动。”

　　拍戏几乎是高希希生活的全部内容，现在，还加了一块他“极不擅长、迫于无奈”的公司管理。以前习惯于被动型拍戏方式，从毕业那天起就是等别人来找或者向别人自荐，但多年来他也一直心念，如果有机会、有能力，他也要掌握自主权。如今他实现了愿望，却发现管理是门比拍摄更麻烦的学问，只好另请高人来管理，然而主动权在手，他已经可以自己决定想拍什么。

　　对于当下与理想生活之间的衡量，高希希显得淡然很多。“你面对自己现在的创作环境，或者是面对自己这样一个生活空间，你就得这样去工作，这样去生活。因为现在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太厉害了，督促我们这些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不得不去面对竞争、面对思考。整个社会环境就是如此，每一天都面临着竞争，每一部影片都面临着到底收视好还是不好。”

　　作为军人，高希希出国并不方便，而提前转业的夫人却替他走过了世界很多地方，她在欧洲为丈夫预订、采买各种服装，高希希自己却笑言“这个我可不太懂”。实际上，他也是一个特别喜欢玩的人，只是时间太紧迫。“我特别喜欢去世界各地旅游度假，喜欢看有质地的名胜古迹，我觉得里头的故事很有意思。比如山西大同，我是学画画出身的，对北魏时期那种大气、厚重的风格特别敏感，我特别想探究那时的政治、文化和当时的艺术家是怎么想、怎么干的，和少数民族之间是怎么碰撞的？为什么到清朝以后慢慢没落了？越了解越觉得有意思。其实你关注历史久了会发现，它是可以和你对话的。对欧洲特别有感觉，到奥地利逛过一周。还喜欢去博物馆，印象最深的是台北故宫，我们的好东西都被拿走了，很生气。我觉得最奢侈的还是时间，每每都是因为时间的问题不能尽兴。”

　　即使度假，高希希也有个难以改掉的“毛病”：“我有电话恐惧症——这么说可能不是特别准确，就是平时打电话时特别烦，两三天没电话又特别恐惧。所以我在外面待不长，爱人逼我到三亚休息，不超过两三天就会觉得特别恐怖，可能是害怕被世人遗忘，所以希望能马上联系上，能有个事儿，过程中你心里就踏实了。否则你会有被世人抛弃的感觉，还是要释然一些。”

　　多年来，高希希一直保持的“爱好”就是不管工作到多晚，每天都要看影碟，这已经成为深入到灵魂的习惯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出差两三天，iPad上带着就能解决。一般每天最少一部戏，给自己也算是规定动作吧。内容比较窄，比如说好莱坞电影，十年左右，一般我会挑个七八部，一年会挑两三部，重点看，每一年的奥斯卡奖会扫一下。另外，我主要是重复看的片子多，比如《教父》，我可能看了十几二十遍。”

　　除了看碟和剧本，书也是高希希生活中最大的滋养，他喜欢海明威、冯骥才，还买了《三寸金莲》的版权想拍。在成长的过程中，则是四大名著极大地影响着高希希。“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文革期间家里就没有书看了。但我一个好朋友的父亲是个小官员，家里可以买四大名著——普通人还不让买呢。我们那时候都很小，十一二岁，书不能借出来，我就说能不能在你家看，他是我好朋友，就说行。那我就觍着脸去别人家，那时候房子小，他们家在那儿吃饭，我就在旁边看书。叔叔阿姨还老问我：‘西西你吃饭吗？’我说我不饿，实际上饿得要命。就为了看这几本书，每天定点到他们家去看。现在想起来，它挺像一个故事的。除了《红楼梦》我是迷迷糊糊一知半解就把它读完了的，其他都是看得特别入味、特别来神儿的。”而被高希希高中时就当“毒草”看过一遍的手抄本金庸小说，对他产生了仅次于四大名著的大影响，后来他还专门跑到香港给偶像磕了个头，金庸让他对“侠”和“江湖”的理念有了更深刻感触，也让他交朋友时多少有点“江湖气”，当然，他首要看重的，还是善良。

　　高希希还有一个身份，他自己说是“准居士”，因为喜欢佛学的一些思想，又有优势可以跟佛学界的高层人士沟通，所以可以从他们的思想精粹中得到体味，其中几位师父对他影响颇深。“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一诚法师给了我很多教悔，对于人生的顿悟和感受是很有帮助的。另一个师父是五台山的一个方丈，妙胜大师，通过和他聊天确实感觉到，宗教和国家之间的重要意义。所以要完全成为一个佛学者，我觉得自己还不够格，有差距。但我很尊重。修佛主要是修心，修心就是为了一个字——善。你要做事，就得做善事、好事。心到是最重要的，还要实实在在、问心无愧地去做一些事。比如《楚汉传奇》拍完以后，我就跟保利合作拍卖道具、服装，拍了大概280万元，就捐建了几所希望小学。我讲这个是比较实际的，需要和帮助——这是一个人确实要面对的话题。踏踏实实做你该做的善事，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你心里得到一份安慰，世界才能平静。每个人都要面对欲望，谁都想要金钱，但金钱绝对不是唯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