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8日21时38分，95岁高寿的张瑞芳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
她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和世界告别。我想起她曾对我说过的一段话：“道临(孙道临)走了，大家难过悲痛，可如果想到他被病魔折磨着，痛苦地活着，还不如早点解脱。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谁也无法抗拒。”“人活一辈子，只要没有留下太多的遗憾就是最大的幸福。”瑞芳老师的长寿和她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心态有关。她是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她光辉的一生践行了对周总理的诺言：“做一个共产党的好演员。”
我是1963年进上影演员剧团的，至今50年了，一直在瑞芳老师及老一辈的艺术家关心下健康地成长。瑞芳老师对生活充满火一样的激情，她为人率直、真诚、对艺术孜孜不倦地追求，是中国电影人的骄傲，也永远是我们的楷模。
“电影事业后继要有人”
1963年我们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表演系毕业，现在的大学生绝对想不到当年大学生分配找工作要过一道最重要的关口——审查出身、家庭成分，这些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是头等大事。当时上影演员剧团很需要年轻演员，我们这些经过专业培训的大学生是能胜任工作的。可当时人事干部强调出身、家庭成分。后来布加里老师告诉我们是瑞芳老师力争才把我们十个人留在剧团的。瑞芳老师对电影厂人事干部说：“首先我们演员剧团要不要补充新鲜血液，电影事业发展要不要后继有人，要不要这些年轻演员来塑造工农兵形象，现在你们用出身不好作借口不进人。我们党历来的政策是讲出身，但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这些年轻人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接受党的教育和培养，他们有专业知识和表演技能，为什么不要！”由于瑞芳老师的坚持，我、黄达亮、郑梅平……才能顺利地进演员剧团。
瑞芳老师曾说：“我爱所有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一个革命者知道任何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年轻人，要有人来继承事业。1977-1985年期间她主持演员剧团工作，亲自去工厂、学校、农场招人，开办青年演员培训班，60多岁的老人，千万百计创造条件，组织拍摄电视剧《上海屋檐下》。每天陪着年轻演员拍摄，培养了一批年轻演员，这些年轻人后来都成为上海电影厂的骨干力量。
记得1964年大年三十的年夜饭我是在瑞芳老师家吃的。当时剧团为慰问部队排了一个轻喜剧《一百个放心》，讲老爷爷去部队探望刚入伍不久的孙子阿毛，发生了一系列的误会矛盾，最后看到孙子在部队健康成长，一百个放心。我们演出后反响很好。当时刚成立不久的上海电视台定于大年初一上午在电视上直播这个小话剧，于是我无法回萧山老家过年了。放假前，瑞芳老师对我说：“你来我家吃年夜饭吧。”大年三十那天中午我在剧团宿舍看书，朱江老师跑来找我：“瑞芳老师刚才打电话来，让你去她家吃年夜饭，6点钟。这是地址，很好找，在衡山路上，高安路口。”当年我很瘦，才124斤，瑞芳老师特地为我准备了一个蹄膀炖鸡，还为我开了一瓶葡萄酒。饭后我第一次欣赏到严励老师(瑞芳老师爱人、美影厂厂长)为我演奏“锯琴”。太神奇了，一根宽锯条居然能和小提琴一样演奏出美妙的音乐。
过节后一上班，瑞芳老师就很关心我们演出的情况。演爷爷的史久峰(我们都叫他老久)对瑞芳老师说：“我从来没有演得这样别扭过。电视台演播大厅里有三台摄像机对着我们，让我们冲着镜头演。平时演出有观众的热烈反应，现在什么都没有，干巴巴的！今后我再也不上电视台演出了。”我的感觉也一样。瑞芳老师听后大笑：“你们开个头也好。今后电视这玩意儿肯定会大发展，西方很多国家都已经普及了。这给我们演员提出一个新课题：怎么样面对摄像机，怎么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进行演出，还得有好效果。”
我这50年来深深的感受就是瑞芳老师教我如何做人、如何演戏，是她关心着我们年轻一代健康成长。
“老乡的生活可有改变？”1964年9月在华东局的组织安排下，我们上影厂一部分创作人员和空军政治学校的师生，以及华师大政教系的同学去安徽定远县搞“社教”，我和瑞芳老师分配在一个小组，在靠县城近的一个南塘大队蹲点。
记得当天到大队部后我们傻眼了。大队部是一所空荡荡的大房子，周边均是荒地。问生产大队长厕所在哪，他说“厕所！没有，我们都习惯拉野屎。”我们立即放下行李，部队张教官让大队长马上借几把铲子来，再送两担秫秸秆来。大家动手在大队部后面荒地里挖了两个大坑，用秫秸秆围了起来成了男女两个厕所。瑞芳老师在大队部住了八个多月，就在这里上厕所，其艰苦程度是现在年轻人无法想象的。后来我几乎跑遍了整个定远县城才在一个小杂货铺买到一对痰盂罐，上面还印有喜字，这才解决了瑞芳老师冬天上厕所的困难，瑞芳老师还把另一个送给师大的女同学小张。在搞社教期间我们几乎天天吃高粱糊糊山芋粥，菜就是萝卜缨子。瑞芳老师便秘很严重，我常去县城药房买“一清松”药片。但她就这样坚持下来，毫无怨言。
更可贵的是瑞芳老师几乎走遍了生产大队的家家户户。老百姓的生活实在太苦了，很多农民家里根本没有桌子、凳子，只有泥糊的土炕，上面铺上秫秸秆就是床。还有也是用泥糊的可以放高粱粉的缸。衣服也几乎只有一套，天冷了把棉絮塞进去成冬衣，天热了再抽出来。有的农民孩子多，小孩全是光屁股的，天冷时都在床上度过，盖上一条破棉被。瑞芳老师是工作队队长，她严格要求我们一定要尊重生产队的干部——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他们能为农民服务很了不起。我们走访了很多干部家庭，家中也都是一贫如洗。由于理解、尊重，所以很多干部很快就说清了自己的四清四不清问题，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或是态度作风问题。瑞芳老师常常和干部们促膝谈心，感动了很多干部。因此我们和南塘大队的干部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住在朱老奶奶家中，她十几年的老烂脚一直没治好，瑞芳老师为老奶奶送来消毒棉花绷带，让我每天坚持为朱老奶奶用淡盐水洗伤口，后来她打听到一个土方子，用鸡蛋黄熬油，擦涂伤口，经过5个多月的治疗，终于治好了朱老奶奶的老烂脚。
1965年5月，我们即将结束社教返回上海，瑞芳老师知道群众根本就没有文娱生活，她就把在其他几个大队蹲点的演员全集中起来，当时有导演郑君里、严碧丽，摄影彭恩礼，演员还有顾也鲁、康泰、吴云芳、曹雷。瑞芳老师希望我们赶排一台小节目，到各大队巡回演出。我们几个赶排了独幕剧《小保管上任》、《一分钱》，还有演唱、大实话、对口词，足足有两个半小时的节目。瑞芳老师审看后非常高兴。演出小分队跑遍了定远县18个大队，每到一个大队，当天晚上，就用8张八仙桌搭一个台，四角挂上4盏汽油灯，农民白天干活，晚上才有空看演出，观看人数总在一两千人以上。当时瑞芳老师要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一员去日本访问，先回上海，临走时对我们说：“你们辛苦了，回上海我请你们，犒劳犒劳你们。”
当她从日本出访回来，整个形势大变，很快就进入了“文化大革命”，她吃了很多苦，可她从来没有忘记过定远县的老乡们。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在厂里接到朱老奶奶儿子朱开明的来信，他们问候瑞芳老师，我带着信去看瑞芳老师，瑞芳老师无限感慨：“不知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可有改变。”
1977年瑞芳老师对我多次提起：“咱们去看看定远县的老乡们。”终于在电影局的支持下，我陪瑞芳老师去了定远南塘大队，走访了好多生产队。很多干部农民对瑞芳老师热情极了，朱老奶奶更是逢人便说是瑞芳老师的关心才治好了她多年的老烂脚。瑞芳老师看到老乡们的生活已有了很大的变化，由衷高兴，我多次看到她在抹眼泪。她的心中永远装着人民，永远关心着人民的疾苦，她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告诫自己要相信人民”
在“文革”中，瑞芳老师被当作“四条汉子”的忠实帮凶，历史上一直跟随着“四条汉子”。所有演出的话剧都变成了“反动”，全国人民喜爱的“李双双”也戴上“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大帽子。就这样，曾为党的十一大十三大代表，第三届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一个全国人民喜爱的电影表演艺术家，也不明不白地在监狱里关押了3年之久，只有一个小窗户才能看到外面的天空，后来获准打扫牢房的走廊。终于有一天她听到远处传来放映电影《南征北战》的声音，让她有了希望：“影片能重映，说明离春天不远了！”1969年底她才结束了审查来到奉贤“五七干校”，回到演员组参加劳动大批判。她清瘦多了，忧心忡忡，满头白发，沉默、思索代替了她的开朗、率直的性格。我们演员组在干校负责种菜，每天都去地里干活，这种时候大家心情适畅多了。我们种的萝卜挺大挺水灵，在地头吃上自己种的萝卜，瑞芳老师说“萝卜蜜梨”，让大家开心极了。
1970年严励也被解放了，他成了首批被结合的干部，在干校政宣组工作，负责干校广播站。他挑了我和沙洁做广播员。从那以后我们见面就不叫名字了，我们叫他“严台”，他叫我“一号”，叫沙洁“二号”，我们一直这样称呼直到他1999年离开我们大家。
在干校，我只有一次看到瑞芳老师放声大笑。当时工军宣队让我们年轻演员排京剧《红灯记》去周边农村演出，让我演剧中日本伍长一角。高博一直跟我开玩笑说我不像日本兵倒像高丽棒子。一天下午我们在食堂彩排，中间我回宿舍喝水。正好演员组都在门口围着读报，高博又笑我了：“看，高丽棒子来了。”我没理他，进宿舍喝完水出来，突然抽出军刀在高博的后脑勺比画着：“你的，八格亚鲁，大大的坏，死拉死拉的。”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把高博吓倒在地，所有的人都乐了，瑞芳老师开怀大笑：“小孙这下演得真不错，有点意思。”大家心情都可以理解，但到哪一天才能再演戏啊！
1971年我从干校借调到上海译制厂参加配音，这在当时算是幸运儿了，总算能搞创作了，又能看内参了，开开眼。不久瑞芳老师也被借到译制厂参加配音。好莱坞大明星嘉宝主演的《瑞典女王》陈叙一点名要瑞芳来配音。大家都很珍惜这样的机会，瑞芳老师认真极了，嘉宝演得好，瑞芳老师配得也动情、求真，展示了瑞典女王多侧面的性格特点。其实瑞芳老师在1950年代就参加过苏联影片《白痴》的配音。瑞芳老师对当时译制片的创作氛围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多次跟我谈到：翻译的剧本大家可以提意见，使台词更丰富准确。演员在棚里配音，外国人名念得不对时，在外面候场的人可以打铃告诉棚里，及时提醒改正。补戏大家也是畅所欲言，最后由导演集中进行补戏，保证配音质量。我后来就留在译制厂工作了。因为离淮海中路近，所以常去看望瑞芳老师和“严台”。“四人帮”未打倒前，严励在家每天临摹《清明上河图》，瑞芳老师每天给他做饭。严励也真了不起，以极大的毅力完成这幅长卷的临摹。当时我常问瑞芳老师：“这运动搞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瑞芳老师很深沉地说：“这几年我一直告诫自己，要相信我们的党和人民。”
“我是电影战线一老兵”
“文革”结束后，瑞芳老师工作忙极了，她是上影厂党委委员、演员剧团团长，又主演了电影《大河奔流》、《泉水叮咚》。1985-1998年先后担任第六届、七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和上海政协之友副理事长。1999年8月正式离休，离休后她还为老人们奔忙，筹建了“爱晚亭”养老院。
我在1999年因人事关系提前一年退休，退休后时间更充裕了。常有时间去看看瑞芳老师，我们海阔天空地神聊，瑞芳老师思维清晰，还是那样率直，怎么想就怎么说，每次到她那儿总会得到不少教益。
有两件事让我感触颇深。
这些年我也偶尔参加一些剧组的拍摄活动，我把剧组的事情告诉瑞芳老师，她也爱听，我说了一些看不惯和不满之处。现在有些年轻“明星”可阔啦，下剧组带上两三个“保姆”，照料生活起居，在拍摄现场又端茶又倒水的，打伞扛椅子，准备服装道具不说，还要负责说戏、背台词，导演的要求往往也通过这些“保姆”传达到“角儿”、“明星”那儿。“明星”主要精力放在化妆上，不断地照镜子，如何把自己拍得更漂亮些。
瑞芳老师很认真听我发泄后，对我笑笑：“这很正常嘛！明星有条件供养为她服务的人，这有什么可指责的。她想把自己拍得美一些这也很正常，年轻演员的黄金时间也就那么几年，只要戏合适，是那个人物。她们抓紧时间多拍一些戏在荧屏上留下美好的倩影让观众能享受美，有什么不好呢！”这一说让我哑口无言。
我又把话题转到现在媒体报道往往一窝蜂，把一个女明星捧得那么高，吹得那么神乎，这合适吗？
瑞芳老师很平静地说：“市场竞争，媒体、新闻报道在激烈地竞争，要争收视率，收看率、争报刊的发行量，不抢新闻行吗？当然报道一定要真实，别华而不实，哗众取宠，把年轻人吹得晕晕乎乎，我看这也没什么，也属正常。”
我急了：“瑞芳老师，在你眼里这一切都正常，就没有不正常了。”
她还是那么平静：“我们不要只苛求年轻演员，他们有创作激情这是好事情，只要演员能自尊、自爱——这一点很重要，有了这个就一定会在生活道路上总结教训，不断前进，我们不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吗？”
瑞芳老师就是这样一个心胸开阔，关心年轻演员的老艺术家。
还有件事是从怀念道临老师而引发开来的。瑞芳老师很敬佩道临老师的敬业精神，说他是一位多才多艺、富有学识修养很全面的艺术家，为中国电影留下一份宝贵的财富。但瑞芳老师又说，我们任何一个演员都要有自知之明，要遵循自然规律，上了年纪要服老，干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就劝过道临，你都85岁了，还能下剧组吗？还能指挥千军万马吗？有的事情该让年轻人去干了，你主要任务是养好身体，有精力看看剧本，出出点子。”
瑞芳老师对我说：“你现在身体还行，还能蹦跶，就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情。我早已心有余而力不足，人到老年一定要有自知之明，尽量少参加活动，别给人家添麻烦，我现在就在家里看看书报，看看电视。我干了一辈子电影，我是电影战线一老兵，我能不关心电影吗？我现在把自己比作是运动比赛场上的一个看客。把看电影当作看运动比赛一样。看年轻演员、导演各显神通，拍各种各样题材的电影，互相竞争，互相比赛看谁演得好、导得好，我作为一个看客，为成功者叫好，为失败者惋惜，我现在的功能只有当看客的功能。看完比赛，有什么想法，老朋友来了就一吐为快。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态。你过几年也会蹦跶不动，我劝你也做‘看客’。”
跟瑞芳老师聊天，她那宽广的胸怀会感染你，让你激动，她的心态多么平和。我想起黄宗英老师写过一首诗，最后有这样一段诗句：一个人只要积极乐观，心态平衡，多想着别人，他就永远不会老，这才是最好的灵丹妙药。
瑞芳老师，我们永远怀念您！
(备注：张瑞芳于2012年6月28日晚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95岁。此文为纪念文章。作者系上海译制片厂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