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3年参加工作到1996年退休，我在上科厂整整工作了43年。回顾这段人生，从一个普通的动画描绘员到一级摄影师，我觉得我很幸运。
1958年，当时中央上海摄影站就到我们厂单独成立了新闻片组，钱厚祥是原上海站站长，做组长。一共是6个摄影，四五个编辑，因为人少，新闻从采访到主题确定、前期制作都是一个人，这个阶段对我锻炼很大，打下了独立工作的基础。从新闻片组出来以后，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拍的时候就在想以后要怎样编，自然而然会把编的想法融入摄影中去。在上科厂和东视(编者注：东方电视台)合并之后，老科影的摄影师在电视台被当做工具——“傻瓜机”。我就跟东视讲，“在科影厂，摄影师是主创人员，是很重要的角色。摄像在电视台里面也应该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镜头都是摄像拍下来的，后期只是编辑。科影这些摄影师都是经过多年培养的，不是‘傻瓜机’，你们对摄像很粗鲁，很不应该。”
从摄影的角度，我看一篇文章，不单是看文字，画面自然就浮现出来了。后来单独拍科教片的时候，虽然也有导演，但我有自己的一套，文学剧本来了以后，导演要分镜头，我也要分镜头，我分的是每个画面的镜头，这个内容能用几个画面讲清楚，里面近景多少，中景多少。我拍过一部叫做《断臂再植》的片子：杨浦区汽车装备厂的女工小刘四个手指在操作时意外切断了，被送到第六人民医院急救。我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赶了过去，从中午12点，到第二天12点，才把手术拍完。因为手指的血管很细，接起来困难很大，医生都是在显微镜下操作的，我要把缝合的镜头拍清楚，必须要用放大摄影的手段来拍，当时我胆子也很大，就把镜头拔出来，一个手扶着镜头，一个手拿着摄影机，用肉眼去看，等焦距清楚了，我就拍。所以这个片子的显微摄影都是现场拍摄。当时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上海，参观第六人民医院，把我拍的片子放给他看。西哈努克亲王握了我的手，跟我说，“你拍得很精准，感谢你。”
其实我这个人蛮笨，一到外景地，我就要四处去转，到处去寻找影片里需要的画面。笨鸟先飞，多看看，了解一下，拍的时候就能心中有数。李荣普导演、我摄影的《韶山关区》开场那组镜头，是我有天早晨我起来到山顶，看到一片树林，云雾缭绕，很喜欢，后来我去了好几次，拍下来了。片子里还有一个亮相的镜头，画面里全部都是枫叶，镜头徐徐往前走，透过枫叶，看见韶山关区。这个镜头虽然很短，但是很花功夫。
我在1980年代，拍了8部片子，三下南极。在南极拍摄的最大问题是我没有脚本，也没有人跟我讨论研究。南极的冷不一定能杀人，南极的风能杀人，什么都看不见。规定外出的时候一定要两个人以上才能出去，碰到暴风雪必须原地不动，向站里报告，方便营救。在南极，所有动物都是受到保护的，所以企鹅不怕人，但是我们也不敢做大的动作，不敢到企鹅群里去，只在旁边静静地守着。工作了两个小时没什么感觉。等回去他们一看到我就喊，“老高你的脸怎么了！”我这时一看，脸和手都肿起来了，随队医生说我的皮肤都冻坏了！后来用温水泡了一个小时，把脸涂成一个大花脸，站长跟我说：“高老头，以后一个礼拜都不准到外面去！”结果我三天后又出去了，所以我在那儿有个外号，叫“不要命的高老头”。到了9、10月份，海豹产子的季节，我总共拍到了两次产子。有次有两个德国科学家到我们站来玩，我告诉他们我拍到小海豹降生的过程，他们很惊讶，因为他们在南极呆了5年，一直想看海豹产子，都没有看到过。
回想起那时候在上科厂，我们拼命地拍，都是为了这个事业。现在想想，上科厂在这个社会主义建设中间，不能再发挥它的作用了，这对国家来讲是个损失。科教片不能作为一个商品，应该作为智力投资。北京科影和中央电视台合流以后，有了一个科教频道，还在朝气蓬勃地发展，中央电视台每年还给他们扶持。我工作43年，对于上科厂的解散，实在是觉得可惜。我希望这个事业还是能恢复，人民还是需要科教片的。
(作者系原上科厂摄影师，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现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此文由早报记者黄小河根据采访录音整理，实习生曾嘉惠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