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前的10分钟不再 沪产科教片走过60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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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上科厂老导演殷虹带领的摄制组1960年代拍摄科教片《泥石流》时的留影。上图为上科厂老导演殷虹带领的摄制组1960年代拍摄科教片《泥石流》时的留影。项先尧:是的,中国科教片的理论是照搬苏联的,当时成立上科厂的时候,所有科教片的教材,都是从苏联那里翻译过来的。

上科厂开创初期的室内搭景拍摄。

  上图为上科厂老导演殷虹带领的摄制组1960年代拍摄科教片《泥石流》时的留影。

上科厂1979年拍摄的《敦煌艺术》。

上科厂开创初期的室内搭景拍摄。

上科厂开创初期的室内搭景拍摄。

  项先尧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上海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上海电影家协会会员,上海电视台编辑、记者。1975年开始,参与科教片《天体的来龙去脉》、电视专题片《银幕上的教授》、《走出精神障碍的困惑》、《警惕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危害》等的拍摄,作品多次在国内外获奖。

上科厂1979年拍摄的《敦煌艺术》。

上科厂1979年拍摄的《敦煌艺术》。

  1990年代之前,中国的电影院里没有爆米花,没有广告,正片放映前,总会有一段10分钟左右的“加片”——科教片。在那没有电视、网络的时代里,这些科教片是人们了解科学知识、历史人文的重要窗口。在战后全球范围内科学教育浪潮的背景下,它们既沿袭了苏联科教片传统,也结合了中国电影人在匮乏条件下的聪明才智,同时,它们是几代中国观众的集体记忆。

  但,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现在,传统科教片的没落是时代的必然。作为中国科教片的重要生产者,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的生命终止于1990年代的改革洪流之中,至今,上海再没有拍过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科教电影。

  今年是上科厂成立60周年,在这样的节点上,在孩子们普遍观看外国科普电影的当下,早报记者采访了几位上科厂的“遗老”和科教电影研究者,试图发问:曾经辉煌的国产科教片,留下了怎样的科学精神和电影精神?

  早报记者 黄小河

  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以下称“上科厂”)自1953年建厂至1995年底,共拍摄制作了《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1961)、《敦煌艺术》(1979)、《盐湖》(1979)、《泥石流》(1965)、《中国首次南极考察》(1986)等各类科教片1555部,其中在国内外获各种奖项的近百部。不过,自1990年代上科厂“影视合流”(上科厂的职工并入电视台等单位)之后,沪产科教片的辉煌戛然而止。

  今年是上科厂成立60周年,作为上海音像资料馆科普内容资源抢救与开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上海音像资料馆主办的“老科影人口述历史”项目日前已经完成。项目团队历时1年多,采访了包括殷虹、杜生华、高翔、项先尧等著名科教片导演在内的30位科教电影工作者,其中口述史项目的负责人虞伟红告诉记者,大部分老人都已七八十岁高龄。不久前,上科厂老导演殷红已于6月1日因病逝世。6月7日至28日,上海音像资料馆在上海图书馆举办了4场上海科影经典科教片展映,听到殷虹去世的消息,上海音像资料馆决定首场放映改为放映殷虹导演的作品,以此向逝者致敬。

  “老科影人口述历史”在分享当年科教片的幕后故事的同时,更像是提出了一个疑问:早在几十年前,上科厂就已经拍摄出像《糖尿病》、《台风》这类既实用又有科学知识的影片,现在观看,仍趣味盎然。为什么在资源丰富的当下,国产科教电影反而不复当年的景象?

  故事片规格的科教片

  上海科学教育电影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18年,那时的商务印书馆影片部就已经开始摄制教育片。1953年2月,上海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1958年至1962年,上科厂成立新闻片组,拍摄上海新闻与纪录片,迎来了创作上的第一个高峰,当时全厂编导、摄影人员约占全部职工的五分之一,同时成立20多个摄制组。每当厂里接到一个任务,通常会派三四个摄制组奔赴各地。“速度快”、“干劲大”,是上科厂的老人描述当时创作状态时使用最频繁的词语。

  在采访中,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建国10周年上科厂拍摄的国庆新闻片。“10月1日拍摄完,10月2日胶片就到电影院了。”导演殷虹说,“我们那时候是很了不起的!拍了就送洗,配上解说,晚上就放。比电视台还快,干劲大得不得了!当时新闻片组年产影片100多本(部),北京叫新闻简报,报道全国新闻,上海每个月出3个,拍的是上海新闻,发行到上海、南京和杭州。那时有大搞电影的气氛,山东厂、湖南厂、西安厂,都到我们组里来学习。”

  因为上科厂大部分人员都是从各地的故事片厂调来的,所以创作者们习惯用拍故事片的方法来拍科教片。《把上海人民的关切寄往台湾》(1959)是导演陈冀进厂后拍的第一部纪录片,“我能够得心应手,全凭我原来搞过戏剧。”该片除了反映上海城市面貌、统战人士出场讲话,还有著名演员的演出片段,京剧演员周信芳、盖叫天,越剧演员袁雪芬等每个剧种的代表人物都有片段,现在这部影片成为了很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总结上科厂之所以获得辉煌成就,上海戏剧学院电视编导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方方教授说:“上科厂的成功是综合因素。首先,过去的科教电影和现在的科教节目在本质上有很大的区别,二者在生产方式、工作方式甚至节奏上都截然不同。上科厂的人都是科学的拍摄流程定位,而现在的科教节目就是三个字,短平快;其次是人,上科厂每个创作人员的基本功都非常扎实,这样的团队,连一个灯光都不是弱的,他们配合起来非常默契,五个手指头伸出来真的是样样行。”而最重要的是,方方认为,那时的创作者非常清楚一件事,就是对待科学的事情来不得半点马虎,“他们对待科普有着敬畏和尊重,完全依循创作规律。”

  拍完片子比专家还专家

  但拍科教片和拍故事片又不完全相同,曾为《天体的来龙去脉》、《蜜蜂王国》等科教片作曲的邱悦深有体会,“科教片题材太广泛了,从宇宙天体到微生物、电子原子,从考古到最尖端的科学内容……以往科教片音乐基本就是背景音乐,一个陪衬。”于是,邱悦在第一次参加科教片音乐创作会议的时候,提出了用小乐队来写科教电影音乐,当时很受关注,在为《蜜蜂王国》作曲时,邱悦用弦乐的四重奏来表现蜜蜂飞舞的轻快;在为《高山植物》作曲时,邱悦又在不同的藏族音乐里吸取了不同的元素,仅仅一支单簧管或一只小号就烘托了整个氛围。邱悦最后总结道:“不管是故事片还是科教片,创作本身就应该是创新。”

  拍摄过《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的导演杜生华是从长春电影制片厂调过来的。原上科厂摄影师高翔评价说:“杜生华拍片子很严谨,分镜头分得很细,每一个字都要推敲。一到现场,他就把握摄影机,讲究得不得了;拍《泥石流》的(导演)殷虹也是个不要命的,去过很多次西藏,吃饭,一碗阳春面加块肉就好了,他是把事业摆在了第一位。没有任务的时候,他嘻嘻哈哈的,一有任务就很严肃。科影厂的导演片子拍完,都比专家还专家。技术指导对很多问题说不清,他们却能说清。”

  观众们不知道,短短10分钟的影片,背后是创作者半年到一年的辛苦制作。曾做过上科厂厂长的徐志义1963年进厂,拍《中草药》时,他挑了最艰苦的北方去拍摄,“有时候爬山要爬一整天,还是会拍不到什么,晚上就借宿在村子学校里,把课桌一翻,老乡拿来的被子一盖。” ;拍《盐湖》的时候,“我们去了青海柴达木盆地,盐湖从高空看很漂亮,四周都是白色的,中间是绿色的湖水,那儿全部都是盐碱地,周围都不住人。青海湖研究所给我们派了五辆车子,吃淡水要到90公里以外用水管车拉水,再用卡车跑到新疆去拉蔬菜、伙食,待了三个多月。”

  “科教电影是 一项智力投资”

  1975年进上科厂,20多岁的项先尧做的第一份工作是制片。随着上世纪90年代后期“影视合流”,项先尧也和其他老科影人一样到了电视台。现在,他是老科影坚守拍片的最后一人。项先尧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先后拍摄了上科厂建厂50周年的专题片《银幕上的教授》、《走出精神障碍的困惑》、《留下绿水蓝天》、《警惕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危害》和《蓝藻暴发——大自然的警示》等科普电视节目,还执导了大型科学纪录片《中国珍稀物种》,目前已先后拍摄了《中国大鲵》、《扬子鳄》、《震旦鸦雀》、《岩羊》、《文昌鱼》5集。

  曾有轰炸机协助拍片

  :能不能说说当年拍片的情况?

  项先尧: 1975年我进厂的时候,“文革”还没结束,很多人还在“五七干校”里没有回来。倒回到50年代,科教片是为了介绍科研成就、宣传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为了配合五年计划、工农兵生产。1975年虽然还是和意识形态紧密结合,但是也出了一些好片子,比如《天体的来龙去脉》。当时全国包括上海、长春在内的4个电影厂分别拍了4部有关天文的科普电影,这4部影片就是为了证明辩证法,证明地球是自然形成的,世界上是没有鬼神的。当时审查这些片子的是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天体的来龙去脉》总共60分钟,从开始筹备到拍摄完成前后花了3年,跑了很多地方,当时还搭设了一个很大的摄影棚,现在看也算是大投资的大片了。在当时,拍这样的片子,国家是不惜工本,是没有预算的。我们当时拍片子,没法航拍,部队甚至出动轰炸机协助我们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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