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每个人都是秘密的囚徒

麦家

　　采访/ 徐晓倩

　　最近，斯诺登让大家对“秘密”一词兴趣重燃，就像我们本期采访的私享家麦家所说：“每个人都是秘密的囚徒。”当作家，他是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享誉国内外；做编剧，《风声》《风语》《暗算》无一不为人所知，更被誉为当下中国最会赚钱的编剧；当军人，29岁即位及处长；当下，他出版新的精选之作《非虚构的我》，更在家乡做起“麦家理想谷”。他是听风者麦家，和你我一样，都是秘密的囚徒。

　　“作为一个作家，我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身边的杂志社、出版社，说白了都是一群势利眼，他们宁可喜欢名人的烂作品，也不喜欢一个无名作家呕心沥血的作品。”

　　除了闭关写《风语3》之外，麦家最近在忙乎的就是他的“理想谷”。 这是一个书店综合体：文学，阅读，写作，公益，诗意，是它的形式和内容。地址在他老家富阳上林湖，一个环境超好的山坞里，山谷被密不透风的植被覆盖，巨大的水库一汪碧绿，建筑都是欧美风格的别墅，以致麦家经常错觉“进到里面仿佛来到异国他乡”。在这里，麦家希望自己做一个文学青年的良师益友，给那些还在默默写作但有潜力的年轻作家免费提供写作条件，如果写出好作品他也会帮助推荐出去。“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但需要鼓励和推动。你长期默默无闻，一个人孤独地跋涉，自信心是很容易被摧毁的，如果他跟我坐在一起聊聊天，或者被我赏识，对他来说就是一种鼓舞和推动。”

　　什么样的书会被放进麦家的理想谷？答案是文史与宗教。在麦家看来，一个人最后都会走向宗教，尤其是搞文学艺术的人，宗教可以让人心变得更加平和善良。他信基督，而“基督”二字在童年曾经被他视为洪水猛兽，因为信基督的爷爷被人当怪物看，被打击、嘲笑、歧视。在麦家40岁时，他意识到自己开始“对它产生感情”了。面对很多人带着世俗的愿望接近佛或基督的当下，他认为这已经和宗教相悖。“宗教终极目的是让人变得更干净，是一种欢喜，一种让心放下来的教养。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累，危机重重，因为你的心没放在心的位置——心被放在脑门之上。由于觉得危机四伏，你会对他人不信任，给自己设置种种困难和问题。人是群居动物，如果对同类产生极度怀疑恐惧，这个人某种意义上已经被异化了。”

　　从去年宣布成立理想谷到现在，麦家和他的团队每天都能收到不少作者从全国各地寄来的信和作品。有人手写十几页的信来告诉麦家他们心中的文学梦；有人寄几十万字的作品希望有机会可以出版；还有很多人留言，说自己如何承受着来自社会、家庭和内心的压力，坚持写作时的迷茫、孤独和无助。对于来信、作品之多，麦家是有心理准备的，可他没想到的是，这些年轻人，在文学写作这条路上的艰苦与孤独，和二十年前他所经历的，几乎是一样的。“这些年我们的物质生活也许富足了不少，可是我们的精神世界，甚至是更贫瘠了。我在这些人身上看到了对文学的渴望，这种渴望是发自内心的、真实的，这让我感动。作为一个这些年还有点名气的作家，我觉得我除了写好自己满意的作品，还有些责任，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一个创作、发表的平台，毕竟文学不是绝望的代名词，它应该是代表着理想和希望的。”那些仍然在坚持写作的年轻人，也许他们的作品还不够好、不够成熟，但因为他们的坚持，让麦家更坚定了“理想谷”存在的意义。

　　如今，理想谷正逐步成为麦家与年轻写作者“干净”交流的平台，“一个写作者，若跟年轻人隔阂，触不到这个时代的脉搏，不了解现在的年轻人想看什么，要写出让市场认可的好作品，我觉得不太可能。我是和市场很亲密的作家，我无法抛弃市场，某种意义上读者也需要我。”他愿意和年轻写作者交朋友，免费为他们提供吃住，用自己的资源优势把他们的作品推荐给相关出版人。即使不做理想谷，他也努力帮助后来者，如曾获郁达夫小说奖的陈河。

　　对麦家来说，文学就是他的信仰。“一，文学给了我很多；二，到了这个年龄，我觉得不太可能再去做另一个事。如果剩下的时间中，我能再上一个台阶，出一两部自己真正满意的作品，这一生也就特别生动饱满，对得起自己。但话又说回来，正因为声名鹊起——其实是违背写作规律的，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我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没成名前，渴望得到这种东西，但真正成名后，它绝对是伤害你的。现在我已经没有大把大把可以了无牵挂地坐在电脑前持续写上一两个月的时间，我现在都是躲来躲去地写作，家和工作室慢慢都被人知道了，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找上门。人家觉得我好不容易到你这儿，曾经看过你的书，想见一面是很简单的愿望。我觉得也不过分，但对我来说，上门就是客，我哪怕跟你聊十分钟，这一天我可能也再写不了了。为了保持创作激情，我要非常谨慎，从早晨起床就开始调整自己的情绪，避免情绪波动，绝对不能生气。我甚至因此不敢去散步，怕撞上烦心事，早上都是在院子里转转圈，吃饭也不敢饱餐，因为吃饱了头容易昏。如果写长篇，这种谨小慎微的日子可能要持续写几个月甚至一年。”

　　“写作是女人最好的毁容药。”麦家对这句话深有体会，他很希望自己养成像上班一样的“职业写作”状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至今没有。“我是拼命写，累了就休息。一般每天都写十几个小时，睡觉时间很少。写半个月，最长也就一个月，就生一场病，休息三五天，缓一缓，又开始写，非常伤身体，但又没办法。人年轻时，是可以折腾的，生命力是被折腾出来的。但年龄不饶人，45岁后最明显一点就是睡不好觉，比如以前我写到深夜两点钟，离开电脑，躺下就睡着，现在不行了，要吃安眠药。总之，写作特别熬人，是最累的一件事，身心都累，很多人觉得写作是脑力劳动，其实它还是体力劳动。”

　　麦家一直想挑战写一部爱情小说，可惜“发起三次冲锋都溃败下来”，让他不得不承认作家总有自己的局限。“被人称为谍战的小说，我已经写了很多，素材和感情积累都越来越稀薄。当然也可以继续写下去，但写作上如果没突破，它就是一次商业行为而已。我觉得自己也许还有五六年时间可以写，调整得好，可以开辟一个新领域。一个作家，最大的虚荣心就是想写出一部自己满意的好作品，我想趁年轻挑战一下自己，满足一下这个虚荣心。可折腾了七八个月，想念中的爱情小说还在想念中，写过三个开头，有一个已经有六万多字，不满意，都删了。所以，我想先停下来，把《风语》系列写完。我的写作经验是，当遇到障碍时不要去正面强攻，不要硬写，冷却一下，重新再开始时可能会更有激情。就像谈恋爱，谈皮了，不痛不痒地往前走，很难走到终点的。写长篇真的就像过日子，开始你的情绪必须要饱满，写着写着情绪会慢慢降低，如果开始就低后面就没了，那日子怎么过？只有散伙。”

　　麦家被称为“谍战之父”，可他说自己其实跟谍战毫不搭界，“一个人被捧读和误读是成正比的，何况我的作品被大量改编成影视，出于宣传需要，贴了各种吸引人眼球的标签。其实我的小说根本不是谍战小说，谍战至多不过是个外套。我写的是人，探讨的是人心，不是职业，更不是阿汤哥那种被好莱坞化的商业。”

　　《解密》是麦家倾注十年心力所写的作品，写天才的成长与毁灭，世俗和非世俗生活的对抗，有种一直拉扯人追看下去的魅力，并被狂热的好奇心所驱动：这些天才都是真实存在的吗？作家是怎么拿捏得如此恰到好处的？“这当然跟我的经历有一定关系，但真正我经历的事是不能写的，那是国家机密。再说我在那个部门待的时间很短，几个月就离开了。正因为走得早，不了解他们就走了，所以他们一直生活在我的想象中。这是作家最好的写作动力，你老惦念他们，像一个贼老在惦念某样东西。”我妄测他一定有很多秘密，“贼”偷到的秘密越多越无处“销赃”，成了他说的“秘密的囚徒”，麦家却回应：“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秘密的囚徒。我写作的价值观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尤其是自己，能从秘密的枷锁中走出来。我也希望读者能通过我的作品认识到生活当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假象，学会对这个世界发生质疑，用怀疑的目光去刺破包装在***之外的种种面纱或是假象，这就是我写作的主题。”

　　阅读与写作都是写作的良师，在麦家看来，“写作的最好老师，就是写作本身。你反复写，反复推敲，就会发现，像爬山一样，肯定有捷径的。一下子就找到捷径，那是天才，是个案，不可求。一般人都是在反复摸索中找到的，走很多路，四面八方都走，让脚印去丈量智慧。”《解密》就是麦家经历的最艰苦卓绝的一次写作，折腾了十年，他将自己的青春与成长都交给了它。“由于没踏上文坛，自信不足，写作过程中自我怀疑、否定是家常便饭，所以写得很不顺。更何况我们有些编辑是势利眼，他们宁可喜欢名人的烂稿，也不要一个无名作家呕心沥血的作品。但正因为受尽折腾，时间跨度特别长，我的写作技巧和耐心反而得到了加倍的成长。”《解密》被10多家出版社退过稿，退一次稿就是被人抛弃一次。这成了麦家心里的一个痛，也是他今天想开理想谷的原动力。

　　也许是曾经辛酸的童年赋予他对文字虔诚的信任，也许是曾铸多年青春于一炉的《解密》却恶遇出版挫折，也许是一路走来发现只有文字才能迁就自己的所有情绪，缓和与现实世界的种种冲突，麦家更懂得一个无名写作者的艰辛。在名利扶摇的背后，他说自己“笨拙，谨慎，辛苦”，最大的挑战是能不能经受住名利的诱惑；热爱兔子并每年禁吃一种动物；不再熬夜看球，开始憧憬自己晚年的诗意生活。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秘密的囚徒。我写作的价值观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尤其是自己，能从秘密的枷锁中走出来。”

　　对20岁的自己说——

　　“你懂事太迟了。那时我挺迷茫，还沉浸在年少时的情绪中，心中充满恨和痛。我成熟得比较晚。花开太早不见得是好事，成熟太晚也不见得是坏事。人生没有公式，人生是迷宫。”

　　我为什么叫麦家？

　　“说得难听一点，要跟官员打交道我也能表现出可爱、乖巧的一面，只不过本性不是那种人，包装久了就会累。当我觉得翅膀硬了，我有其他的谋生方法，马上就逃掉了。”

　　1964年1月5日，距离杭州41公里的一个叫“蒋家门口”的古老大村庄里，麦家降生了，隶属的富阳县以富春江和郁达夫而闻名。17岁以前，麦家做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离开家乡去陌生的地方，那是童年时烙下的被嘲笑、被歧视的阴影在他心里种下的种子，他要摆脱的童年那根“尾巴”。

　　父亲是“反革命”“右派”，爷爷是基督徒，外公是地主，这三顶黑帽子压得童年的麦家像一直生活在冰窟窿里，被歧视、被凌辱、被起各种外号，没有人愿意跟他说话，他只好对着镜子自言自语——写日记，一写就是11年。“经常写日记后，你会对文字产生感情。无论是高兴还是烦闷，找不到人述说，只有写日记，通过日记来渲泄。写日记的人觉得日记本是活的，是最理想的倾听者，跟它说就是跟某个人在说，其实是自欺欺人。但正是这种自欺欺人拯救了我，没把我憋死，也培养了我对文字的感情。”写日记成了他日后写作最好的训练，也让他坚信，只有文字是可信的。麦家说，童年不幸是他到今天都剪不掉的尾巴，让他成为一个无法回头的悲观主义者。

　　麦家原名姓蒋，取笔名时，他坚定地要用麦家，“其中有两个含义，一个我小时候种过麦子，我觉得麦家就是种麦子之家，也就是农家的意思，是对自己身份的一个确认，要自己不要忘本的意思；另一个，我从小写了很多日记，从来没想到要写小说，后来看到《麦田里的守望者》，觉得他写的跟我的日记差不多。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于是我就开始写小说，所以这也是对《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感激和纪念。”

　　1985年，麦家写的第一篇小说在军区报纸上发表，在那个文学有独特魅力与地位的年代，“我一个毛头小伙子发了一篇小说，居然军区领导都知道了，他们觉得这人能写小说肯定也能写材料，就把我调到机关。干吗？当然是写材料。其实我根本不会写材料，去机关成了个废物，反而没人管，于是我又有大量时间写小说。话说回来，如果没那篇小东西，我不可能离开那个秘密单位，那不是你想走就能走的。话又说回来，如果我不离开老单位，肯定也不会去写他们，因为在那个单位待的时间越长，身上掌握的机密越多，写作的障碍就会越大。”人生就是这么阴差阳错，差来错去，似乎就在造就麦家当一个作家。

　　不过当作家也不是那么顺利的，写了几年，考上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以为这样能写出大作品了，结果反而不知怎么写了。于是又弃笔从政，年纪轻轻当上处长，似乎干得挺生龙活虎的。如他自己所说，他智商很高，如果决定做一件事，成功率不会低。“说得难听一点，要跟官员打交道我也能表现出可爱、乖巧的一面，只不过本性不是那种人，包装久了就会累。当我觉得翅膀硬了，我有其他的谋生方法，马上就逃掉了。”最后是逃回了家，因为他发现最舒服的还是待在家里与文字打交道。“文字能迁就我所有的情绪，能满足我。我的喜怒哀乐都在文字中完成，在写和读的过程中很多感情都可以放进去，这就够了。我们到外面跟人家打交道、交朋友，都是为了感情有所寄托，时间有地方打发。我已经找到了寄托感情的载体，就是写小说，这玩艺需要大量时间，我的时间自己都不够用，哪还需要再找人打发？”

　　好马不吃回头草，回头来吃的，或许就是命里注定的。海明威说过，辛酸的童年是作家的最好训练，麦家说他的童年注定他不会跟人去打交道，因为他对人有种莫名的恐惧。“我的情商也许是只有我智商的一个零头。在人面前，我只会打一张牌，示弱，装乖。既然是装的，总是坚持不久的。写作是把自己交给自己，我已是知天命的年纪，我不用怀疑，这肯定是我最好的出路。”

　　这个结论，时年7岁的儿子似乎也知道。那一年，麦家在新浪开博客，要一个头像，他不想用照片，请正在学画画的儿子画一个头像。“画得很有意思，他画了一张格子纸，格子上一个人在放风筝。你也可以理解成，一个作家在方格纸上耕耘，放飞自己的理想。我觉得特别符合我，那可能就是命中注定的我，连年幼无知的儿子都知道。”

　　时至今日，他的风筝已经高高飘扬在天上，我们都看见了。麦家说，作为一个作家，他的风筝飞得太高了，高处风大，高处不胜寒。作家应该是潜入海底最好，大家看不见，他可以默默无闻地耕耘。

　　BOOKS &THE CITY

　　近期热读：

　　1.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的《纠正》《自由》

　　这个作家很有意思，他是一个完全向19世纪文学致敬的作家，苏童给我推荐的，我买了以后蛮喜欢的。

　　2.《莫言文集》

　　以前他的东西我断断续续看了很多，最近算是系统地重读。越读越觉得，莫言写得真是好，他有一个独立的文学王国。他得诺奖，实至名归。

　　成都

　　我最喜欢的城市是成都，一方面待的时间长，有朋友在；一方面是城市气质和我比较接近，懒散，生活压力小，物价很便宜，人文气足，很适合作家生活。成都有文学圈，我甚至觉得，如果我那些年不待在成都，我的写作可能也不会坚持下来，因为你生活压力太大，就要去挣钱。在成都，我那个时候在电视台，一个月三四千块钱，活得很悠闲，完全可以闭门写作，做我自己喜欢的事。

　　富阳

　　对家乡的感情，复杂也谈不上，家乡就是家乡，就像亲人，你可能对它不满意，但不可能去恨它。再说现在年龄大了，很多事情该忘的忘，忘不了的，也该原谅了。再再说，一个人必须要从阴影当中走出来，即使走不出来，也要学习尝试走出来。我也许没有完全走出来，但至少有这种意识。我一直在努力摆脱童年给我留下的阴影，把自己做大也许是最好的办法。说得难听一点，人穷志短，财大气粗，你做大了，自有大人不记小人过的气度。

　　憧憬诗意的晚年生活

　　“人要懂得约束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己的功利心。一定要人为地给自己设定一些限制，在限制当中，你才会确认一些东西，愿意为它们去承担、去牺牲。”

　　麦家很憧憬“诗意的晚年生活”，因为现代人的生活太没诗意，连做梦都沉重如铁，毫无诗意。“我渴望提前进入老年，反映出我内心的焦虑，或为名利所累，或为亲情所困。如果有一天我到六七十岁，把这些东西都放下了，就不会为什么所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许那时什么也干不了，这也挺好，风轻云淡的日子出去走走，听风观云，感受自然；累了回家读读书，看看影碟，如果有后代，孙子孙女，就给他们讲讲自己曾经的经历、故事，这种生活多惬意！”

　　麦家曾经写过一篇流露十足温柔性情又直接的文章——《我爱兔子》。究其原因，麦家给出了可爱又略带辛酸的答案。“我是1964年1月份出生的，属兔；还有一个原因是，没有兔子我就没有书读。我们老家养长毛兔，毛可以去卖，我那时每年都会养四只兔子，然后把它们的毛剪下来去卖，卖了钱才能交学费。”在全城人都吃兔子的成都，麦家把兔子拒绝在餐桌上，这是他最早禁食的一种动物。10年前，他为自己定下每年少吃一种动物的规矩。“现在已经有11种动物我是不吃的。这其实是个仪式，要给自己立规矩。我觉得人要懂得约束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己的功利心。一定要人为地给自己设定一些限制，在限制当中，你才会确认一些东西，愿意为它们去承担、去牺牲。”

　　ATTITUDE

　　我的文字英雄

　　“就写作上来说，不同时期有不同偶像。比如说我刚开始写作，是因为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他就是我心中的英雄。后来又崇拜过很多作家，像卡夫卡、海明威、福克纳、加缪等等，但真正对我影响比较大，对我写作起到指导意义的有两个作家：一个是博尔赫斯，另一个是纳博科夫。如果说塞林格给了我写作的冲动，撩拨了我的文学热情，引我进门，那么真正教会了我怎么写作的，是博尔赫斯和纳博科夫。”

　　40岁后再无法交朋友

　　“长期写作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你会对现实世界越来越淡漠，朋友会越来越少。朋友约你出去喝茶或郊游，你正在万念俱灰地写长篇，几次约你不去，下次就不约你了，日久感情就疏远了。渐渐地，这种陪你过世俗生活的朋友就会越来越少。其实，作家恰恰最需要这种朋友，他们能让你放松下来，让你心身愉悦，感受人间烟火。这种朋友有益健康。交朋友要趁年轻，人过40岁以后很难交到真正的朋友，因为都不干净了，也都沉重了。”

　　最大的挑战是名利诱惑

　　“成名前最大的挑战是在寂寞、孤独、被抛弃面前挺住，我挺了十来年。投稿出去，盼星星盼月亮，盼回来的就是退稿，甚至石沉大海。这对人打击很大。今天，最大的挑战就是对名利能不能经受住诱惑。成名以后，生活里有很多机会出现了。只有看淡名利，让自己的生活相对处在比较简单安定的状态下，才有可能写出相对好的作品。中国很多作家成名后写不了，并不是江郎才尽，而是他的时间、精力已经被别的事占去，被这个名利场瓜分、吞没了。”

　　ABOUT “富豪榜第N位”

　　“我上富豪榜，都是一两百万，第一年160多万，第二年230多万，这怎么叫富豪呢？有这点钱的人现在多了去了。我觉得没哪个作家会用金钱来衡量他的价值，作家的价值肯定是体现在精神方面。这个榜很滑稽，而且极其不严肃。我自己有体会，前年去年我版税比较高，反而上不了榜，因为我不断在抨击这个榜。我觉得这是个很不入流的事，就一两个人在做，哗众取宠，根本不负责任，也不带着专业精神，就是找一个事儿吸引眼球，仅此而已。不过这个目的他们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