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一燕：只能打破头往角色里走

江一燕

　　江一燕江一燕　　撰文/白郁虹 摄影/王龙伟

　　“褪去浮华的身影简单而真实。怎样的选择才一定正确？心的愉悦不过是那些单纯的笑脸。是那些人，和那些小事。”随意翻开江一燕的新书《我是爬行者小江》，都有一段优美诗意的文字在静候你。这个自称“江小爬”的江南女子，在莺歌燕舞、蜚短流长的娱乐圈，总给人以若即若离、置身事外之感。而这，正是她想要的生活。拍戏，当然，天经地义，但她绝不把自己沦为赚钱的工具，余下的时间，支教、旅行、读书、写作，偶尔也会像当初校园里那个叛逆摇滚的自己一样写歌作曲。在她纤瘦的身体里，永远跳动着两个字——流浪，那是《撒哈拉沙漠》中的三毛带给她对世界最初的好奇与热爱。7月盛夏，阔别六年荧屏的江一燕在东方卫视播出的《像火花像蝴蝶》中，收起清新气质，挑战蝶舞狂浪的上海滩歌女宋永芳。

　　“他把一个完全不像我的角色给了我，在这之前没有人信任我。”

　　白棉布裙子，光脚穿球鞋，在炎热夏天的树影下开心起舞……对于江一燕的记忆，很多人都还停留在七年前《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里冰清玉洁的白衣少女周蒙上，那其实也是江一燕她自己——简单清澈。因为像，当初的她曾抗拒出演周蒙，她看上了女二号杜晓彬，有点坏，有点招摇。抗拒的理由有点拧巴，她说：“生活中我已经很无趣，很闷，很乖，周蒙像我，我像她，这有什么好表现的？”监制兼主演陈道明闻听此言，劈头盖脸将她训斥一番：“你长得就是一副女一号的模样，为什么要演女二号？演员，尤其刚出道的新人，要从本色演起，才能打好基础，才能谈塑造人物。”

　　就这样，江一燕不情不愿地演起了校园青涩女周蒙。让她没想到的是，这个不需要费太多心思表演的角色让她一举成名，她的文艺小清新模样迅速在校园里流传开来，学生们痴心大发地上网表衷情：“我们如此爱着周蒙，正如我们希望守住一个永恒的童话，没有人愿意去伤害一个天使。”

　　这时候的江一燕，才开始认真琢磨起陈道明的话，也许他的话是有道理的。

　　在清纯形象上尝到甜头的江一燕，并没有断了颠覆自己的念头。她清楚，走文青路线，对自己来说最保险，最能扩大知名度，但自嘲“在表演里自私的”的她，更希望做一个真正的表演者。“我的形象不是特别张扬，但我觉得一个演员如果只是为了迎合观众，那是没有意义的。我想在表演上不断找到新的自己，新的刺激点，用角色证明我自己。”

　　导演陆川第一个看到了江一燕骨子里的孤傲。拍《南京！南京！》时，陆川最初不确定江一燕是否是***小江的合适人选，直到江一燕拽拽地对他说：“你不信任我，我不演就好了。”这一句话，让陆川彻底打消顾虑，决定放手一试。

　　镜头前，***小江为挽救更多人生命，第一个举手做慰安妇，当泪水与笑容滑过她美丽的面颊时，人性的美好与救赎瞬间绽放，她最终用行动与死亡赢得尊重，让观众感受到撕心裂肺的疼痛与震撼。陆川后来形容江一燕时说：“她是我捡到的一块宝。”江一燕则心怀感恩地称：“陆川是带给我转折的导演，他把一个完全不像我的角色给了我，在这之前没有人信任我。”

　　“我不在意拿不拿这一个奖，我相信自己会有很多的机会。”

　　2013年2月，第3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公布了入围名单，仅凭《消失的子弹》的四场戏入围最佳女配角提名的江一燕，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同行们证明，“我不只是来负责小清新的。”

　　四场戏，看似轻松，其实并不简单。连导演尔冬升、罗志良都齐声摇头说：“我们也不太了解这个女人。”

　　江一燕不敢有半点懈怠，她每天花很长时间和导演聊她即将要变成的那个神秘而冷面的女囚，影帝刘青云也兴致大发地发表着各种见解。

　　“这个女人深邃得多，完全不可琢磨，那些天，我每天晚上都兴奋得睡不着，她到底在想什么？她怎么会有这么复杂的人性？我的魂像是被她勾去了一样。”

　　后来，罗志良推荐江一燕去看法国电影《玫瑰人生》，外表精致高挑的玛丽昂·歌迪亚，要在片中挑战1米47、磨难重重的小鸟歌后，当时惹来法国媒体的一片质疑声。可是，歌迪亚毅然剃掉眉毛，抹上烈焰红唇，走向摄像机。

　　“那么漂亮的女演员都可以打碎自己，尤其她的眼神让人捉摸不定。我们就从这里寻找女囚的突破口。”

　　影片拍完，江一燕身边的群众演员都躲她远远的，不敢跟她搭讪。“我生活中是一个蛮亲和的人，可演完之后，他们都觉得我特恐怖，可能我眼神里不自然地就流露出冷酷的表情，因为我要不断把自己推向那个人物，把自己逼到绝路上，我喜欢这种刺激。有时候会在角色里活得很累、很痛苦，但这就是演员应该有的体会和感觉吧。”

　　4月13日，金像奖揭晓，作为内地演员，身穿盛装独自走上红地毯的江一燕并没有像大家期许的那样捧回小金人，可她一点也不失落，并且大方地开着玩笑：“我来是展示冷艳的。”让她唯一感觉愧疚的是一直跟在她身边准备拍摄她拿奖过程的内地媒体：“他们跟拍了我一天，我没拿奖，他们的工作是不是白废了？”在表演上，江一燕从来都是自信的，她说：“我不在意拿不拿这一个奖，我相信自己会有很多的机会。”

　　金像奖之行，江一燕还收到了一个好消息，《消失的子弹》编剧已经开始动笔为她加写续集《消失的女囚》。当初影片拍完，江一燕饰演的女囚成为片中最具悬念的角色，她不仅身世成谜，而且杀害丈夫的动机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导演、编剧当时就计划将女囚“扶正”。

　　“很多人看完都说你演得太风情了，你一个楚楚可怜的女孩，干吗非要演成那样？”

　　同样，六年之后，江一燕选择《像火花像蝴蝶》作为回归荧屏的第一部电视剧，也是因为“她不像我”。剧中的江一燕，白天是圣约翰大学的旁听生，晚上是百乐门的头牌歌女，可以蝶舞狂浪，也可以光着脚，轻声唱起《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她敢爱敢恨，害人也被害……

　　“很多人看完都说你演得太风情了，你一个楚楚可怜的女孩，干吗非要演成那样？但我觉得，一个好演员应该什么角色都能演，能让观众看到角色的多面性，我喜欢有复杂经历的女性。”

　　其实，只有江一燕自己明白，“永芳”某一时刻的状态很像她骨子里的自己。“虽然她内心带着很多仇恨和孤独，但生活中她活得纯粹，没有过多交际，一旦站上舞台，她会忘记观众，会变得很自嗨。我在表演里也有这种感觉，有时候，走下镜头才觉得不好意思，但演的时候你让我怎么样我都能做到。可能我真的需要用它做出口，把内心特别想展示的东西表达出来。”

　　并且，剧中老上海的音乐、旗袍、雨，都将她带回到快乐的童年时光。当年那个孤独的小女孩，正是在江南最容易触发伤感情绪的梅雨季节，对表演产生了最初的兴趣。

　　“我从小的记忆就是南方的雨，爸爸妈妈上班忙，把我一个人反锁在家，我看着窗外，就会联想很多奇奇怪怪的事和人，然后一个人做表演。家里有远房亲戚在上海，一到重大节日，他们就送妈妈一件旗袍或者一块表，妈妈会在重大节日把旗袍拿出来穿。那时候我就想，将来我也要做一个像妈妈一样特别美、特别精致的女人。”

　　“我跳了四年舞，不想再继续跳四年，我想寻找另一个出口。”

　　忧郁孤独爱做梦，是很多青春期小女生的写照。江一燕也一样，不爱说话，就用文字记录发泄。不同在于，她是一个内心极其有主见又叛逆的女孩。在老家绍兴，生活安逸舒适，大人们对孩子的教育永远是平平淡淡、与世无争。但在江一燕14岁的少女情怀里，每天想的是要怎么样离开绍兴，去外面的世界做几件特别疯狂的事。

　　“我不喜欢跳舞，可是当时北京舞蹈学院附中来招生，我跟妈妈说，我要去跳舞。”文科成绩出色的她也遭到了学校老师们的反对，他们说：“别闹了，你绝对考不上。”

　　越是被打击，江一燕越是不服气，心里发狠道：“我一定要考上给你们看看。”

　　如其所愿，江一燕背着行囊从绍兴只身来到北京，一切都变得新鲜刺激。

　　“那时候，我疯狂地迷恋艺术。”全班几十号人，很多女孩已经情窦初开，玩的玩，谈恋爱的谈恋爱，只有江一燕例外。同学们好奇地打量着她，不明白为什么她手里永远握着一支笔。

　　“我就像一个小记录者一样记录着生活中发生的点点滴滴，然后把它用到我的音乐创作中。”一年之中，江一燕写过几百首歌，是学校公认的才女，她因此成为舞蹈学院第一任女学生会主席。多年以后，很多师妹见到她，都不忘当初师姐留给她们的印象：“在我们记忆中，姐姐永远是下了晚自习后，一个人坐在走廊上弹吉他，不停写歌的模样。”

　　那时的江一燕，还痴迷三毛，流浪的情结一直在她的身体里滋长，有时到了不可控的地步，青春年少的她，狂妄地以为自己可以掌控全世界。

　　也好，这给了她继续冒险下去的勇气和动力。原本可以直接保送进舞蹈学院上大学的江一燕，又一次做出了出人意料的选择。

　　“我一直是一个求变的人，我跳了四年舞，不想再继续跳四年，我想寻找另一个出口。”

　　她决定报考北电、中戏。当她骑着自行车穿过北电校园门口面试时，被主考老师，也是她后来的北电表演系班主任看到，老师眼前瞬间亮起，叫住她说：“不管你文化课过不过，我都会招你。”

　　“当时我特别感动，一个人能这么信任你，我理所当然也应该完全信任他。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填了北电作为我的第一志愿。就这样开始了我的表演。”

　　“让我在现场挑气氛，取悦观众，这不是我的长项，市场不需要我这样的歌手。”

　　《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播出之前，江一燕还是个不为人知的新人，因为在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学习过音乐剧，还曾组过“漂亮宝贝”演唱组，日本一家唱片公司来中国挑选艺人时，选中江一燕作为其旗下歌手。但是，做歌手的那一年，江一燕并不快乐。“让我在现场挑气氛，取悦观众，这不是我的长项，我一出场就很闷，我只会安静地唱歌，市场不需要我这样的歌手。”

　　唱片公司还要求江一燕一星期内写出至少三到四首歌。对于非职业作词作曲人来说，音乐创作原本是有感而发，这样硬性规定，无异于阻碍创作灵感。那时的江一燕，还是个在日本留学的穷学生，写不出歌，就跑到商店，花比国内贵出十几倍的钱买了一瓶绍兴女儿红，回到家一口气喝光，逼自己寻找灵感。

　　“我到现在都特别想做一名流浪歌手，背着吉他去西藏，在路上写那样一种音乐。但在日本的那段时间，唱歌突然变得特别有负担起来。”

　　那一年，独自漂泊在异乡的江一燕开始在博客上抒写心情，因为不如意，所以每篇都透着一丝颓废，直到《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播出，大量粉丝支持她、鼓励她，让江一燕开始意识到写作的乐趣。并且，她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未来。

　　“人应该了解自己。对我来说，唱歌可以当***好，空闲时，拿着吉他去写歌，或者像前年我在话剧舞台上给我的人物写歌。我真正的优势应该还在镜头前。”

　　“我只能打破头往角色里走，人脉我是走不通了。”

　　2012年9月，江一燕第一本散文随笔《我是爬行者小江》正式发行，陈道明破例为她作序。在急风骤雨般的娱乐圈，习惯“爬行”的小江显然是个异类，她停停走走，随心而行，随兴而至，她说：“我不在意慢得失去速度，却害怕在飞行中迷失自由。”

　　有选择、有节制地接戏，是她这些年养成的习惯，她绝不为钱压榨青春。曾经经纪人为说服她接戏，声情并茂地给她写了长达十页的一封信，但还是被她狠心地舍弃，那时的她想去澳洲留学。

　　“当初很多人不理解，认为你接了这部戏可以挣很多钱，你完全可以三个月后再去留学。但有句话说得好，人一生中就得有一段想走就走的旅行。我已经想好要走了，谁也阻拦不了我，我不会被眼前的欲望所控制。”

　　一段想走就走的旅程，带给江一燕随心而生的快感，她光脚骑单车去上学，穿比基尼在阳光下睡午觉，和巴西的美女们在沙滩上比舞狂欢。

　　在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她就是最普通自由的年轻人。“不用在意自己是不是明星，不用担心明天会不会脸肿，不用去想今天娱乐新闻的焦点是什么。”

　　拍戏之外，江一燕从不混圈，也不懂得迎合，娱乐圈的游戏规则在她那儿基本上行不通。公司同事常常取笑她说：“小江同学，你懂不懂江湖啊？”

　　也许是不擅表达，也许根本就是懒得抛头露面，电视访谈节目几乎都被她婉言谢绝。某些方面，她自认跟圈中好友张家辉的为人处事方式很像，那就是张家辉太太形容的：“只知埋头演戏，抬头谁也不识，什么导演、制片人，完全搞不清。”

　　“我只能打破头往角色里走，人脉我是走不通了”，江一燕常常这样自嘲道。

　　偶尔，公司同事会劝她多和圈中大佬走动，多参加些宣传，多做点面子上的事，都被她软磨硬泡地挡了回去。她说：“每个人个性不同，你们不要逼我做我不擅长的事，我即使做了，也不一定能做好，即使得到了，也不一定快乐。所以，请允许我比较开心地做我想做的工作。”

　　也许这样的性格和这样的“爬行”观念，注定让她远离大红大紫。她自己也很清楚，同期出道的人中，有很多已经在各方面优于她，但她永远提醒自己，不要盲目羡慕别人，因为“你不是别人，你就是你自己”。就像她在博客中写的那样：“在我们的生命旅程中，会遇见许多指引，亦吸收许多好的指引。但是，没有一条路完全相同，正如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只有真正了解自己，才能成为你生命的定夺者。”

　　更多时候，她把自己融入大自然，融入普通人群，融入山区里那些需要帮助的贫困儿童。她说：“这些年，我不是以知名度、赚钱来衡量我的成长或者我的位置，我觉得我得到的生命体悟已经足够了。对家人，对生活，对表演的理解，才是我真正得到的宝贵的东西。就像我一直不停地去向大自然，我找到了那种人和自然的关系，就是敬天爱人，哪怕小花小草，我都会特别尊重它们，这种体验让我在角色里也开始变得敬畏。我不想盲目接戏，而一旦接了角色，我会把生命和灵魂都给他。可能这说出来有点肉麻，但我在内心里是怀有相当重的敬畏之心。”

　　“这句话在我心里有多么的沉重，我会责备自己做得还不够多。”

　　2007年，因为拍摄电影《宝贵的秘密》，江一燕来到广西瑶族山区，拍戏间隙，她前往长洞小学，看到艰苦条件下学习的孩子们，她最大的心愿是为他们放一部电影。因为器材借用复杂，四年以后心愿才得以实现。夜晚的校园，星光点点，孩子们坐在学校门前的空地上，新奇地看着投影机投射在幕布上的光与影，影片放映的是当年江一燕拍摄的《宝贵的秘密》。孩子们一边看着画面中的江一燕，一边又侧过头看看身边的江老师，好奇地问：“江老师，你怎么会走进那里去？”

　　从2007年开始，工作再忙，江一燕都会抽时间随同几名爱心教师去边远山区支教。5月的广西瑶族山区，已经热得如同蒸笼。没有空调，没有电风扇，蚊蝇肆虐，半夜去露天厕所常会吓得人半死。和所有支教老师一样，她也要住在只有上下铺的集体宿舍。整晚睡不着觉，但天一亮，见到可爱的孩子们，江一燕立即觉得自己又强大起来。

　　“有时候拍戏觉得很累，很想停下来休息。可给孩子们上课，真的是嗓子已经哑到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还是会手把手帮他们排舞蹈，你一点不觉得累，而且觉得很快乐。所以，当快乐变得简单了，很多复杂的想法都会遗忘掉。”

　　放学回家，江一燕会和孩子们一起走在崎岖的山路上，路边遇到卖冰棍的老乡，她会停下脚步买给孩子们吃。这时候，孩子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你就像我们的妈妈。”

　　“他们也不看你，说得特别轻松，可这句话在我心里有多么的沉重，你知道吗？我会责备自己做得还不够多，每年只有那么点时间陪着他们。我觉得施与爱、分享爱特别重要，尤其对一个演员，总会因为一点点成绩就得到鲜花和掌声，但看看那些小生命吧，他们就像石头缝里的小草，那么顽强地生长着。”

　　让江一燕难忘的还有“六指爷爷”，这位长着六个手指脚趾，不会说普通话，被山里人孤立的七旬老人，却成为江一燕要好的朋友。那年，老人接过小江老师送来的小书包，在玉米地里竟蹦蹦跳跳起来。“生命感动的瞬间，就是这些人和这些事，我真的觉得生命特别不可思议。”

　　三年后再去山区，村民们告诉小江老师，老人走了。

　　在《我是爬行者小江》中，江一燕特别为老人写了一篇《六指爷爷》：“没有人会懂，我的难过。正如没有人记得，你孩子般灿烂的模样。这是独属于我们的秘密！那一刻无声的心灵交会，纵使无法再重逢也未有遗憾了吧……”

　　DIALOGUE对话江一燕

　　记者：你说你喜欢流浪，这么多年一直在外打拼，有没有一种漂泊动荡之感？

　　江一燕：从老家出来之后，会懂得很多，那是在父母的翅膀下从来没有意识到过的成长。到今天，我都很喜欢汪峰的音乐，走在北京的街头，仍然有流浪的、没有归属的感觉。这些感触伴随着我的成长和艺术创作，让我直到今天，在表演里都还是一个特别感性的、敏感的演员。

　　记者：你刚出道时，大家都认为你是来负责小清新的，但后来你的电影越来越重口味，你诠释了各种复杂的女性，改变真的这么重要吗？哪次改变最彻底？最纠结？

　　江一燕：我一直都是循序渐进，我经常说自己是爬行者，我跟别人的很多方式不一样，我也不去追求别人所谓的成功模式，我觉得每个人性格不同，你发掘自己最好和最适应的部分就好了。我是一个慢慢走路的人，我一年中有几个月时间去全世界采风，去山区支教，我在生活中捕捉很多敏感的、让我觉得珍贵的人和事，可能现在在一部戏里还没有完全体悟到，但未来，我相信某部戏、某个角色，我积累的东西在某一个瞬间绽放。

　　记者：爬行、慢乐，会不会让你失去很多机会？在娱乐圈，爬比迅速上位、炒作等等要艰难很多。

　　江一燕：肯定会的。比如别人见到你，会觉得你不爱说话，性格闷，怎么能演戏？或者他们对你根本就没有印象。但我一直认为，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该是你的，没有得到，也没有什么遗憾。可能因为我学习佛教智慧，很多得失我都看得特别通坦，我不会特别计较，特别在意。

　　记者：别人怀疑你，会不会影响到你的情绪？

　　江一燕：瞬间会有，但我属于遇强则强型，生活中我挺软弱的，爱哭，但一进入角色，我会变得强大得多，那是另外一种力量。我喜欢表演里的感觉，导演不给我肯定，我一定会让自己表现出最强，让他觉得你可以做到。

　　记者：这么多年，每年都要去艰苦的山区支教，最深的感悟是什么？

　　江一燕：在山区的生活跟平时的生活反差很大。刚去的时候，我不明白他们怎么能坐在大山上发呆两个小时，我心想：“这有什么好发呆的？”后来，你发现城里人能有这份静下来的心特别不容易。我现在可以完全做到了，我到山区，一个人坐下来对着大山，像是在跟自然对话，那种感觉特别神圣，你可以了悟你自己。很多东西都是我从山里学到的，孩子们也是我的老师，教会我很多东西。那年我捐助了一些学习用品，到第二年我再去的时候，他们站在山头很远的地方看见我，就喊，小江老师来了。那些都是生命里细小的感动。

　　记者：如果总结你这些年的变化，是什么？

　　江一燕：人生好像每七年都是一个转折点。我已经历经了四个七年，每一次都是长大的过程，有过特别叛逆的阶段，对生命的叛逆，对爱情的叛逆，也有过特别惶恐的阶段，好像身体都在和你作对抗，到后来，你慢慢觉得没以前体力好了，慢慢变老了，但对自己的认识反而更加深刻。

　　慢慢变老了，但对自己的认识反而更加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