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出长篇小说《第七天》 冷静看批判

苏童

叶兆言

马原

　　撰文/杜晋华

　　沉寂七年后，余华推出第五部长篇小说《第七天》；几乎是在同时，苏童将第八部长篇小说《黄雀记》作为自己的生日礼物；而曾撂下“小说已死”的狠话绝尘而去的马原重出江湖推出第三部长篇小说《纠缠》。如果剔除这三个写作者身上的“先锋”标签，将他们划入有别于“70后”“80后”写作者的“上一代作家群”，我们还可以看见，叶兆言默默出版了他“写作30余年最具痛感”的历史小说《一号命令》，刘震云在去年出版了《我不是潘金莲》……这群曾叱咤、引领80年代文学黄金时代的写作者们，在这个“小时代”集体回归了。但回来以后呢？他们还能被这个时代所接受吗？他们能超越过去的自己吗？他们又有怎样的困境、禁锢以及未来？一句话，他们到底还行不行？

　　《第七天》：被过度营销的“里程碑”

　　6月22日，《收获》杂志的官方微博发布了如下内容：“余华迄今为止总共创作了五部长篇小说，其中《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都发表于《收获》杂志，第五部小说《第七天》没有在任何杂志上发表，直接出书。”——6月中旬，余华的新作《第七天》在各大实体书店和网上书店高调上市，同步上市的还有Kindle版。

　　关于此条听上去有点酸溜溜的微博，除了可以用“防盗版”来解释余华对新作“未曾发表直接出版”的行为，另一层被解读的意思大概是：这意味着作者更倾向于市场利益而少听专业意见。

　　2012年，作品《活着》被改拍话剧之时，余华就表示过，更在意普通读者的意见，尤其是大学生的想法，“文学界毕竟只代表少数人的意见，而且阅读面相对比较单一。举莎士比亚为例，当时的评论界对他的评价并不高，但你看看现在莎士比亚作品的阅读率，都跨越了不同年代和不同民族。所以一部作品是否受欢迎，一是取决于作品本身是否优秀；二是取决于读者能否与它心心相印。谁知道50年后，还会不会有人读《兄弟》呢？”

　　2006年，余华的《兄弟》分为上下部先后面世——距离他上一次的作品整整10年。争议大于欣喜。原因除了读者和业内过高的期待和过度的饥渴之外，还在于余华个人写作技术的改变。但直到《第七天》上市前的半年，余华还坚持认为，“《兄弟》确实可能是我一生写作的高峰。”

　　在《第七天》上市前半个月，众媒体曾收到出版方的邮件，一篇代为采访了出版方、渠道商、书店、作者、读者和责编的新闻通稿，大意有四：新书尚在修改中；首印百万册起；上市至少需要一个月；将超越《活着》《兄弟》，成为余华新的里程碑之作。

　　事实上，在《第七天》交给出版方之后，一校和二校时余华还在修改，等封面敲定后，他便在戛纳电影节期间开始法国之行，回国后一头扎进法网和NBA的世界，两者都结束后，便开始等待温网，“这个夏天我什么都不想做了，看看书，听听音乐，看看电视里的体育比赛。”

　　在这本号称“比《活着》更绝望，比《兄弟》更荒诞”的新书里，余华再一次延续了《兄弟》与现实的紧密联接：那些我们道路以目却口不能言的“强拆、袭警、跳楼、自焚、爆炸”的公共故事通通在这本新作中重现。 这也正是最为诟病之处。出版人欧宁不忍卒读，“如果你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那余华这种写法简直不值得花时间去读。这方面的写作，有比他更好、更广阔、更深刻的读物。我想他写这种东西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就像他之前写的《十个词汇里的中国》，非常功利。”

　　余华：等着大家来骂吧

　　6 月 18 日上午，韩寒发了一条“关于我的长篇小说”自白书微博，被揣测是对《第七天》的批判：“现在觉得好的小说应更加纯粹，描述每一种世界之广大，探寻每一枚人心之复杂，要贴着现实，但不能黏着现实，要控制自己的叙述而不是一味控诉，小说里的人物是你穿透世界的面具，而不是批判制度的道具，更不是承载段子的玩具。不能把大量时事评论和社会热点放置其中，那些都是杂文新闻和微博论坛要做的事。在写《1988》时开始意识到这些，反思和进化中，没想透之前不会随手将就一本，朋友们就不用催促新的长篇小说了，后会无期。”当日正是《第七天》上市第四天。当然，韩同学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但他说了一句大实话：对于刷新文学历史新高度的长篇小说，我们恐怕也是“后会无期”。

　　从1987年在《收获》发表的《四月三日事件》开始，到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在细雨中呼喊》，到《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程永新一直是余华小说的首发责编。从《兄弟》里开始出现的现实事件对照到《第七天》里的新闻泡沫，他以为是后现代司空见惯的手段，据此定胜败为时尚早。

　　余华当然知道《第七天》的两极评价，“有人说《第七天》是我最烂的小说，这很客气了。七年前《兄弟》出版时，有人说是中国最烂小说。你想想，中国每年出版一千部长篇小说，十年一万部，二十年两万部。”

　　他记得，《兄弟》当年出版时，给自己留下的印象好像是人人以骂《兄弟》为荣，“《兄弟》七年里经过了两个出版社，换了几个版本，现在去书店买《兄弟》的读者对当时的争议不了解，也可能没兴趣，所以现在我开始关注他们的意见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媒体不关心文学，更不会关心我，也没有网络。”显然，新舆论环境下出生的《兄弟》与《第七天》生来就背负了被批的宿命。当他把《第七天》交给出版人陈明俊时就告诉对方，等着大家来骂吧。陈明俊说，“我准备好了。”余华也在等，“等《第七天》冷下来了，我会拿出时间来认真看看读者的批评，那时候冷静的批评也会多起来。”

　　微博上活跃的那个公共知识分子余华，在生活中也是入世的。本报去年专访他时，眼见他的苦恼，“《兄弟》出版后的两年内，欧美主要国家的图书宣传高峰期集中到来，每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得在七八个国家游走配合宣传，新长篇现有的90多万字基本是2007年前写就，后来几无进展。被割裂的生活是长篇小说写作的大忌，刚刚恢复的情绪又被新的杂事打断，明显感觉到自己记忆力也开始衰退，很懊恼，刻意回归平静基本是徒劳无功，本来计划的是儿子去美国上大学后闭关，然而，谁都有年迈需要照顾的父母。”

　　在余华的规划里，明年和后年，《第七天》的国外出版高峰就会来到，自己又将不断出国去。尽管同时在写五六部小说，还不包括在脑子里转了十年以上的构思，但他自省“时间被切碎不是理由，我的缺点是很不勤奋，兴趣太多，总是被别的什么吸引过去。有朋友劝我别到处跑了，趁着现在身体还行，多写几部小说出来，将来身体不行了，就写不动了。我说，将来身体不行了，我也跑不动了。作为一个作家，我知道自己这方面的缺点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余华很在乎给美国《纽约时报》、英国《Prospect》等写时政评论的机会，当然，他也有自己的白日梦，“做一名助理。去NBA做一个赛季的助理教练，可以在场边看球；去英超、德甲、西甲和法甲各做一个赛季的助理教练，继续在场边看球；去澳网、法网、温网和美网做裁判助理，还在场边看球；去柏林爱乐和维也纳爱乐各做一年指挥助理，混在乐队里听音乐……最后给自己弄个墓志铭：白日梦安息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