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演唱会MV电影全集人资料音乐专辑及老婆

    北京展览馆
说。散场以后，现场的座椅被兴奋的观众踩坏了六十多张；主管单位一再强令现场不许出售啤酒，于是清场时地上堆了厚厚一层可乐罐。
    “我很难具体跟你描述现场听崔健是一种什么感觉，最准确的表达，可能就是一种力量。”导演张元也是在大二那年第一次看到崔健的演出后就成为了他的歌迷。“后来我为什么跟他合作MV的时候总是把他当作一个英雄在拍，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他就是一个充满了力量的英雄。这样一个符号在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已经深深地镶嵌在了我的记忆里。”
我问崔健当年离开北京交响乐团真正的原因，他说了两个字：劝退。
    出走与被迫消失
    若是为了爱情歌曲算个屁，若是为了生命爱情算个屁，我就要走我就要走，要走。——《红先生》
“其实《一无所有》不算摇滚，它就是一首‘西北风’的情歌，但是后来被附会了太多的内容。”李皖说。
在作家、音乐人刘索拉和学者李陀的高度推崇下，《一无所有》和崔健很快进入文化圈的视野。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问世以后，“崔健现象”成为学界极其热衷的话题。“也许崔健及其摇滚乐是中国目前惟一可以胜任启蒙的艺术形式了。因为理论界的范围太狭窄，起不了大面积的启蒙影响，而音乐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它能起到任何其他方式都达不到的作用。”美学家高尔泰将崔健的摇滚推到空前的高度。
“    有人给我数过，说《一无所有》里‘我’这个词出现了23次。在我的歌里，‘我’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崔健后来解释，他的走红离不开“文革”之后集体主义逐渐瓦解和公众自我意识的复苏。
    不过在李皖看来，在音乐中触及对“我”的表达，崔健并不算先行者。“80年代初的确听到的都是‘我们’，但港台音乐进来以后，‘我’作为主词就经常出现。实际上最早唱响小我的是邓丽君，她的歌全是在讲述个人的情感世界。”
在崔健成名的80年代后期，另一位台湾歌手的到来，也令文化圈十分兴奋。他就是齐秦。“‘狼’是齐秦带来的另一个‘我’的形象，他在歌中描绘的那种苍凉荒芜的景象，就是当时我们的价值观面对现状的一个缩影。”李皖解释说，“不过齐秦歌曲中的意象更具西方的现代性，一听就是城市中的荒凉和人群中的冷漠。但是崔健的作品，勾勒的时常是农业景象，一听就是红色中国出来的。他的那种力量，港台音乐的确无法企及。”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张专辑最大的魅力，是总体上呈现的对困惑的思考。当旧的封闭状态被打破，集体曾经共用的那种稳固的价值观开始松动，崔健作品表达的正是对这种现状的思考。或者说，他成功地讲述了‘出走’的主题，始终表达的都是要背弃原来、寻找一种新的东西。新的在哪儿？不知道，但是只知道要去寻找。这种时代精神，高度契合了当时的社会症候。放在所有艺术里，无论哲学、诗歌、文学，都堪称是典范。”李皖说。
    与学者们饶有兴趣地凝视和解读不同，官方面对崔健却是如临大敌。1988年，“新时期10年金曲回顾”演唱会在北京举行。崔健的获奖作品是《一无所有》，但他打算唱一首新歌。按规定每位歌手只演唱一首作品，于是他决定不带乐队，一个人抱着吉他就上台了。当追光打到他身上时，观众惊奇地发现他用一块红布蒙着双眼。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崔健刚一开唱，现场一位领导马上一脸惊慌地冲到梁钦宁跟前：他唱的是什么？崔健一直吐词不清，这位领导把“红布”听成了“红旗”。“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哭，因为我身体已经干枯，我要永远这样陪伴着你，因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临近结束时，崔健使劲摘下红布，狠狠地扔在了地上。这首新歌就是《一块红布》。
再后来，崔健的演出要么很难拿到批文，要么毫无征兆地被无故取消。来自台湾的音乐人方无行最后一次在体育馆看崔健演出是在1992年的天津。“演唱会快结束的时候，看台上突然有人开始打架，场面变得很混乱。”匆匆收场以后，第二天的演出宣布取消。从这年年底开始，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崔健无法在北京举行大型演出。
    一个流传较广的版本是，崔健在一次大型的红歌演唱会上擅自删减演唱《南泥湾》，触怒了某领导。但此说时间上与崔健遭禁严重不符，因此不足为信。那时李皖早已大学毕业，供职于武汉的一家媒体，崔健在武汉的演出也在售票之后无故取消。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张来自官方的明确禁令。
特别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别总在我身上不停地唠叨，还是快抬起腿走你自己的道。——《让我睡个好觉》
“《Outside Girl》是我4年前写的一首歌，今天是我在北京之外的地方第一次演唱。我把它献给《白鹿原》和今天现场的观众。”“白鹿原之夜”的首映庆典上，崔健演唱的第二首歌是首新歌。在他身后的大型LED显示屏上，出现了浩渺宇宙中的一颗自转的星球，星球表面隐隐浮现的是田小娥的脸，那是张雨绮在《白鹿原》中饰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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