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明最后之问：这样的电影过亿？

　　陈凯歌(左一)、田壮壮(左二)、张艺谋(右二)和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等追思吴天明。

　　东方早报记者 许荻晔

　　原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导演吴天明3月4日因心肌梗死在北京去世，享年75岁。昨日上午，北京电影学院举行了吴天明电影回顾展，放映了其代表作《变脸》和《老井》。下午则是吴天明追思会，黄建新主持，张艺谋、田壮壮、陈凯歌、顾长卫等第五代导演都回顾了吴天明对其的提携与帮助。

　　“我们过时了”

　　今年2月12日，从西安回到北京的吴天明特地跑去看电影，因为他闹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的电影一天票房就能过亿元。看完之后他仍然纳闷，问同是***导演的郑洞天：电影怎么是这么拍，这么拍的电影为什么一天可以过亿？郑洞天自然也说不清。

　　但自3月4日吴天明去世后，郑洞天忽然想到一种可能：“实事求是地讲，这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过时了。所以我们不理解的事情，它可能就是应该发生的。”

　　这种“过时”可能因为他们存有另一个电影时代的记忆。郑洞天清楚记得，30年前的5月27日，百花奖在成都举行，刚开会就下起大雨，然而出乎大家意料的是，现场的观众因为看过天气预报，早为他们准备了雨衣、草帽等。散会之后，没有人离场，观众们站在雨中看完了该届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吴天明的《人生》。谢晋当时感动地说：“我去过世界上很多的电影节，再伟大的电影节也不过如此：一万两千人站在雨中看电影节。”

　　“这是和一天过亿的区别，是我们这一代人和现代人的区别。”郑洞天说。

　　被第五代拍死在沙滩上之后

　　除了《人生》、《老井》、《变脸》等影片带给他的作为一个导演的殊荣，吴天明更被人记住的，是他作为第五代导演的导师身份。吴天明在上世纪80年代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在计划经济时代，一个电影厂厂长能够决定电影人的命运，而吴天明选择的是无私提携与爱护。如今的第五代代表如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黄建新等，都是在吴天明的扶植下拍出了第一部电影。

　　但这对于身为***的他来说，可能是一件残酷的事，第五代导演带来的新的电影审美、话语方式，冲击着百废待兴后刚刚打算做一些事情的***导演。而吴天明在这样的背景下，却仍然坚持扶持新生力量。而用张艺谋的话说，“***导演在我们刚刚起步的时候，基本上就被我们拍死在沙滩上”。

　　陈凯歌拍出《孩子王》后，吴天明对张艺谋说，咱还拍啥，差得太远了。“他是真心的觉得了不起的，带动着我也很有感触。因为我们的长辈或者说父辈导演，能对一个影片有那样发自内心的感动和敬佩，令我非常惊讶。”张艺谋说。

　　黄建新在西影厂拍摄了《黑炮事件》，但影片送审时，审了三天，有100多个地方要删改，原本志得意满的年轻导演顿时被压力压垮。这时候吴天明打电话让他回西安，在全厂大会上，吴天明说：“《黑炮事件》是我让他们拍的，我喜欢这部片子，现在没通过，责任跟他们没关，所有的责任在我，在我吴天明。”

　　“我眼泪瞬间就掉下来了，这就是吴天明。”黄建新说。

　　顾长卫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分配到西影厂，当时黄建新因为创作丰硕被奖励分到新房，原本的老单元房空出，顾长卫说自己经过一番心理斗争，来到厂长办公室，“他就特别热情地让我坐，问我有什么事，我很不好意思地说能不能把那个房分给我，他说没问题，那房就是你的了。分房其实是一个挺不容易的事，但是这个事这么简单。我当时就觉得要好好拍电影。”

　　而西影厂的老员工芦苇介绍，为了给第五代以机会，吴天明做了不少争取与努力：“有担当，有风险，是顶住压力的”。芦苇介绍，吴天明当厂长后，很多老电影人找他希望得到拍电影的机会。“有一个很老的导演，一进天明办公室就跪下了，他说天明你当厂长了，我们知根知底，关系不错，给我个机会。天明二话没说，也跪下了，两人对视了好几分钟，那人说厂长你起来你起来，你跪着我难受，他说好，那你把机会让给更有才华的人。”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吴天明历经波折从美国回国后，特地跑到山东淄博，找一名籍籍无名的文艺青年写电视剧《黑脸》剧本，只是因为觉得这名年轻人有才华。两人聊了一天一夜，但因为青年有合同在身，合作没有谈成，但吴天明依然鼓励青年并为他创作了主题歌。20年后，当时的青年，现在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张宏森表示，他至今无法原谅自己没有给吴天明以报答与反馈，“我希望下一步做好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就是举全力，把天明导演的绝唱《百鸟朝凤》在全国做最大可能的普及和发行。”

　　打不垮压不倒的快乐

　　上世纪80年代末，吴天明被迫辞去公职，前往美国，当时他不能拍片，靠拍录像带、卖饺子为生。但他乐观地坚持下来了，曾为吴天明担任摄影师的穆德远回忆，“他提起美国的时候，也是永远笑着，瞪大眼睛像孩子一样说，怎么去租录像带，怎么给人包饺子，怎么去要钱，笑着像个孩子。”

　　田壮壮印象最深的，也是吴天明的乐观：“他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天地之间的那种快乐，永远打不垮，压不倒的那种精神。”

　　带着这种乐观，1990年代中期，吴天明终于回国，谢飞回忆：“他所经历的精神痛苦和磨难，我们是难以想象的。天明导演继承了中华文化人的风骨，想尽办法辗转回国继续实现他的电影梦想。”

　　人们可能记得当年的《老井》、《变脸》，或许也曾感动于《飞越老人院》的“老周”，但吴天明的电影梦并不止于此。“我一直在想，吴天明最后躺在床上，急救车在行驶的时候，他在想些什么。”郑洞天说，“他至少会想三件事吧。第一，就是他曾在曲江办了第一届免费的全国青年剧作者进修班，他当时是希望每年能够办一届，这肯定是他最遗憾的事。第二，他一直希望看到艺谋和凯歌再次拿出《活着》、《霸王别姬》那样的作品，他原来有这样的信心，可惜他走得太快，还没看到。第三件事，到今天为止没有媒体说过，他还有一部伟大的作品没有问世：电视剧《牛虻》，在十年前被莫须有的理由枪毙了。他鼓励你们这么多被枪毙、被审查的作品，让你们要有信心，可是他自己到死还有一部作品是被枪毙的。”

　　张艺谋回忆，自己十几年来的电影，吴天明闭口不谈，“我知道，他这个人很耿直的，他就是看不上。我当时也有一个想法，就是《归来》做好了，请头儿看一下，希望听到他的一些看法，我很在意他。”

　　“喝高了，一看前面查酒驾，糟糕，早知道不走这条路。轮到我了，我颤抖着对着测酒器吹了一口，警察对我大吼，赶紧滚，走路的跟着凑什么热闹。额滴神，喝多了，原来没有开车。”在昨日的追思会最后，蒋雯丽分享了吴天明留下的最后一个段子，1990年代，蒋雯丽、顾长卫与吴天明一起在洛杉矶钓鱼，男人们先讲黄段子然后讲电影，然后是无尽的发呆，“那是他漂泊在外无法回来的时期，以笑话对待苦难，以孩子一般的心对待生活。大叔，一路走好，大叔，希望天堂里，你的笑声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