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帅：拒绝随大流 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2)

王小帅

　　“我憋不住了！”——青红

　　青红是王小帅电影里最闪耀的角色之一，这是她在电影结尾最惊人的一句台词。这场戏，那个喜欢青红的工人以强***罪被枪毙，三声枪响回荡在天地之间，父亲不放心女儿青红独自上下学，天天接送她。一日，在回家路上，青红说：“我憋不住了！”青红这样说其实是有双重意义的指向，生理与心理的“憋不住了”都被打通，你会发现，青红这样一个人其实是很震撼的，她跟王小帅诸多电影里的人物一样，在用青春最简单的言语和动作凸显自己的压抑并寻求解脱。

　　提到这些是因为在采访王小帅的过程中，当我提到国内当前的电影环境以及电影圈的一些冲动和压抑时，小帅似乎也在说：“我憋不住了！”就好像那一刻，他是青红上身，要有一番话急于表达，结果又显得冷静克制道此而言他物。那种暧昧不明却其实深藏内里的表达，总有些像一位超然于当前局面而躲开于现世纷争的旁观者。

　　年初《白日焰火》国外获奖，票房走高，片子难得，市场也越来越包容，这些着实令人欣慰。但当王小帅听说有位业界老总表示“现在都想拍‘文艺片’的时候”，却冷静地指出，“这又是一轮新问题的开始。我们需要的不是某些热情，我们需要的是理性和制度，这才是为观众负责。”

　　80年代人人推崇电影艺术化，王小帅却想让自己的电影走市场化路线，后来大家都在追求大片化时，他却没有去拍大片，当前“文艺片”仨字走俏，他又提出了质疑。他说自己最讨厌一边倒的“人云亦云”，而是习惯性与“随大流”背向而驰，并忍不住向这个社会的伤疤狠狠地杀一刀，也正是因为这一刀，他才得以以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角色在这个世界里存在。

　　再回到青红的身上，或许，小帅不仅仅只是想说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直在用青红这样的角色来讲他自己。

　　“我憋不住了”的暗语或许是“我终究还是憋住了”。

　　当下： 华语片的一种可能

　　“船到桥头自会直啊，国家现在都在变，总归会有办法的。”

　　——《青红》

　　《文周》：同是作为柏林电影节走出来的导演，您对《白日焰火》怎么解读？

　　王小帅：票房很好，这也是意料中的，我们大的环境也到这个时候了，不是说获奖的片子必然没有票房，这样一个魔咒需要大家来解。导演、投资人和创作班子能做到这样，真是非常难得，特别是在中国电影的现状下。

　　《文周》：《白日焰火》这样的电影对中国类型片的开拓有什么意义？

　　王小帅：首先我觉得这部电影不应该简单归纳为某一种类型片，当然我了解这部电影的出发点是以一部类型片去看的，警匪，谋杀，它具备许多观众期待的元素，因为色情暴力凶杀警匪悬疑，这些都是观众喜欢的类型。但它不见得是类型片的叙事模式，按道理说，警匪凶杀，他应该有类型片基本的叙事模式，但是它不完全，它又具备了一点点所谓的艺术感。它得这样一个奖，是两边都跨着，所以它带出的东西究竟会是什么，就像你说的，是类型片的改观，开拓？我不好下这样的结论，究竟它是哪个属性更重——比方说我更愿意看到，假如它在柏林拿了奖，是艺术类型的探索走得更远，而同时在市场得到认可，更让人安慰。

　　《文周》：我们看到您今年即将会上映的新片《闯入者》的片段中也包含悬疑凶杀的元素。

　　王小帅：这个片子所需要的凶杀或者隐藏的危机，都是需要和故事的线索相结合的，是含在剧情里、含在结构里的，而不是说以一个商业的标签贴上去，所以我也无法给这个片子定一个性，无法说它是一个悬疑片。《白日焰火》也是，它有很多元素，但是它的叙事模式不是这个元素该有的，《闯入者》也一样，有很多的叙述表达，观众需要跟进去，多一些自己的理解去建构这部电影，所以它的完成需要观众参与，《白日焰火》也是一样，它的侦破形态，观众需要猜，需要理解，需要根据很多留白去看。

　　《文周》：您目前在电影市场里，可能处在一个相对边缘化的位置，到现在市场环境好起来，像对《白日焰火》这样的片子更包容的时候，您还甘于此吗？

　　王小帅：我觉得我的电影，像我说的，是一部一部在做，但是我说的很多话让人不中听啦，这个是我的问题，可能我自己也把自己边缘化了吧，但是我恰恰是希望这种电影能被大家接受，所以我自己个人是不是被边缘化、能不能被别人接受，这是我考虑范围之外的事情。像《白日焰火》这样类型的电影要能够被市场关注，得有办法——不光是纯粹市场化的方法，来帮助这些电影。

　　环境：给不同的电影留出更多空间

　　4月9日，2013年度中国导演协会奖落幕，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两个奖项空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做，王小帅说，这是导演们共同的声音和立场，也是对中国电影的责任和期待，导演协会奖不应被过于市场化的因素左右，整个环境都需要给不同类型的电影更多机会和包容。

　　《文周》：作为导演协会奖的评委，讲讲参评电影的情况吧！

　　王小帅：这次能报名的影片数量不多，都是一些年轻导演的电影，像赵薇的，整个环境使得刚刚开始拍电影的导演很突出，这也是很好的机会，也是今年的特点，明年可能就不一样了。我个人是特别希望有几部并没有市场放映的、观众可能不知道的电影，能够受到重视，我们也都尽量把它们拿进来放到这 20 部里面来了，这就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在协会的表彰倾向性上，不要被过于市场化的因素来左右。

　　《文周》：相对来看，您对市场化倾向比较严重的美国电影环境怎么看？

　　王小帅：我们中国电影学美国的这几十年，恰恰就是美国电影在本身的文化形态上走了另外一个路线的阶段，就是说因为它市场的无限扩大化，高科技进来后，给电影形成视听语言的震撼，更多地走向了这样一种层面。甚至美国电影有几年还是一些超级大片得奥斯卡。但是美国电影环境有一个好处，它体量太大了，政策又是自由的，所以有很多好的独立电影、艺术电影在那儿作为一个储备。所以可能有一天奥斯卡评奖没片子，傻了，再评给什么第三集、第四集，就没有原创，没有意义了，那这个时候，有些这样的影片就会脱颖而出。比如说那年柯恩兄弟的《老无所依》，柯恩兄弟拍了这么多年电影，奥斯卡从来不带他玩儿，结果奥斯卡自己发现超级大片的续集拍糟了，说出去全世界要笑话，《老无所依》就上来了——它是随时有这个储备的。

　　其实中国至少不是完全没有艺术片、独立片的发展空间，只是要重视，要保护和呵护这一切。现在，在急速发展的市场里面，跟美国一样，都忽略了这个方面，不像 80、90 年代初期的时候，大家还有一种振奋，文化形态、电影形态这种新格局的突破，现在都不需要了，现在就是挣钱吧，谁把钱挣得着，谁就是座上宾，无论美国还是中国，大家都要警惕吧！

　　《文周》：您怎么看待中国观众对电影的审美趣味？

　　王小帅：电影的观众全世界都是慢慢地倾向于年轻化，现在我们电影院建设也倾向于高档、快销化，现在是 80、90 和 00 后慢慢主导观众人群，而这代人的成长，又是和现代社会的电子产品啊，快餐文化相伴的，所以这样的一种趋势也是无奈的。不能说观众不对，从电影商业化角度去迎合去判断什么样的观影人群的审美趋势，是市场化，没法避免。只是说在欧美有一个观影传统，年轻人看年轻人的，中年老年也有不同的喜好不同的选择，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没能有好的方法让不同诉求的人都有他可去的地方。

　　《文周》：是分级制度吗？

　　王小帅：至少是从市场的构建上，把电影的文化属性和商品属性不同看待，把更政策性、概念性的东西都考虑进来，电影不光是纯商品的，还需要考虑它的文化特性，当然从根源上说，分级一定是为了让电影的创作更加丰富的，在一个可见标准下发挥，会有更多有意思的电影，但是同时这个源头如果开开，下游，市场环境也得有容纳不同电影的空间，才能从上到下都健康。

　　时代：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

　　“我不记得当时，是否听到了远处刑场的枪声，但是随后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却始终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11》

　　成长的背景不可能被选择和重来，但小帅发现至少还有电影可以让他一次次回到似是故乡又已面目全改的贵州，释放记忆中根植的表达诉求，也一次次把自己扔在时空之外，看时代和历史如何在变迁中给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打上烙印。

　　《文周》：您能够成为一个冷静旁观者的角色，是受成长和时代的影响吗？

　　王小帅：我是一个一旦人云亦云我就要质疑的一个人，可能从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在文革那个大的背景下，闹运动的时候还能独立思考的一个人，这些对我来说还是有影响的。当人们被一种疯狂驱动，都是一种声音的时候，我觉得，可能相反这是一种威胁。比如在 80 年代，凡是出一部片子是娱乐性质的，就会被批评，当时这种情况我就觉得不对了，我觉得如果大家都在探索艺术，那么我可能就会去做市场，所以我们拍第一部电影《冬春的日子》的时候，我们是市场化的，拍出来直接要发行，要去做市场。所以我也不知道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在一个大众流行趋势的环境下，希望自己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

　　《文周》：关于电影，您那一代生的人有着怎样的集体记忆？这些电影记忆对您有什么影响？

　　王小帅：就是娱乐，那种电影记忆就是玩，我们没有别的嘛，所以说是追逐，是崇拜吧，我们唯一的快乐就是把电影里编造的故事在生活中去演绎。像《侦察兵》《渡江侦察记》，在小时候对这样的电影是极端感兴趣的，我们统称为打仗的电影，正邪特别清晰，在我们那个智力上特别容易接受。回过头看，像这样的电影，过去就过去了，等到你慢慢从孩童时期初级的、纯粹的观众角度看打仗、看热闹这么一种心态里走出来后，就进入一种相对职业的状态了。

　　《文周》：有一种说法，说您对生活的思考反映到电影中是很知识分子化的，您认可吗？

　　王小帅：我最近也看到这个说法，因为我自己无法评判自己，我不知道我所处的位置是什么。我的位置也很复杂，因为家庭背景是工人，而我父亲搞戏剧，我是从小地方出来的，但是我不是真正从农村或小县城走出来的。我又上了学，又从科班出来，那我所呈现的东西是怎么样的，不是很清晰，但是有一点，我可能是介于那种完全的底层，和所谓的完全时尚的上流之间。

　　《文周》：这种成长背景对您的影响还一直在持续？

　　王小帅：我觉得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每一个人现在人格的形成，都是和过去相关联的。有的人把小时候全忘了，那么他可能潜意识里选择了屏蔽，对我，我觉得它依然还在，时不时就会蹦出来。

　　《文周》：大环境之外，一些小细节您也有意识在清晰地还原，比如《青红》里一家人吃西南特色鱼腥草那个情节？

　　王小帅：其实那么多年，一定有些细节是已经遗忘的，但总会有几个是在那儿，可能是后来的生活不停提到，所以它慢慢被筛选出来。因为记忆有时候会很强，也会很糊涂，该忘的忘，这个片段的截取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这个是很深的学问，什么东西让你印象很深刻，什么东西别人认为对你很深刻，但是你却忘了，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对我来说，还是记得很多细节，痛苦也就在这儿，因为中国迅速变化，当细节只是停留在记忆里，无法去复原它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细节的清晰只是自己能享受，但是在电影中去呈现，我觉得特别艰难，所以有的时候我的呈现也是下意识的，它就在那儿，不是特别刻意的，能做就做出来，不能做也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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