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馗伏魔》《他的亡命之徒》，伊能静的导演处女作《我是女王》……大盛国际开年公布的三年电影计划，让掌舵人安晓芬成了未来中国电影值得关注的狠角色之一。
“做成功一部电影，不代表永远成功。我觉得电影上映完，它成功与失败就过去了，重新归零。”
她40多岁离职，创立自己的公司。此前，她的身份是时代今典传媒集团的执行总裁。这种中年创业的勇气，并不浪漫和神话：“跟前一个公司老板的经营理念不和，被迫终止职业生涯。去业界求职，没人要我，真没人要。没办法才自己干，所以这是逼出来的结果。”
她有一份耀眼的职业经理人履历。进入电影圈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张艺谋的新画面，因跟张艺谋一起合作，虽然从事财务，但“起点较高”，在新画面的一个个电影案例中，暗暗用功的她“迅速地变成内行”。随后五年的星美传媒经历则更为重要。从财务一直做到集团副总，对影视制作、院线建设及管理等电影产业链的诸多环节有了诸多了解。也是这段时间，她培养了自己挑选电影项目的能力，每天上班时各地影院发来的报表成了她的最好教材—票房、上座率等数字在日积月累中成就了她精确的商业感觉。
这是位对商业原则贯彻得彻头彻尾的制片人，她那些从财务数据里总结的选片哲学实利又实用：“我会看它是个体的表达还是集体的共鸣，如果是特别小众的个体表达，基本上会否掉。”她觉得一个合格的制片人要掌控的是电影的全部，必须有强大控制力，“电影是不允许犯错误的行业，一个点上犯错就可能满盘皆输。”
她坚信自己的眼光。做独立制片人以来，唯一两部亏本电影都是她早有预料又坚持制作的。一部是《李献计历险记》，这对她是次探索。至于《飞跃老人院》，则完全是她为了完成一个投资人的心愿。
虽有《锦衣卫》《叶问》《小时代》等知名作品，每天迎接她的仍是不安全感。“做成功一部电影，不代表永远成功。我一直觉得电影上映完，它成功与失败就过去了，重新归零。所以没有永远的英雄。你不知道下面等待你的是什么，能做的只有踏踏实实去努力。然后接受结果，因为不接受也没用。”
她最喜欢谈的一个词是坚持。她始终记得独立做第一部电影《锦衣卫》时找投资的窘境，没有了大集团庇护，资金第一次成了巨大困难，最终，一个民间收藏家基于对她人品的信任给了她600万现金，这才让她的创业梦能够延续下来。因为机会的来之不易，让她更懂得细节的重要，“做不好小事就做不好大事，每件事都是你的名片。你拿出去一个报告，排版都是你的名片。”她看起来也真心喜欢中国电影的一切，“电影圈比起其它行业那些腐败、丑陋纯洁得多。同行业间的竞争，也只不过是说我的作品拉到市场上比比看，你五个亿，我非要六个亿，那也是自己甩开膀子干，而不是去破坏别人。”
所以她对中国电影的一切都抱着一种谅解的态度。观众的骂声在她眼里只是这个行业兴盛得太快，一切都还没准备好。她觉得没人会愿意拍烂片，“他希望做好电影。但因为可能各种素质还不够的时候，做了不好的电影。”对于偷票房等行业丑陋现象，她认为“只是个别现象”，未来随科技手段的进步，这种现象会更少。至于前段时间尔冬升导演奋力声讨的演员轧戏现象，她则持一种现实主义的悲观，“港台和内地，男演员加起来超不过十个，女演员加起来被市场认知的也超不过十个。几百部电影就要这二十来个人，怎么承担得起。”
电影对她来说，只有两个东西是坚定不移的，一是不让投资人赔钱，“我不能辜负投资人的这种信任，他们都是真金白银投进来的，”所以在跟投资人谈时，她说她秉持实在的风格，“我不会忽悠，不会讲假大空的话。我会告诉他好的时候盈利会有多少，你亏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我会都分析给他听。”而这么做的结果，她收获了一批信任的伙伴，当然“有的人听说还要赔钱呢，可能就吓跑了”。二是低级趣味的不会做，“我还是喜欢真善美，不喜欢揭露假恶丑，可能社会需要，但我不喜欢做。因为社会上各种矛盾够多的了。”
除此之外的东西，对安晓芬来说，完全来自于市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