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这个角色
他们为何总在维权
2014-04-14 文/南瑞
“编剧维权”，几乎成了影视圈每年的固定节目，编剧们或愤怒或委屈地控诉无良片方拖欠稿酬、不署名。今年的阵仗更大，演员宋丹丹的一句“不要剧本”惹得编剧们群情激奋，无良片方和黑心导演之外，爱改戏的演员成为新的声讨对象。“三座大山”之下，编剧们表示“追求的作品完整性被层层碾压”。
风波起
宋丹丹刚播完首轮的《美丽的契约》，被网友吐槽情节虚假做作，台词注水，表演小品化。宋丹丹回应称，因为剧本太差，都是靠她现场原创挽救剧情，她在一次采访中说，“国外很多人拍戏，往往只是个故事梗概或大纲就拍了。我们却是演员在演台词，导演在导剧本。”
此番言论引起不少编剧的围攻。《美丽的契约》的编剧宋方金发表5000字长微博指责宋丹丹即兴改剧本不尊重编剧，表示《美丽的契约》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戏剧段落、台词、细节、情节是由宋丹丹和导演余淳等人即兴编写的。
对此，宋丹丹在微博上反击：“演员遇到可以不改的剧本真是福气，我演刘恒的《窝头会馆》和梁左的《我爱我家》就一字不曾改，因为没有废话字字珠玑。” 她提到《美丽的契约》原本有一位年轻编剧，宋方金只是“改剧本”，却独署他一人之名。所谓年轻的编剧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导演唐宇，唐宇称自己离开这个项目是因为忽左忽右的折腾让他受不了，一会要求把女主角写成农村妇女，一会儿要求写成富婆。而宋方金的创作与自己的原稿差别极大，所以自己放弃署名。
另有不少编剧发微博声援宋方金，《美丽的契约》的导演余淳则站在宋丹丹一边。在接受采访和自己的微博中，余淳指责宋方金的剧本差，幸有自己和宋丹丹“妙手回春”。
至此双方过招还停留在在个人争议上。
大连律师吴京堂3月20日发表长微博《往事并不如烟》道出一段往事。余淳曾背着编剧好友郝岩，将其剧本《爱情20年》悄悄拿走，另组班底拍摄。被郝岩发现后，几经交涉，仍不肯按约定署名，郝岩至今都未维权成功。经此猛料一轰，讨论从个人争议转向行业规范的探讨，编剧们呼吁圈内人增强法律意识，用合同保障自身权益。法律专家也参与进来，界定作品修改权的边界。“二宋之争”的余韵悠长。
旧账未清 又添新账
此番编剧们集体跳出来声讨、维权并非第一次。
2008年2月24日，北京钓鱼台山庄，80多名中国影视编剧联合发布了“2008影视编剧维权声明”，诉求集中在署名权和稿酬，编剧们还制定了自律公约，保证编剧自己不抄袭，不侵犯同行利益。
编剧、制片人汪海林是发表声明的一员，在他的回忆中，编剧维权从2005年就开始了。早期都是围绕稿酬和署名问题。2005—2006年维权时，电影文学协会办公室曾推出过一个标准合同，现在在电影文学协会的官方网站上仍可以下载到该合同模板。这一标准合同为保障编剧权益，对稿酬和署名做了细致规定。后来制片方也采用这个合同模板，只是将部分条款修改得更利于自身。
2005年前，编剧在媒体上没有声音，大的维权活动在主流媒体上也没有报道。通过每年一次的维权活动，2008年后，编剧在媒体上的曝光度渐渐增加，媒体也有意识改变，《闯关东》播出时，编剧高满堂成了关注重点。2008年，电视剧《牟氏庄园》的女编剧王伊被拖欠稿费的制片方发出人身威胁，也曾引起广泛关注。
2013年《楚汉传奇》播出时，编剧汪海林、严刚针对网友“不尊重史实” 的吐槽， 在微博上晒出剧本， 自证清白， 得到同为编剧的六六、陈彤等人的力挺。汪海林称，这是一种“心理治疗手段”。宋方金此次也晒出了《美丽的契约》前三集剧本， 以回应余淳的“剧本写得好谁还愿意改”。
近年来编剧维权的重点渐渐延伸到保持作品完整权和修改权的维护上，但原来的问题依然没解决，署名权和拖欠稿酬仍是大部分新入行编剧面临的大问题。“老问题没解决，现在有其他的问题进一步暴露，问题更多了。”汪海林感叹。
微博@编剧帮在整个争论期间汇总宋丹丹、宋方金和各方的声音意见，引发了业界很多有质量、公开的探讨。从后续的讨论看，已埋下了建立正确市场规则的种子。
“这是砸饭碗”
2008年后，中国电视剧进入大生产时代，编剧队伍壮大的同时变得良莠不齐，业余写手和网络写手都杀进了这个圈子。新入行的编剧愿意牺牲利益以换取机会，被侵权的现象普遍存在。
产量增加带来的另一大弊病是好演员变成稀缺资源，不但挤压了剧本的创作时间，拍摄时间也缩短，现场拍摄为赶进度改剧本的现象普遍出现，演员抛开剧本、随意发挥。韩国电视剧以创意为中心，演员努力完成编剧的构想。中国的电视剧以演员为中心，演员越过越舒服，轻松挣到钱。
“二宋之争”引发如此大的争议，在汪海林看来关键在于宋丹丹说“拍戏不要剧本”，这是对全行业的否定，触犯了编剧们的底线。“剧本是可以改的，但不能不要剧本，这是砸饭碗的问题。”
2010年以后，电视剧创作成本增加，主要是演员片酬飞涨，编剧受益，身价跟涨。目前编剧圈中两极分化，成名编剧的收入和地位都比以前提高，但新入行的编剧仍饱受压榨，且压榨性质和规模比以往更厉害。成名编剧竭力争取创作权益，小编剧还在经济权益上挣扎。汪海林回忆他刚入行时，编剧们很坚持行业规范，收到10%的定金才开工。但现在的一些小编剧为了机会放弃行业规范，自己先突破底线，拿到5%就开工，有的甚至钱没拿到就开工，很容易被侵权。“ 这在以前， 是不能接受的， 我们宁愿放弃机会。但现在编剧人太多，每个人的诉求不一样。” 汪海林说。
编剧维权已有十年， 地位虽然有所改善， 但没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剧本的重要性已被行业意识到， 但实际操作中做得远远不够。“生活中编剧很受尊重，见面叫你一声老师，但创作上未必受尊重。”这是编剧们目前的境遇。导演和演员都有自己的想法，到底谁的想法更重要，现状是谁腕大谁说了算，没有一套固定的创作机制。
新丽传媒2014年的三部戏《父母爱情》《大丈夫》《一仆二主》都取得不错收视和口碑，老板曹华益看重内容， 他一直找最好最贵的编剧合作。《父母爱情》是编剧刘静多年前的一篇中篇小说，曹华益三顾茅庐买下版权，并找了《渴望》的编剧李晓明指导刘静把文学作品改编成剧本，这部剧在央视一套播出时收视率连连破3。
曹华益也找汪海林谈过合作，“他在钱方面不是个吝啬的人，认为在剧本上多花钱是值得的。”新丽传媒这两年的成功树立起了行业的标杆，汪海林认识的好几个制片人都说要向曹华益学习。“任何模式都要在市场中接受考验，先进的模式是生产好作品的成本低，效率高。”汪海林说。
权力再分配
在先进的模式成为行业机制前，编剧需提高自身的技术门槛， 做到不可取代。目前电视台买剧仍然看重明星的品牌效应，编剧的商业稳定性不够，尚未形成品牌。
编剧出身的于正已成为一个受电视台认可的品牌。他的作品靠数据支撑，宁财神参与此次“编剧维权”讨论时爆料，于正热衷于研究收视率曲线，分析峰值、低谷和剧情的关系。
保证稳定的收视率，编剧们还得关注创作之外的事宜，好剧本不一定能被拍成好电视剧。电视剧一开拍，资金不够、天气变化、演员档期、突发意外等不可避免的突发状况决定了再好的剧本也得根据现实调整。
作为跟投资人接触时间最长的人，在项目启动阶段，编剧对导演、演员有重大的建议权，影响力排在整个项目的前五名。但一旦开机，编剧的建议权变为0，所有的权利移向导演和制片主任， 他们管生产， 巨大的投资由他们花出，花钱的人拥有最大话语权。
汪海林的另一个身份是制片人，他说编剧只有兼任监制、制片人才能拥有更多权力。海岩和琼瑶都是这方面的前辈，于正是新的践行者。但他们的成功都和个人能力有关，汪海林更倾向于机制，“有好的机制保障，平庸的人也能发挥作用，而机制的诞生，既需要投资人的眼光，也要靠编剧自己破冰。”
汪海林认为， 编剧需要全面改变，不能总坐在书斋里，娱乐产品需要创作者主动走到台前，话语权多了才能改善处境。如今，影视剧发布会上出现越来越多编剧，也有不少明星编剧抢明星风头登上头条，编剧们不再是沉默的群体。@编剧帮 代宋方金发布的第一条声明，截至目前转发量已过两万六千次，“编剧维权”的话题走出圈子，在更广范围内引发讨论。
类似的争论将长期存在。汪海林曾在横店的饭馆听到隔壁桌的几个港台导演骂于正，言语中表露被他折磨得够呛。权力的再分配和新旧模式的替换注定会产生摩擦，未来的争论还将继续。
汪海林认为编剧问题的解决需要时日，“我们有些编剧还没准备好承担重任，虽然会抱怨，但真把工作交给他，又退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