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书又一次成为话题，拜周杰伦所赐。
近日，语文教育出版社修订的小学二年级语文课本中韩红的《天路》以诗歌的形式入选了教材，而三年级的延伸阅读中，台湾歌手周杰伦的歌曲《蜗牛》也赫然在列。
流行歌曲进了以往人们觉得有某种崇高感的语文课本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讨论。有人赞贴近时代，也有人批这样会让语文教育变得肤浅、功利、有快餐化的危险，甚至惊呼：教育要乱套了吗？
针对此事，浙江在线记者专访了教育专家、知名学者、基层教师和知名媒体人。他们的态度则更加开放，认为周杰伦进语文课本没什么不妥。
名家专访
《新周刊》杂志社副总编辑、青年作家 蒋方舟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主任 缪水娟
杭州第十中学副校长、浙江省特级教师 孙碧云
杭州外国语学校教务处副主任、原语文年级组组长 倪江
一、新中国语文教材60年演变：从政治挂帅到人性追问
流行歌曲歌词，特别是“周杰伦”这种娱乐色彩浓烈的歌手的作品却进了小学语文课本，流行歌曲的通俗色彩和教材的严肃面孔形成了反差。有人担心，这是不是语文教学带头追星，让语文课变得肤浅。其实，以如此严肃的眼光看待语文教科书中的一两篇文章，未免太过苛刻。
将经典和通俗对立，将肤浅和流行歌词联系起来，隐含了“语文课本是经典的载体，不容通俗流行侵犯”的逻辑。可是我们为什么赋予语文教材“神圣的”的光环呢？这也许与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订程序有关。
在前50多年里，中小学的教材都由全国统编，我们对语文课文的刻板印象就是经典的、有教化意义的、灌输意识形态的。数十年的积淀，让语文书的形象渐成固化的面孔。《瞭望》周刊将语文课本60多年的演变过程总结为：从政治挂帅到人性追问。
1949年初，由叶圣陶主持的教材编审委员会成立。“语文”课名正式确定，取代了此前的“国语”和“国文”。当时语文的目的，更多的偏重于语言文字的理解和应用。
在新中国刚成立的背景下，早起语文教材的政治气息强烈，课文中涉及党史、革命史、革命领袖等方面的内容突出。小学课本里便有《毛主席在花山》《毛主席尊敬老师》《毛主席小时候是怎样学习的》等课文。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狂潮，在当时的语文课本烙下了深刻的印迹。当时浙江省初中三册语文课本收录的31篇文章中，有13篇是乡土教材，其中有6篇是报道农业生产大跃进、农村水利大发展的，有2篇是表扬大炼钢铁的，有4篇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忆苦思甜教育的。
1978年文革结束，语文教材面貌一新。1978年版小学语文第一册，开始有简单的内容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爱”的教育，但开头的三篇，仍是政治内涵的课文。
1980年，国家对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第一次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必须在读写训练过程中进行”的要求。此后的中小学语文书里，政治宣传内容大幅度下降，真正的范文—特别是中国古典诗文数量急剧上升。到八十年代后期，像杜牧《阿房宫赋》、陶潜《归去来兮辞》等过去认为“不讲政治”的篇目都能在课本中看到。
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对语文教材课文的反思和改进同步推进，1997年，有人发出：“误尽苍生是语文”的言论，全国掀起了语文教学大讨论。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点后，正式的改革开始于新世纪初。2000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修订出炉，语文课本选材开始关注人性化、科学化和国际化。各地编写的新教材雨后春笋般涌现，个性化的教材大量涌现。人性、心灵的内容不断增加，爱情题材也进入了中学语文教材，有教育者认为这是“为当前教育补充了情感与人文的元素”。
二、著名词人柳永也是三千年前的周杰伦，流行歌曲进教材并不可怕
历经14年的改革能不能一扫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旧貌？这次将“周杰伦”收入课文的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仍然感叹“这些人的观念怎么就这么守旧？！我太痛苦了！”
相较于语文书编辑的“守旧”，部分网友的态度更加开放。网友“小煜2009”说，“以语言为核心，以语文活动为主体，以语文综合素养的提高为目的。这才是语文的真谛，如果《蜗牛》符合这些要求，当然应该收录。”“漂流瓶中的Pt小姐”还从“爱国性”上支持歌词，认为“周杰伦的这首歌曾被香港收录为50首爱国歌之一，被小学语文教材收录也算是值得的吧。”
现任杭州第十中学副校长、浙江省语文特级教师孙碧云老师认为，历史上流传至今的经典作品、大家作品在当时都是流行的。比如《诗经》，就是当时老百姓口口相诵的民谣，是采诗官跑到全国各地采集而来的；白居易每次做完诗后，都会读给一位目不识丁的老太太听，使诗歌更贴近百姓，更能反应生活，这是白居易作诗的思想主张；还有柳永的词，语言通俗，明白如话，便于传唱，因此“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到现在，还有人反对学生学习《诗经》，学习李白，学习柳永的作品吗？
如果有人批判流行歌曲进语文课本削减了母语教学的文学性，那翻开美国的语文教材，他可能会大跌眼镜。美国的语文教材完全是科学、历史、政治、娱乐、音乐、文学、体育各个学科的跨界集合。其中不仅有经典，也有流行的元素；不仅有文学作品，还有关于科技、自然、历史等多方面的内容，不像国内的语文书，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带有一定文学性的。但这样包罗万象的“语文书”，却也受到了国内教育专家的肯定和好评。
所以，我们对流行歌曲进教材，用不着如临大敌，它更多地展现的是教材编著者包容的态度，与时代接轨的勇气。
三、比起流行歌曲进教材，更值得注意的是语文课本内容的虚假和肤浅
如果给语文教材总结“几宗罪”的话，也许可以归结为：假和浅。
课文里虚假的感情，让语文课本不亲切
现任《新周刊》副主编的蒋方舟，7岁开始写作，9岁就写成散文集《打开天窗》。童年的她，会自己找来《悲惨世界》和托尔斯泰的“砖头”小说来看。在接受电视媒体采访的时候她坦言，“(在)我记忆中，我在语文课一直都是很分裂的。”
生于1989年的她，念书时用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的语文教材，其中有一些“一看你就知道烂的文章，甚至你不需要是一个作家，你就知道烂的文章”。比如当时人教版初一课文《荔枝蜜》，明明用文学水准衡量并不够格，却要被迫去夸赞文章思想深邃，令她非常痛苦。
像蒋方舟这样喜欢读书，上语文课却感到痛苦的，还有国内权威的文学期刊《收获》杂志副编审叶开的女儿乔乔。当发现爱看书的女儿，语文考试成绩却总在及格线上徘徊，当父亲的叶开仔细研究起语文教材来。
在对上海版小学语文教材四年级第一学期课本的40篇课文“考据”后发现，一篇王怀让的白话诗《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据课文的注释，此人写了5000多首诗，包括《我们光荣的名字：河南人》等。“这首所谓的诗要让现在的诗人读了，估计会气得脑袋撞墙。”
语文出版社的的社长王旭明曾痛斥，“现在语文教育最大的问题用一个词概括就是‘假’，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违背语文教学规律的教学、教材、教师和评价在大行其道，教材危机表现为强化话题，却忽视知识传授；强化学生活动，缺技术训练。一定要树立正确的语文观，才能编辑出好的教材。”
“教材体”课文删改原文内容，经典的内涵或被歪曲
蒋方舟认为：“比起教材中加入了什么，我更关注的是教材中删去了什么。在做减法中，更能观察出教材编辑者的思路。”单篇文章的增减容易被发现，但编书者对经典原文的“加工”却不易察觉。
“小学语文课文，在文章的经典性上更有欠缺。”杭州外国语学校教务处副主任、原语文年级组组长倪江老师说。他认为只有阅读经典原文，学生才能真正感受到语言的美感。教材的编著者不应该因为其“艰涩难懂”而删减，最后让好文章失去了光彩。
但在“符合教学规律”的指导下，语文教科书的工具实用性占上风，因此出现了一批“教材体”课文。“教材体”课文从“语文教学大纲要求”出发，对原文进行了删编和改写，让经典的文字更“适合语文教学规律”。
叶开就发现，巴金的散文《鸟的天堂》，因所谓的“语言规范化”，导致文中许多字句被莫名其妙地修改。安徒生作品被改编成了《一颗小豌豆》，但那是颗“做好人好事的雷锋版小豌豆”。看过原文的乔乔在课堂上指出了偏差，老师却告诉她“可能你看的那个版本不一样，入选时有所删改”。
1997年曾有人发出“误尽苍生是语文”的言论。“误人子弟”的除了语文课本连续几十年固化的、刻板的宣教内容之外，还有教材的空洞和“不真诚”。
在一篇专栏文章的结尾，叶开写道：“在教育工具化，教育关系物化的理念控制下，语文教材的编选，从小学的虚假道德、中学的空洞理想到大学的无趣审美，形成了一条严格运行的废品生产的流水线—学生们寒窗苦读10年，毕业之后，人人都成了合格的废品。这才是语文教育的真正伤痛。”
四、理想的语文课本，要能承载人类“永恒的情感”，无论是经典还是通俗
理想的语文课本是什么样的？青年作家、一线教师和特级教师的答案非常接近。
蒋方舟的答案很简单，“也许有人会认为俗或者什么的，但我仍然认为民国时期的学生教材是好的。”其中那种教人“堂堂正正”做人的正气更让她感动，让人感觉到教科书里也是有放在各个时代都不变的“精气神”，这样的语文书是可以变成经典的。她认为，周杰伦的歌词放在同类的歌词里并没有特别过人之处，也许其中有“正能量”，但它是否拥有经典的力量呢？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缪水娟主任则认为语文教学活动的本质就是一种沟通，一种合作。教材只是例子，是语言材料的案例，不管是经典的还是时尚的，只要内容是健康、树人、立德的，导向是正确的，都可以进入课本。
杭州外国语学校教务处副主任、原高中语文教研组组长倪江老师，认为好的课本应该保证有足够的经典，也要将当下的有启示性的文本收录。经典文本是承载着人类文明的智慧，能够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学习、了解这些文字，其实就是拿到了打开民族精神的一把钥匙，多读经典，能潜移默化地构成一种文化框架。而类似歌词这样的通俗文本，则能够引起学生们的兴趣。
孙碧云老师认为，好的语文教材编撰者不仅是搞文学的，搞教育的，还应该是各行各业的专家。只有各色人等，各类知识，各种角度融会贯通，教材才有创新，才有生命力。同时，语文教材应该加大阅读量改变教学方式，因为“真正语文好的都不是靠课堂上老师教出来的，而是靠学生大量的阅读”。
罗婧，在武汉从事语文教学五年，诗歌、歌词早早地被她运用到课堂教学里。在讲修辞手法时，她用到了《常回家看看》、《兰亭序》、《精忠报国》好几首歌的歌词，学生们觉得非常容易接受。她心目中的好课本，和上面老师们的看法也是不谋而合，认为好的教材不仅能让孩子学懂这门课，更有魅力让孩子爱上课。
理想中的语文书，需要内容上经典、通俗的“荤素搭配”。它不仅是文本的载体，更要体现出人类的真挚感情，能引发学生对“母语”的兴趣，更重要的是，能够帮助孩子们构建完整的世界观和人格。语文教科书是引子，让学生有兴趣读和学，并超越它，将所思所想所学用于更长的人生之中，才是好的课本应该具备的。
五、不改变应试教育导向，再好的语文课本也白搭
现在新编并通过审查批准出版的小学语文教材有10多种，初中语文有8种，高中语文有5种。语文教材一变再变，百花齐放，真的能“救救孩子”，提高素质吗？
曾有报道称，2009年高考结束后网友周云发博客称，自己之前发表的一篇名为《寂静钱钟书》的文章，被选为了2009年福建高考语文阅读题之一。但她做了以自己写的文章出的高考题目，对了标准答案，发现竟只有1分是稳拿的。《中华读书报》在2007年曾报道，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王蒙，在孙子的语文考试不及格后做起孙子的语文考题，结果竟然也不及格。
一直在教学第一线的孙碧云老师对此忧心忡忡，“以主题单元式构建教材也好，以语文知识，读写能力训练的序列构建教材也好，根本上都没有什么变化，学生喜欢语文书的估计不多，学习语文是为了应试，教语文也是为应试。”
如果考试的指挥棒不变，考试的内容不调整，不论小学、中学的课本怎么变，都无法触及应试教育的痼疾，期待再好也会变成镜花水月。教育专家熊丙奇认为，根本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转变教育价值观，同时推进高考制度改革，让基础教育重视公民教育，与此同时，给所有学生以个性发展的空间。这条路很长很长，需要努力的，并不只是教材的出版社。
结语
语文是一辈子的事，谨用倪江老师的话做为结语：母语教育，承载的是塑造人格、审美，触动心灵的多方面的意义。也许在考试的重压下，爱上教科书的人不会多，但是通过老师的引导，通过语文书这扇窗，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更多更多，希望语文书改得更贴近人的心灵，回归语文学习的本质。
责任编辑：王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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