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物娱乐讯 近日巩俐拍摄了《时装 L’OFFICIEL》的封面并接受了专访。而曾经在所有关于巩俐的描述中，没有比“她是一个很梦幻的女人，我们不要惊醒她”更贴切的了。巩俐与该刊连续合作五年来的最高命题，是造一个梦。在梦里，不允许瑕疵、慌乱和胆怯，因为它代表的是这个行业金字塔尖处的光彩。巩俐通常会设定一个故事背景，由她来演绎故事里的主角，“不管是微笑还是忧伤，我都用电影的情绪来对待，如果心里没有一个人，我觉得做不好”。 以下为原文：
巩俐，不能惊醒的梦
夜雨骤起，一个只能容纳十余人的小房间堆满了从法国空运来的高订礼服，桌子上铺满了配饰，由保镖护送的伯爵珠宝则安居一隅。大雨不停，每个人都显得焦躁不安：摄影团队、摄像团队、时装团队、安保团队、采编团队，他们低声交谈，小心喘息。
“拍巩俐，其实更像是记录她瞬间的状态，所以过程中我们从不回避那种未知感。只有一点，照片里务必要透露出某种真实。”冯海对如何拍摄巩俐颇有心得。他脑子里甚至有一个档案库，拍过什么主题，穿过什么款式的衣服，检索便知。但不变的是，只要有巩俐的拍摄，他的准备工作都是海量的，伴随而来的是轻微的焦虑。他沮丧地承认，“几乎每一次，我都觉得我并没有记录下她的光彩。特别美好的东西都是难以记录的，怎么能不焦虑？”
张艺谋说，如今的巩俐“刚刚好”，他想象不出比这三个字更为贴切的表达。
孙周则诗意地祝福， “她是一个很梦幻的女人，我们不要惊醒她。”
“我觉得和她相处过的人，不管隔了多久，都很亲。”张慧雯告诉《时装》。
徐友宁相信，“就算她没有摆出漂亮的姿势，或者她没有想刻意吸引大家的目光，可是很自然的，她就会成为所有人的焦点，然后大家就自觉退到一边，以她为圆心活动。”
摄影师冯海用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语气回忆，“一进门就觉得她是个发光体，还离她有一段距离呢，就感觉到了那种气场，简直十米之内不能站人，我时不时告诉她放松点，其实是在跟自己说。”
“饱满的生命色彩”
在片场，巩俐是行动上的强者。张慧雯记得，巩俐的休息车旁，剧组搭了一顶帐篷，每每路过帐篷，都有人提醒她轻声慢步，因为“巩俐老师总是提前几小时就在帐篷里准备”。这顶帐篷在某种意义上像一个禁区，它隔开了巩俐的内在需求和无孔不入的外部干扰。张雯曾忍不住好奇，走到帐内一探究竟，里面只有一把导演椅，仔细一看，椅座上粘了一张贴纸，巩俐用笔画了一条鱼，并写下了“碗鱼”二字。
“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闯到了不该去的地方，”张慧雯说，“赶紧退出来了。”
巩俐用这只鱼暗示自己，必须全情进入冯婉瑜的世界。她相信，冯婉瑜是真实存在的，就在看不见的地方用耳语和她对话。
导演孙周用“饱满的生命色彩”解释这种角色上的代入，在合作《周渔的火车》时，他设置了一场周渔和恋人陈清牵着手在铁轨上打赌的戏，周渔闭着眼，义无返顾地走，连身后呼啸而至的火车都没有察觉。电影中，陈清意识到了这次赌注的危险，他挣脱了周渔的手，跑到一旁冲周渔喊，“别闹了。”
这场戏的拍摄，剧组调动了几节绿皮火车，让司机按正常速度的二分之一行驶。孙周发现，走上轨道的那一刻，巩俐和周渔重合了，她给自己下一个没有结果的赌注，只是闭着眼，不肯停歇地往前走，直到火车就快刹不住了，巩俐才猛地跳下铁轨。她眼神里尽是迷惘、不甘和自嘲，或者说，是周渔。“火车离她如此之近，我惊出了一身冷汗，”孙周回忆，“我一度怀疑过让巩俐扮演周渔会过于绚丽，因为她的生命色彩太饱满了，但那一刻我发现，这种饱满和周渔的赴死很像，危险面对她这样的女人，仿佛也消失不见了。”
十二年后，巩俐评价周渔这个“学会唯物之前先学会了唯心的女人”时，只用了一个字：酷。
她更在意今后的作品。文艺或商业，国产或外片，她“无所谓，但选择起来会格外谨慎”。她在意的是“角色上要有创新，要有所不同”，否则，她宁愿等。
她不着急。急，是不够爱惜羽毛。
《时装 L’OFFICIEL》对话巩俐
回望 《归来》
“她喜欢，她满足了，然后她就走了。”
说实话，怎么演一个渐渐失去记忆的人？
婉瑜这个角色，其实剧本写的比较简略，没有过多的要求，也要求不了。比如眼神，最多就是提示我往左看，或者往右看。怎么演一个渐渐失忆的老人？怎么表达不相认？导演给了我很大的空间自己琢磨。开拍前呢，我去北京太阳宫老年公寓探访了差不多一个月，那里的老人大部分都患有失忆症；然后我又去上海看望了黄蜀芹老师，她家里贴满了纸条，这也是冯婉瑜家里贴纸条的原型。这些素材，如果不是我亲自体验，我根本演不了这个角色，因为剧本的描写不多，只是一个骨架，血肉要我自己填。所以电影拍完，我有点累着了，倒不是劳累，而是非常累心。冯婉瑜这个角色，只要不用心，就抓不住她的每一个瞬间，一旦抓不住，就是失败，没有中间地带，没有“演得还行”这一说。不是成功就是失败，而且非常容易失败。
为什么？
失忆症患者，如果演过了，把她演成一个神经病，那就完全不是婉瑜了。(这种)分寸感不容易拿捏，一定要非常精准，所以表演过程中，靠的是演员之间的现场碰撞。差不多有四个月的拍摄时间吧，必须全心投入。
外部的干扰多吗？
我们是在北京拍的，一出门全是高楼、商场、广告、霓虹，最现代的东西都在这儿呢；剧组也差不多，各种名牌，工作人员开的也都是好车(笑)。在这种情况下，要守住那个年代的氛围是不容易的。我甚至觉得拍摄环境跟这个电影之间距离太远，所以真的不能(分神)，一定要把自己洗得特别干净。
开机前预料过这种状况吗？
开机典礼上，每个主创都讲了几句话，我说的是，“我这个角色很难演，我需要大家的帮助，我知道我是个不错的演员，但对我来说，婉瑜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讲得很诚恳，我的意思是，希望现场大家不要喧哗，它需要安静的创作状态，大家也真的做到了这一点，我很感谢。其实开机的时候，剧本还在修改，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塑造她。如果这个角色我演好了，大家认可了，我才觉得我是个好演员。
所以“冯婉瑜”也就成了“秋菊”之后，你第二个给自己打满分的角色？
因为于我而言，这两个角色是纯粹的塑造。看《秋菊打官司》或者《归来》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到我的影子，她们是另外一个女人。作为演员，有机会这么纯粹的塑造，太值了，太难得了。
那冯婉瑜是怎么走进你心里的？
我看剧本，只要喜欢上一个人物，就开始天马行空了。像婉瑜，其实我看了小说，第一反应是觉得和我相差挺大的，但小说有一段对她眼神的描写，说她的性感、她的魅力都藏在她一瞬间的眼神里，读到这儿我就爱上她了，我在想，这个人的内心世界是多么丰饶，所以就开始想象。但我最喜欢的是她的后半段，内心世界一下子全铺开了，那种个性的解放非常打动我。我相信，世界上真的有这么一个人，我去塑造她的时候，她正在某个角落跟我说，你在扮演我，你在讲我的故事，我希望你把我的故事说给每个人听。这给了我信念，我不是为导演，不是为其他人，我是在为这个女人塑造。后来我在电影院看成片，我觉得她也来了，悄悄来的。
她是怎么评价的？
我觉得她喜欢，她满足了，然后她就走了。她是一个灵魂。我能感觉到，如果我满足她就会很满足，如果我有遗憾，她心里也难受。但其实我没有放弃任何一个镜头，哪怕半秒钟我都不能松懈。
后知后觉
“这一生还没有感觉到什么危险。”
孙周导演说，危险在巩俐这样的女人面前，仿佛也消失了。是因为没什么让你怕的东西吗？
这一生还没有感觉到什么危险(笑)。其实这也是一个人性格上的缺陷，就是危险啊、困难啊，当它们不存在，也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我是觉得，有困难就解决呗，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失去亲人和朋友，可我有的时候慢半拍，看到他们走了还不相信，觉得没走，去了墓地还在想，这不是真的。直到有一天，可能被什么东西触动，才一下子崩溃了；而且后悔，因为当时不相信、不接受，所以很多事情没有去做。
慢半拍的情况，工作时也有吗？
对，那种疲惫感是要过一阵子(才出现)的，像《归来》，我在拍摄过程中已经非常累了，但我感觉不到。现在我就特别疲惫，不是因为放松了，有时间喘口气才觉得疲惫，其实跟放松没关系；现在的累是拍摄时积攒下来的。回过头想，原来压力那么大，在拍摄中却没感觉到。
大概是因为你把精力都集中在怎么解决问题上了，没给自己留太多心理活动的空间。
这么讲的话，可能是的。困难来了，我的第一反应是处理问题。困难这个东西，你躲不了，只看用什么方式应对了。
这种性格是怎么养成的？
很难解释。可能很多时候，我都没有意识到它是困难，就这么做了(笑)。
那通常情况下，什么样的场景会触发你的情绪，让你不那么理性？比如电影杀青？
我工作的时间也很长了，回忆所有拍过的电影，我没有一次和人红过脸，自然，分开前大家就真的是恋恋不舍。这种恋恋不舍，不是互相说一些华丽的祝福，大家其实没有太多话，都是你看我我看你，拍点合影，然后现场坐下来喝一杯，聊聊天，一种淡淡的情怀。不说主创人员了，因为后期和宣传期还能再见，但那些默默无闻的工作人员，再重逢可能就是三四年后了，毕竟大家都很忙。这种时刻，我会比较伤感，也有一丝无奈 。演员是挺多愁善感的吧。
“我的生活、我的工作，都是先用减法，把不要的东西全部删掉，我不喜欢被动的状态，那对我来说是最可怕的。”
从心所欲
“随性成了我的个人风格。”
但抛开“演员”这一职业，你其实一直把自己当成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