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从郭敬明身上学到守规则是一种美德”

　　崔永元

　　东方早报报道 （文/黄小河）离开央视后的崔永元，在《南方周末》与四川卫视共同打造的国内首档填字竞技真人秀节目《我知道》中亮相，和郭敬明、李艾共同担任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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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录制现场，崔永元接受早报记者专访，谈及他对电视真人秀、汉语言、年轻一代等问题的看法，包括近来工作的最大重心：口述历史。

　　提到“撒盐”，郭敬明想起的是“牛油果”，崔永元想起的是“拍黄瓜”；提到“红日”，郭敬明想起的是李克勤那首歌，而崔永元想到的是吴强先生写的名著。真人秀填字游戏节目《我知道》的两位导师真的是“混搭”——浑身不搭。从最初的“不适应”到逐渐“觉得他挺棒的”，“60后”崔永元认为，来这个节目从“80后”郭敬明身上学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年轻一代的规则意识”；郭敬明对崔永元的感受则是“人非常好，很随和，我前几天身体不太好，他还问我要不要紧，一点儿没架子”，在“小四”眼中，崔永元“知识非常渊博”、“当今流行文化可能是崔老师的短板”。

　　《我知道》8进6的比赛在中秋节的前一天晚上录制，这期题目难度明显增加，场内竞技感提升。选手一碰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知识点最先想到的还是求助导师崔永元，但似乎此前并没玩过类似《快乐大本营》“猜字游戏”的崔老师，“限时提醒”环节总是“一脑门子汗”、“干着急”，最后本着为学员着想的态度，他恳请选手“还是不要求助我，可以求助郭老师”。回看已经录制的这几期节目，崔永元在现场的点评其实颇具看点，比如在词条“中产阶级”之后的“实话实说”，“我们很少有中产阶级，如果你现在是中产阶级，只不过是你没得病而已。” 早报记者在当晚节目录制前专访了导师崔永元，崔永元看起来比电视上清瘦许多，采访中提到刚考入大学的女儿，他一脸幸福和骄傲。

　　离开央视后的崔永元在美国自费拍摄转基因纪录片，以抢救的心态把主持的收入拿来制作口述史。既要搞教学研究、又要做口述历史的分类整理，“我们现在每个月都有200个小时新的素材”，他还向记者透露年底要在上海交大做一个教育博物馆，“我收的东西多了，不仅有连环画，还收了清朝的教科书，到时候你可以过来看看”。

　　记者问崔永元：“既然这么忙怎么会想到来做导师？”他回答说：“身边人总和我说，最好别脱离电视节目，有点儿一线的实践，也能亲身感受到媒体的变化，这种工作偶尔干点儿，现在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口述史上。”对于口述史，崔永元津津乐道，有次国外记者采访他，拿了一个先进的照明设备，既小巧、打出来的轮廓光又漂亮：“我们做口述史时，一般都是支三四个大灯，要是有这样的设备多好。”他喝了口水，心里溢满各种羡慕，随后又一脸严肃地对记者说，“我们必须知道创作和技术是密不可分的。”

　　对于市场上铺天盖地的真人秀节目，崔永元认为“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真人秀”，因为“我们和国外真人秀节目差距50年不止”。

　　对话崔永元：

　　我们这代人忧国忧民

　　东方早报：你以前玩“小强填字”吗？会因此着迷吗？

　　崔永元：很少，每次报纸来了，我就上去填几个，不执着，填不下去就算了。我特别喜欢看他们出题，我不适应题面上有这个字，答案里还有这个字，因为我都是从过去猜谜语、打灯谜那儿来的。

　　东方早报：汉语的填字游戏和西方的填字游戏区别还是蛮大的、排列组合的空间也更大。

　　崔永元：嗯，如果这个设计者用点儿心，就特别有意思，这几天录制节目的过程，其实也是检验自己的知识储备的过程，在某些领域内，自己的储备几乎是零。比如现在特别流行的那些港澳台歌星名曲，脑子里几乎没有。第二类是已经掌握了的那些文史类知识，以为自己很知道，但现在让你给一个标准答案时，还是很含糊，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有把握。这个节目挺好，在家里做题你是没有什么压力的，你甚至还可以翻翻资料，而节目需要坐在摄像机前，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还真的要点本事。

　　东方早报：作为导师，评价一下自己在现场的表现？

　　崔永元：谨慎小心。我说出去的话得负责。我和电视台和《南方周末》都在强调，后期你们要好好查查，看我说的对不对，别露怯，个人露怯倒没什么，如果电视机前有谁信了那才悲剧呢，毕竟这是传递知识的一个过程。

　　东方早报：你能否评价一下另一位导师郭敬明？

　　崔永元：我觉得他心态特别好。头两天我有点不太适应，想他怎么这么直接呢？后来我还挺接受的，因为他们这一代年轻人就是这个活法儿，特别追求生活质量，希望活得快乐，所以他劝选手总是说，希望他们快乐、希望他们对父母好，谈节目也是，如果节目让观众特别快乐，他自己也特别满足。我们这代人是忧国忧民的，坐在椅子上看着“小强填字”还想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睡觉之前愣愣神儿，也想的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且不光想自己国家的，还想别的国家的，活得特别沉重，改不了。我觉得这也是系统训练，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记得1990年代末，我去CNN采访时和他们的编辑聊天，我问他“什么是你们感兴趣的新闻？”，他说就是“家里扶着栅栏的女主人谈论的话题”。他们新闻结构和我们很不一样，他们特别爱讲身边的事情，特别爱讲和大家的福利、跟大家的社会待遇、社会保障有关系的话题，我们中国人的新闻特别爱看全世界发生了什么，倒是和我们每个人密切相关的新闻不太受重视，以至于这些年出来了一个门类，叫民生新闻，很奇怪，理论上讲，新闻就应该是民生新闻。我们现在却把民生新闻专门提高到一个高度，就说明过去少，没太重视。

　　东方早报：这次的选手们还是挺有意思，有14岁的少年、有通过旅行改变认知的姑娘、也有博学汉语知识的外国人，《南方周末》文化部总监袁蕾对我说，其实不用“煽情”和“塑造”，选手的知识储备和答题风范就能看出每个人的人生故事，你怎么看待他们？

　　崔永元：我可喜欢他们了，特别是高磊，我看着他老是恍惚，感觉像是回到了民国，他的头发也是中分的，长的样子也特别民国，他整个陶醉在书海里，讲自己的经历也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那些长篇巨著都是他在书店里看完的，我私下里和他聊天，他讲到蒙古第一个登上太空的人，那个名字非常长，为了记住它，他就把它改成谐音，后边还是句骂人的话，丹麦的一个什么湖的名字，他也知道。比赛时一遇到港台歌星，他就很干脆地说，“过！”，他拒绝让“这些”占用自己的记忆空间，他只是津津乐道“那些”，他是“很有正事儿”的一个人，我问他，能不能到我那儿工作去啊？我很希望他去帮我做那个库。他说，“我再想一想。”

　　东方早报：如果不是作为高磊的导师，而是他的对手，你觉得会怎样？

　　崔永元：我肯定P不过他，也许连他四分之一都不如，但是这样的人，我们在社会上从来没有发现过，直到有一天，他突然站在你面前，比你想象的还要好，我觉得遇到这样的人心里特温暖。一个有钱的人坐在我前面我没什么感觉，一个有知识的人坐在那儿，还真是很震撼的。

　　东方早报：很多评论者认为近些年大众语文能力下降了，你怎么看？

　　崔永元：传统的汉语确实在放松，网络语言符合汉语的一些约定俗成，但大家对它太宽松了，不管是“火星文”还是“网络语言”，都是一个淘汰的过程，当中只有为数不多的能够留下来，大部分是会在使用过程中被淘汰。包括我们平时写长微博，也是面临着自己纵容自己，有时候想一个词想不出来，换个新词“酱紫”也挺好，就用着吧，还能哗众取宠。其实是我们自己对文字的修养、对文学的敏感度在降低。

　　现在的时代，最好是提供一个思考的角度，不要把一个结论塞给观众，而且这些年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发现我们过去在验收上有偏差，我们特别愿意验收一个有价值的、特别正确的信息，当我们开始投入到口述历史中去的时候，发现“正确”不是这样表达的，“正确”通常是和历史相近的5个答案，或者8个答案，因为没有唯一“正确”的。

　　东方早报：编剧李樯在《黄金时代》的剧本中做了尝试，他其实和你的观点很像，他认为我们对历史来说都是局外人，没有谁能够准确客观地说出历史，所以他采用“对镜叙述”这样的手法来写萧红那群人，你看了这部电影了吗？有何评价？

　　崔永元：我还没看。但我就说说萧红本身，我就觉得验收简单，说明还没有对她研究透，我们对于萧红萧军定义得太简单，无非就是“文学的引领者”、“偏左翼”，几乎就是扣了一个帽子。我注意到现在翻盘是从鲁迅开始的，大家重新把鲁迅还原，还原成更接近鲁迅真实的样本，萧军萧红还没到。

　　东方早报：大众喜欢的真人秀、电视游戏节目，包括像《汉语桥》、《我知道》、《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这种语文类节目，你觉得通过娱乐性的结构可以传达严肃的东西吗？

　　崔永元：没问题，绝对可以传达。但我们的制作人员一定要有宽容的态度，你要允许有不同的观点摆上台面，甚至是你反对的观点。像我们过去是没有的，我在节目里允许你们发表多样性的观点，但我的情感是有指向性的，我会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只不过我还允许你说，我想传递的是我认为对的。比如说，那天我们录像有点晚，节目组要延长，郭敬明就不同意，因为按照合同到时间了，然后我就坐在那里想了想。我们受的教育是大公无私，拖再晚也得配合，但是郭敬明受的教育是规则意识，我们没有，站在这个角度去审视他的行为，你觉得挺棒的！他们这代人能做到，我们这代人确实做不到。我们想遵守规则的时候，有人就会把大家、小家硬邦邦地抛在你面前，你一下子就软了，你觉得那个是真理，是不能动的，但是现在我就特别赞成这个，个体都谈不上尊重，谈什么大家，哪还有集体荣誉，集体荣誉就是由个人荣誉构成的，所以真的要实实在在地尊重每一个个体，我觉得这一点是这次录制节目我向郭敬明学到的。以前不觉得，现在觉得守规则真是一种美德。

　　东方早报：陈虻曾预言真人秀会取代谈话节目，你觉得真人秀之后呢？

　　崔永元：现在这些并不是真正的真人秀，真人秀要讲究得多，所以我说差50年，美国早期做的《学徒》比我们现在做的节目精彩多了，一个选手要有十几个机位呢，拍出来像大片一样，我们只是盯着人一遍一遍拍，真正的真人秀还没来呢！脱口秀也一样，我最近看到黄西，也在和他讨论脱口秀和新闻节目有什么区别，脱口秀和相声有什么区别。其实脱口秀很好玩，它是跳跃性的思维，它没有一条线，或者说它有一条暗线，说的时候你是听不出来的，你只顾笑，等全都听完了你会想，而且它不要中国传统相声里那种“一张嘴就乐”的爆笑，它要曲艺里所谓的“后反劲儿”，就是你一听，先愣了愣，然后越想越好笑，。脱口秀很在意思考过程，而我们的是嚼烂了给观众吃。脱口秀还是比娱乐高级些，像美国的少数民族政策、种族歧视等问题，也有对当下社会的关照，比如出了什么法规或者什么事件，觉得不鸣不平，就会在舞台上说出来。

　　东方早报：这种知识类的电视节目，我们和国外的制作差距有多大？

　　崔永元：非常大，差50年都不止。我觉得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同质化，一下子涌二三十个类似的节目，但都差别不大，我觉得一定要个性化有特点。现在电视人特别趋向于寓教于乐、老少皆宜。其实世界上没有老少皆宜的节目，要么老，要么少，你不要想影响所有的人。这就牵扯到节目的定位，我们老想着收视率，吸引更多的人，实际上是谁都吸引不了。我现在看真人秀，各个台都非常多，但是特别一样。像法国和德国都有哲学节目，那个看的人非常少，但并不妨碍他谈哲学，他也谈得非常深。法国第五频道有个谈话节目，我在《实话实说》的时候就看了，看不懂，看人家的节目形式，从头到尾，没有掌声也没有笑声，你今天打开和明天打开都这样，所以说，他们特别有定力，这样他们就能创造一个特别好的环境，大家好好说话。你看现在我们录节目最多的手势是“加快”，我们原来没有节奏意识，现在我们有节奏意识了，对信息的筛选和接受一点都不讲究，只要节奏好，哪怕有一个人哭了，这个要保留，让她多哭一会儿，因为观众爱看。但有一个人给你讲了起源、发展、结论，没有人愿意听，就希望你直截了当地说结果就行，我年龄大了，偏严肃，他们都希望我回到以前那个爱讲笑话的年代。大家把这个看得太重，这样的媒体传递有价值的信息还没有列入议事日程。另外，现在传递知识最有效果的是先塑造一个偶像，然后通过偶像的嘴往外说才行，年轻人对载体更挑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