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航标]黄渤：大家都是随风坠地的树叶

《心花路放》黄渤剧照

　　黄渤：三十亿票房没有装我口袋，大家都是随风坠地的树叶

　　徐菲：过去八年，从《疯狂的石头》开始，您拍了很多片子，非常辛苦，像打鸡血一样走过来了。你会每年给自己做总结吗？

　　黄渤：总结的时间可能不太有，这就是我的问题。我觉得一开始可能会有危机感存在，不安全感造成的。

　　徐菲：不安全感指的是什么？

　　黄渤：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好，下一个片子要把它做得更好些，又来了一个这样的角色，我不想失去，我就想把它弄好等等。这个过程就是一直低着头走，走着走着到半山腰了。工作太忙了，它已经摧毁了你的生活，一直说我们更好的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现在是好好地活着为了更好的工作。

　　徐菲：这是全中国人民的状态，不单是您一个人的状态。

　　黄渤：对，我想明白了，我就想转变一下。

　　徐菲：希望大家都能像你一样去想这样的事情。

　　黄渤：别，那GDP就不往上走了。

　　徐菲：这个转折点是怎么发生的？

　　黄渤：也没有特别的事。就是觉得没有像以前那么容易开心起来。比如以前别人一个表扬、一个动作、一个戏，想通了一个桥段都会无比的兴奋，现在比那时候的快感更难获得。我现在要想清楚要拍一个戏的目的是什么，是证明一下自己是个好演员，还是再多增加一点票房积累，还是真的就需要工作不能停下来，这些好像都不是，那你去拍一个电影的原因是什么。

　　徐菲：职业进入疲惫期了吗？

　　黄渤：以前觉得我不信这个我弄不了，我觉得肯定能行。慢慢再确定、再推翻、再怀疑、再琢磨那个过程中你会觉得无比快乐，慢慢到建立以后你会觉得特别有满足感，但是慢慢的这些东西变得已经不是那么难的时候，慢慢你演得好是个自然现象的时候，你也没有那么大的愉悦感了。

　　徐菲：都是三十亿票房的影帝了。

　　黄渤：三十亿也没装我口袋里，其实我觉得现在反而比那时候更穷一些，一瓶不满半瓶晃荡其实是最好的时候，它会让你有不断的进取心、创造力跟探索的精神。学骑自行车的时候，快学会的时候是最兴奋的，没事就愿意拿着自行车骑，特别好。你真的天天骑着去上班，你觉得还有意思吗？

　　徐菲：岁数的增长会加重自己的危机感吗，要抓紧时间做更多的事情？

　　黄渤：我反而觉得应该松下来了。你再做你一辈子能做多少事，一个人书写了中国电影史的三分之一？没可能。大家就是随风散落的一片小树叶，在坠落的过程中舞动的精彩一点或平稳一点各自选择，最终都是掉在地上。

　　徐菲：但黄渤这一次推出的个人套票相当成功，对电影观众而言，至少你现在是购票保障。

　　黄渤：那是大家对我的抬爱。其实做这个套票初衷很纯粹，就是回馈片方回馈观众，而且也是怕一个档期看三次黄渤，大家不乐意。那我就自掏腰包，请大家去电影院看我演的电影。更多是希望三部电影都能有好的成绩，都是我的作品，我对三部电影都投入了很多。而且我觉得“黄渤套票”是一个尝试，证明演员除了演戏，还是可以为票房贡献更多的。希望有更多更好玩的点子冒出来，帮着中国电影的票房这个大蛋糕越做越大。

　　徐菲：假如，观众不太能接受您演悲剧角色的话您还会去尝试吗？

　　黄渤：我觉得现在更重要的一点是对自己的认定，当然这个不能对观众不管不顾，我不是一个艺术家，把自己的弄好其他的不管。毕竟电影本身还是有它的娱乐属性在的，而且对于中国来说这一点是至高无上的。所以说抛弃不了，但是有一些东西有的是自己得给自己一个交代，得给自己一个答案，这些是自己觉得做得有意义的东西。

　　徐菲：是什么让你跟宁浩、徐峥在十年来一直是好朋友？

　　黄渤：大家审美比较接近，但是在一些观念上可能并不一样。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好的创作的契机，如果大家都是红色的，怎么做唐三彩？大家身上肯定都有不同的颜色，拼凑在一起才好玩。

　　徐菲：回顾这十年觉得两个小伙伴变化大吗？

　　黄渤：宁浩以前是一个比较容易愤怒的人，现在慢慢变得相对松驰了。我们都一样，以前比较喜欢亮锋刃、刀尖，但慢慢发现那些锋刃都是花活儿、小聪明在外面，大内里的东西想清楚了，那是整个刀的份量，那个可能更重要，现在反而会把刀刃反过来，用刀背，力量可能更大一些，虽然看起来没有那么锋利。徐峥是从未成年到青年的一个转变，意气风发。

《心花路放》徐峥剧照

　　徐峥：演不到的电影自己导 突然理解周星驰的焦虑

　　王玉年：发布会上听你跟宁浩还聊，想让黄渤导个电影，你们俩来演。

　　徐峥：这事不看我们两个人啊，要看黄渤了。你要拍一个片子必须是有革新，有主导，这个主导就是导演说我要做这件事情。如果黄渤要拍一部电影必须由黄渤来主导。黄渤因为演戏演的太好了，使得他没有必要非得自己来做这个主导。这就是他的优势，他可以在同样单位时间内做更多事情。导演要做一个片子，像我自己编，自己导，自己演，一整好几年时间进去了，断断续续的，我推掉多少事儿啊。

　　王玉年：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找黄渤呢？

　　徐峥：因为大家觉得黄渤演的好，大家认为他表演接地气，可塑性强。我的可塑性没有那么强。如果一开始就有很多导演找我，我肯定没机会去自己导。我就拍周星驰的戏去，多好啊，难道这不是我最希望的吗。我可以用三个月拍完一个戏，我何必用三年去自己导。你是更愿意跑一个马拉松还是跑一个短跑，演员都是冲刺型的，100米冲刺，最闪光，跑马拉松你很难记得住哪一个明星。

　　王玉年：可当导演还是能找到和当演员不一样的high点吧。

　　徐峥：当然是不一样的high点了，但更重要的是我的出发点，当别人问我是谁时，我一定说我是演员，我导戏也是为了让自己演戏，我是演不到自己想演的那类电影才自己导的。我如果身在好莱坞，有那么多编剧，我何乐不做个本-斯蒂勒、亚当-桑德勒。但最后你看，本-斯蒂勒也自己导，亚当-桑德勒也自己做制片人，都得是个起头的人！

　　可现在当我编好、把所有剧组全安排好以后，没那么想演了。我突然很理解周星驰，因为如果你光导，你只要承担这方面压力就可以。你再去演，还有一部分特别生理的压力，会让你很焦虑。因为你要用自己的形象去演出，也是一部分负担。

　　王玉年：所以说当导演是迫不得已。

　　徐峥：也不能说只是迫不得已，每个人有自己的命数，你的轨迹就是变成这样，我得尊重这个命数。当然在这个命数里你可以有一些选择、改变。比如我想好了，哪一部电影拍完以后可能就不拍了，回去当演员。

　　王玉年：《心花路放》是类型片吗？

　　徐峥：它本质上有点类似于《杯酒人生》这样的电影。我觉得这是以后的方向，因为国外做纯粹类型片很多很多年，反复摸索，在一种不纠结的情况下反复去做，等这个市场观众全部成熟了以后再说我怎么样提炼一个更高的主题。像《达拉斯买家俱乐部》《醉乡民谣》这样的戏算什么类型，其实都是传记类型。人物传记可以很丰富，跟着一个人物走，看他在一个阶段一段历史，维度是很大。在商业模式可操作的情况下，有很深挖的主题和历史。我们在人文这方面的电影太少了，一旦有机会，就很容易做成艺术片，实验性会很强。而不是在类型和观众熟悉的故事模式之内去做的这种片子。

　　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宁浩对类型片的研究比较熟了，我其实还是在做比较标准的类型片，但宁浩不会满足于仅仅做一个类型的，他肯定要加上别的东西。《心花路放》稍微轻松一点，但他也想做成很现实主义的感觉，这种方式不是以往一个正常喜剧的类型，但其实这种类型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形态。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如此，我们好像一表现爱情就变成是那种小妞儿电影。

　　王玉年：宁浩的电影是拍给知识分子看的吗？

　　徐峥：知识分子看得懂，不是知识分子的看了也能乐。我觉得可能老宁还是蛮想企及这种方向。他在寻找城乡、城市农村之间的讽刺感和荒谬感。

　　王玉年：《心花路放》里的双线结构，被宁浩认为是最大的颠覆。

　　徐峥：他这个结构设计的很好，很巧妙，我刚开始听到这个结构的时候觉得太绝望了。但这难道不也是一种现实吗，不一定要成功才是一种现实，失败也可以成为一种现实。两点相交那一刻，以一种完全不相信爱情的方式来表达，实际上这是我们所谓的艺术片的架构。

　　王玉年：你觉得电影该在哪儿结束？

　　徐峥：我觉得他想到这个结构的那一刻他其实是为了表达那个绝望的。我说这个结构很好，但好像不行，没有意义，你的传递可能性都会变得很小。如果黄渤没有碰到焦俊艳，没有后面给予希望的结尾，它会是一部艺术气息很重的电影，会有很深的荒诞感。但是加上那个结尾以后，观众更喜闻乐见一些，但是我觉得看得明白的人应该能感觉到宁浩的初衷吧。

　　王玉年：他在结尾做这样的处理，是因为当年《无人区》的被禁经历吗？那件事对他是个打击吧。

　　徐峥：我觉得并不是打击吧，而是说本身设定的心路轨迹被打乱了。本来我拍了完这部拍那部，这是想好的，突然不行，那我拍什么呢，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章法上会有一些乱。很多人都不喜欢《黄金大劫案》，但我其实并不这么看，这部电影在工业的层面上，就是说我设一个题目，然后我要去做，直到把它一步步操作出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我觉得需要这样的电影。而且我觉得也没有差到那种程度。我反而看到他的好处，节奏的紧凑、镜头的运用，包括所有的制作工艺，是OK的。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喜欢，骂这部电影。

　　王玉年：可能还是《无人区》被吊了太长时间的胃口，然后出来的是《黄金大劫案》，《无人区》如果在09年放的话，完全会是另外一个状况。

　　徐峥：都会不一样，我也不见得会导戏。

　　王玉年：感觉《心花路放》跟宁浩以前的喜剧片不一样。

　　徐峥：宁浩不是刚刚开始出来拍电影的宁浩，环境不断发生改变。他需要有一个自我协调的过程，我觉得真正要能够做成一个事或者能够有成熟的表达，是在接受现实语境的基础之上，你非要逆水行舟，是自己没有梳理通。我在看《心花路放》时，觉得通了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如果宁浩再拍，他会更通。

　　（徐菲/文 徐菲、王玉年/采访 刘嘉琦、张大伟/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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