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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味儿了，所以不愿意去了
人物周刊：你最后一次上春晚是1998年初，和朱时茂(微博)合演小品《王爷与邮差》，你似乎并不满意那次的演出。
陈佩斯：那是97年春晚，上台前，工作人员给朱时茂别麦克风，因为穿的长袍，挂麦很麻烦，图省事儿，他们把麦就给挂在了衣服外面，俩人一做动作，麦就给刮掉了，都不知道是谁刮掉的，弄不好是我给刮掉的，所以我一直也觉得特内疚，等于连责任都查不出来。那已经不是创作的氛围，每个部门都在互相掣肘，所有能在那里工作的人都以老大自居，都是“爷”。你别看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助理，你惹不起他，不知道他哪条线上有什么根儿。所以，谁和谁多说一句话都不敢，工作就这么粗糙。每年春节晚会后台比农村的自由市场还乱、还热闹。
人物周刊：最后一次在春晚舞台上的表现并不圆满，现在心里还有遗憾吗？
陈佩斯：没有，过去就过去了。因为有很多无奈，不是说你努力就能够解决的。这种低级错误在《王爷与邮差》里发生了很多，包括我们声效的声音没了，剧情需要一个发令枪声儿、万众欢腾的声音，没了。彩排的时候都有，都在光盘上……当时有人提醒过我们，“多跟人家沟通沟通”，“潜规则”都得用上。我跟朱时茂觉得作品第一，由作品说话，我们不做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我们就谈业务，别的免谈……那个地方变味儿了，所以我们就不愿意去了。春晚的事儿不提，因为春晚是一个挺讨厌的事儿，它不只是一台晚会，它是一个体制，一个体系。
人物周刊：你愿意谈什么？
陈佩斯：谈我们这个小喜剧院，这关乎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一个民族的文化市场是怎么建立的。
人物周刊：从你这儿能看出来？
陈佩斯：对，这是实打实的东西。2001年我们制作的话剧《托儿》成功，当时我们整个舞台的文化市场已经完全凋敝，中国的舞台文化是近代史上最凋敝的一个时期。我们出现，而且完全以市场运作的形态出现，这在当时是没有或者很少的，一般人不敢。我那时候很有成就感，很得意。
有一次参加一个会议，正好介绍浙江的文化产业状态，把我震撼了。他们民间的舞台艺术活动，几乎每个县每天都有两到三台这种小的文艺演出，不是文化局宣扬的文化产业，也不是宣传部宣传的那个文化产业，完全是民间自发的，这是真正的文化市场，因为需要而去促成的艺术活动，而且它用货币直接交换，来证明他的劳动，这些人靠它赖以为生。我当时特别感动，我没想到，我其实就是他们中的一份子，而且我突然感觉到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生生不息，它那种顽强的生命力，那种草根的力量，无论外部环境有多大的压强、多么严酷，它都能够排斥掉，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顽强生存。那个时候才感觉到我不孤单，我只是在北京做了一件在文化市场上开拓性的事，让这个文化市场的不毛之地终于有了一个良性循环的例子。
人物周刊：你做《托儿》的时候，应该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吧？
陈佩斯：没人说我，最关键的是也没人允许我。那时我们的政策是不允许民间自己演出，这个禁令才开了5年，5年前不允许。
人物周刊：但你的声势很大。
陈佩斯：有方法可以绕过这些。你的创作权是《宪法》里的，现在也没有法律说你不可以，只是规定说不可以。我们和剧场联合出品，剧场是国有单位，它来向文化管理部门申报，就把我们这个作品通过它的手释放出去了。我前几部戏都是这么出品的，我们那时候的电影也都是这么出品的。
人物周刊：这是在冒险吗？
陈佩斯：是冒险。不冒险，你就连做都不要做了。
人物周刊：做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
陈佩斯：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所以我愿意冒这个险。
人物周刊：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陈佩斯：出作品，一个艺人就是要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