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玲玉是觉悟日增的新女性，她对张达民这号赌棍、败家子、鸦片烟鬼不可能有良好的观感，也不可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但因为性格软弱，她也很难拿出“蝮蛇一螫手，壮士急解腕”的决心。再说，她看重名誉，生怕授人以柄，自己私生活上的不快会被那些闻腥起舞的苍蝇（黄色小报的记者）逮住，七炒八炒变成街谈巷议的材料。阮玲玉见过不少同行被黄色小报污损之后再难翻身，她可不想步其后尘。于是，阮玲玉能忍则忍，对张达民的所作所为不闻不问，任由他吃软饭吃得心旷神怡，做无赖做得肆无忌惮。
1931年春天，出道五年的阮玲玉已是“联华”的台柱子，其名头与“明星”影后胡蝶并驾齐驱，片酬也提高到当时的一流水准。她有心过一种更独立更自主的生活，就从张达民名下的祖屋搬出去，住到上海法租界的华格臬路大胜胡同。眼看羽翼丰盈的天鹅要飞走，张达民心里可不是滋味，他仍一如既往厚着脸皮找阮玲玉要钱，若不能得逞，他就寻到摄影棚里大吵大闹，让阮玲玉下不来台。
张达民扑钱的花招很多，强行索取不奏效，他就找些带刺的题材去要挟阮玲玉，比如说，他将报纸上刊登的“电影明星胡蝶诉未婚夫林雪怀无故解约案今日开庭，千余旁听者挤破法院门厅”的新闻第一时间快递给阮玲玉。不用说，这是借力打力，他有意让她思忖思忖，掂量掂量。阮玲玉细读这篇报道，方知胡蝶在法庭上经历了种种难堪，法官和林雪怀的律师提出了一大堆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等于撕下内衣给人瞧，胡蝶不得不—一作答，法庭内的旁听者乐得偷窥大明星的隐私，简直比看电影还要开心，还要过瘾，时不时地发一阵笑，起几下哄，逗惹得黑袍法官用法棰猛敲案桌，大呼肃静。阮玲玉设身处地想，换了她，窘都会窘死，羞都会羞死，哪能由着法官和对方的律师那样折腾与摆布？张达民在一旁察言观色，又火上浇油地说：
“胡蝶的情变风波已原原本本上了报纸，那才叫绝呢，不过，你十六岁就跟我上床的故事完全可以与它比个高下。要不要我将详细经过讲给那些黄色小报的记者听听？我肯定，你的这段情史准能卖个辣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