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廉吏于成龙”专题报道（之九）：不以温饱为志 不昧天理良心(图)

　　《于成龙传》作者王振川。

　　—本报独家专访《于成龙传》作者王振川

　　有人说，读一部好书，就如同结识一位高尚的人。从11月11日起，本报开始独家连载由山西本土作家王振川编著的《于成龙传》，带领大家领略一代廉吏于成龙不平凡的一生。很快，这本传记将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周，记者赶赴运城市，以期走进王振川乃至于公的精神世界。出发前，特意找来20余万字的传记书稿，不知不觉间就读完了，仍觉意犹未尽。作者以独到的时代视角、得当的辨析取舍，让这位廉吏从历史深处走来，呼之欲出，为我们呈上一部对匡正社会风气大有裨益的清新读本。

　　他身穿对襟布衣，态度谦和，待人真诚热情。在他的书桌上，摞着厚厚的书法习作，其中包括于成龙诗抄、语摘等等。观其气韵风骨，与于公刚柔并济的笔墨倒是略有相通之处，豪放中不失婉约，柔和中映衬着刚强。

　　王振川，1968年生于山西万荣，现供职于运城市广播电视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运城市作家协会理事，著有《吏事千秋》《天理良心》《龙争虎斗中国史·五代十国传奇》《龙争虎斗中国史·宋朝传奇》《于成龙传》等。

　　客观评介

　　以质疑的眼光看于公

　　有数位读者表示，他们被《于成龙传》所打动，不禁为之落泪。在写于公时，王振川会有怎样的情绪变化呢？是否也曾热泪盈眶？

　　他说，自己并没有为此落过泪。这是为什么呢？“最初写于公时，我非常注意，千万别受古人的骗，处处用质疑眼光看于公。所有的细节都想问几个为什么？有没有夸张、溢美或虚构？这掉不出泪来。倒是后来，渐渐被于公感化了。尤其是于公晚年受屈，我心里也挺难受。他写的几段文字，如《祭母文》《请假归葬疏》等，有些句子很让人感动。康熙皇帝写的几封诏书，里面一些词句也令人感动。”最终拨云见日，将一个个质疑解除后，他发现于公的清廉丝毫没有掺假。

　　那么，他是如何与这位廉吏结缘的呢？“2000年央视热播的《一代廉吏于成龙》令人印象深刻，当时我一集不落地看完，不仅记住了他这个人，连演员李万年浑厚有力的嗓音也记住了。之后曾在网上查过于公的传记，但只是简单看了一下就放过了。”2006年，运城市政协编撰《河东文化丛书》，分配给他一部“名吏卷”，写成后取名《吏事千秋》，“写了几十位官吏，有廉吏、能吏，也有名吏、酷吏，但都与河东有一定关系。通过写作，我对中国古代的官吏有了一定了解，心里很敬重那些造福一方的廉吏能吏。”

　　2008年，吕梁市政协拟出版《吕梁文化丛书》，王振川受周宗奇、权文学等作家推荐，撰写其中的“于成龙传”。

　　“能够以写作形式，向于公表达一点敬意，真觉得是很大的福气呢。”他笑了笑说，第二年，即2009年夏季去过一次吕梁。

　　“网上资料不少，但很零散，收集了一批，没日没夜地读。后来在某旧书网上找到了《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传》和《于清端政书》。写作过程中主要是查资料的困难，一个小小细节往往花费大量时间，如大海捞针，最后查出来也不过是平淡叙述，一笔带过。每天虽是写写歇歇，十分注意调节，但还是闹得小病丛生，狼狈不堪。此书在出版时定名为《天理良心》，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告诉记者，2012年，因手头的《天理良心》书本太少，无法遍赠朋友，就将书稿贴到了网上，没想到意外结交了投资建设于成龙廉政文化园的吕梁企业家高林清，由此引发了该传的第二次改写。

　　“在林清兄的支持下，我重新阅读资料，有了疑问就和他沟通，发现原来《天理良心》中的不少错误和不足，一一进行修改和补充，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于公。最后将书稿定名为《于成龙传》，交由三晋出版社出版。其中最重要的参考资料即于公的著作集《于成龙集》，另外也参考了《明史》《清史稿》《清史列传》《国朝先正事略》《永宁州志》《中国通史》《清稗类钞》《读史方舆纪要》《历代职官沿革史》等等。”

　　2014年，《于成龙传》被列入“三晋百名历史文化名人传记工程”。于是，他在此前的基础上，调整了书名和章节名，并从头至尾又润色修改了一遍，删减了个别章节，调整了个别语句。

　　“我的第七本书《魏风悠悠》即将出版。另外还参与了《三晋史话》中《运城史话》的编写，仍未完工。写作主要在工作之余抽空写，基本没有专门请过假。”王振川自我评价道，“作品风格像与朋友谈话交流，比较亲切，其实算是网络写手的风格。写作尽量平和，通俗易懂，且有趣味，符合历史事实，绝不虚构，拿不准的就用探讨口气。”

　　他说，没有想成为什么大作家，只想做个好读书人、真读书人，“当然，当个作家也挺好。”

　　天理良心

　　于公一生坚守此信念

　　于公45岁以贡生出仕，为官仅23年，从七品知县升到一品总督，受到朝廷各级官员和广大百姓的尊敬和爱戴。考察他的做人为官之道，对我们后人会有很多启示。

　　“我认为主要有五条，分别是清苦节俭、热心公益、勇于任事、关注全局、与人为善。”王振川分析说，于公出身并不贫寒，家族历代都是富裕乡绅，但清苦节俭是其家风，并不追求个人物质享受。当时官员俸禄比较低，但于公把节省下来的钱都用来做公益慈善事业，没有补贴过家里，其家庭却经常捐出家产救济灾荒。他三个儿子都是大慈善家，特别是长子于廷翼，最多的时候曾同时救济几千户人。

　　“现在人们热衷于宣传廉吏，反而忽略了于家力行慈善的历史事实。而且，于公并不是那种只知埋头工作的书呆子官员，他在坚持原则的同时经常关注全局，替上级出谋划策，因此深得赏识。”他还发现，于公不贪图财利，也不留恋功名，不仅常在诗作中流露出急流勇退的情绪，也多次付诸行动，向上级和皇帝上书，要求辞官归隐。但在特殊的战乱时代，他的请求一直未获批准，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赴任时，于公曾顺道拜访当年学友，说了一段传诵后世的上任名言，发誓不以温饱为志，不昧天理良心。在于公心中，效忠于一家一姓只是片面、狭隘的“忠”，传承发扬自己的民族文化，以天下苍生为己任，致力于恢复太平盛世，才是“大忠”。

　　“反观古往今来所有的贪官污吏，有几个是没才能的？只因他们心中没有这道‘天理良心’的道德底线约束与匡范，所以再大的本事，都可能会用在假公济私、贪污腐化的邪门歪道之上。”

　　“于公是个办案高手。他的真正名声，就是在黄州府任期内治理盗案创造的。不过他曾表示自己办案子并不神，只是个‘诚’字而已。他做得很努力很尽心，对得起‘天理良心’，对得起国家和百姓。”王振川十分愿意相信，一生讲究此信念的于公，完成了他的从政誓言，达到了他追求的至高境界。

　　在王振川的眼里，于公是一位性情刚烈的人，敢和上级顶嘴吵架；又是一位严肃认真的人，面对不正之风绝不姑息。他还是精明多智的人，面对繁杂政务总能想到有条有理的解决办法；是勇于担当的人，数次在危急关头都敢于挺身而出，破格办事；是宽厚仁慈的人，对属下的小失误能够包容原谅，而对百姓的疾苦，则经常伤心地泪流满面。他也是一位浪漫风趣的人，面对风花雪月、名胜景观，喜欢吟诗填词，完全是一副文人士大夫的情调。”他形容于公的外表是身材高大、目光如电，长相十分威武，特别是在晚年时，“白须伟貌”是其标准形象。

　　当于公去世100多年之后，晚清理学大师、名臣曾国藩老师唐鉴对其清廉、勇敢、仁爱亦非常认可和佩服，最后点出他是“吏者之师”，是官场上的大理学家，“于公虽不擅长理学的理论，但他是真正的实践家，把大理学家的理论都做到了。”

　　王振川说，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于公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安贫乐道

　　崇敬诸葛亮淡泊宁静之心

　　除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外，王振川近年潜心研究国学经典且颇有收获。他认为，国学，就是让每一位中国人活得更中国，活得更像中国人。他十分欣赏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引言中所写的一句话：“研究本国历史者应对本国历史具有温情与敬意”。

　　“于公平生很崇拜三国时期的诸葛孔明，曾经在多篇文章中提到过。我最崇拜的偶像也是诸葛亮，座右铭即‘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出自其54岁时写给8岁儿子诸葛瞻的《诫子书》。”

　　作为天津南开大学的高材生，王振川在大学时代学的是中文，但他还是最爱历史。起初发表作品，是1993年在《山西日报》发表的《唐朝山西的王姓诗人》。参加工作之初，单位办广播电视报，他写了不少评论，颇受欢迎。2003年至2007年，在《山西文学》发表过部分作品，后被评为优秀作家。

　　“我自己有点像书呆子，不喜欢升官发财，就喜欢读书听戏练字打拳，比较淡泊随缘。但出第一本书《吏事千秋》，写了一批名吏，第二本写于成龙，又是大廉吏，好像和历代官吏很有缘。”他说自己天生喜欢读古书，喜欢传统文化，包括佛教文化，网名即“清凉明心”。

　　“当初给《西湖评论》杂志投稿，主编是位年轻的佛教徒，经常给我一些佛教资料，解答一些疑难问题。我质疑了他好久，后来就渐渐开始信佛了。2002年，我开始创作第一部书《憨山大师传》，写完未贴出，在电脑里藏了多年。前几年上传至天涯论坛，受到好评，后被成都文殊院《空林佛教》杂志连载，现在还未载完，在佛教界反响还不错。”

　　于公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人才，不仅熟读儒家经史，还浏览佛典道藏，可谓儒释道三教之精髓合一。他一生信奉“为政以德”“仁者爱人”的儒家思想，又信奉因果报应、行善积福的佛道观念，总结出独特的“天理良心”格言。“按于氏家族的传统，也历来重视宗教信仰的教化。”对此，王振川深有体会。他认为，三教皆具备一种功能，那就是能让浮躁的心平静下来，但又各具特色。

　　“佛教的根本道理是万法皆空，放下执著，教化人们解放思想，不要执著于固定概念。因果报应观念，有它一定的道理和好处，可让人心存敬畏心。不过，佛教虽有可借鉴之处，却不教人如何为官，若研究做人为官之道，还是要多读儒家经典，学习孔子‘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儒家突出社会责任感，告诉你要以天下兴亡为己任。”

　　谈到道教，他认为涉及一个未解之谜，“于公在黄州为官时50多岁，身体瘦弱且常生病，凭这么一副老年文官的身板儿，却英勇善战，砍杀48个敌人，我猜测他在青年时代曾打过仗或学过武功，会是在哪儿学的呢？有人说，可能小时候上道教圣地—北武当山学过武功。”

　　“我觉得，安贫乐道，读书上进，不要把功名利禄看得太重，生活中应保持善心，随缘做些好事，日子会过得很快乐。在有思想压力的时候，尽量想办法抒发排解，不要随波逐流，更不要自甘堕落。”他的目光柔和，语气平静，充满了哲思。

　　树清廉风

　　我们可借鉴明清官吏制度

　　“于公在罗城任期超限时，朝廷按照相应制度和程序，便会自动提拔。也就是说，只要你‘进了账就给你算’，如实录入官员功勋，所以当时的官吏制度很严密完备，也属于‘依法治国’，很重视制度建设，且在不断调整，并非我们想象中的仅靠‘人治’。虽然，清代基本沿袭了明代的制度，但把很多缺点改掉了，只是比明代更专制，皇帝的权力更大一些。”王振川认为，明代有个缺点是皇帝经常“不上班”，皇子不好好学习。

　　同时，他发现历史上的山西官吏有个特点即能文能武，可“上马杀敌，下马草檄”。

　　王振川总结道，于公的天下第一廉吏，一是自己主观的养成，二是特殊环境的养成，三是时代需要的养成。即内因加外因共同塑造使然。于公被举“卓异”之后，客观上就需要好好保持此名声，坚持原来的做法，这是社会塑造的一面。再后来，国家社会都需要廉吏，也需要树立最好的典型，对他的宣传很多，也外在地塑造了这个天下第一廉吏的形象。

　　“现在很多人，刚开始工作时，也都有做好人好官的初衷，但往往顶不住诱惑与压力，慢慢就随波逐流了，有些还会变本加厉。”如何改变这个局面呢？他觉得最重要的不是教育，不是惩罚，而是改善用人机制。也就是说，如果能像清朝官员和皇帝提拔于公那样，早早把一批埋头苦干德才兼备的人提拔上来，让他们和其周边的人看到希望，很多人就不会自甘堕落了。至少，有70%以上是选贤，30%以下是照顾关系，社会风气都不会太坏。

　　王振川还有一个新发现。于公升官快，不仅仅是由于康熙皇帝本人的眷顾，和名臣魏象枢的秘密举荐也有很大关系。但魏象枢为了防嫌，一直守口如瓶，直到于公去世后才在吊唁诗中写道：“当年荐草曾闻否？历尽平生一语无。”所以，于公在世时，根本不知道魏象枢帮过自己的忙。而且，魏象枢曾提出整顿吏治，康熙也采纳了他的意见。

　　通过写于公传记，王振川对明清时代的科举制度和官吏制度有了一定了解。“以前，我们把封建社会说成一团黑，是万恶的，没有看到人家的优点。明清时代的官吏制度有很完备的一面，应该借鉴。树立清官典型的方式也很有意义。不过，什么事都不能一概而论。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风气。要让人感觉到正道好走，邪道不好走，这就是好风气。让人感觉正道走不通，邪道反而快，这就是坏风气。诸葛亮说的‘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这句话里藏了多少感慨啊！”

　　在作者王振川的心中，同样也藏有无限感慨。他讲道，清官于成龙的做官信条“天理良心”，重新树起这样的清官形象，对当下的现实生活仍具有十分重要的镜鉴作用。

　　本报记者 李尚鸿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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