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帅：23岁北影毕业后分配到福建

　　真正觉得自己彻底乡下了是在电影学院毕业以后，我在地图上第一次认真查找了一个叫福州的地方，它在离北京最远、或者说中国版图上最边缘的东南角，甚至已经超越了西南贵州的位置。贵州下面还有广西，而福建的外面，就是海了，海的对面，是台湾。我被告知正式分配到那里，福建电影制片厂，户口和档案已经离开电影学院，如果我不去，我将无处安身。记得那是1989年8月左右，当时时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的著名编剧陈剑雨先生亲自到学校要人，陈厂长的女儿是如今著名雕塑家向京，我在附中的同学。陈剑雨找到了我们，承诺我只要同意去福影厂，那里将是我施展才华的天地。我答应了。

　　我永远记得一年后的那次报到旅行，从北京去往福建。

　　小时候坐过时间最长的一次火车是从贵阳到北京，两天两夜。但是因为年龄太小，过程已经记不清了。另一次是15岁时只身从常州的大伯家坐火车赴北京，那次是去美院附中报到，从上车就被堵在车厢边的厕所门边再也挪不动半步，就这样两天一夜地站到北京。然后就是九年之后的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如此漫长的火车之旅，整整三天三夜。头两天，窗外基本还是曾经熟悉的景色，对时间还有概念。进入第三夜的时候，突然感到不对劲：怎么火车还在开啊，我这是要去哪儿啊。望着窗外墨一般的黑暗，看着铺位上睡得很香的同学凌云和一整个车厢沉入梦乡的旅客，恐怖和孤独感如凉水般慢慢地浸透了全身。他们睡得多香啊，他们有的是回家，有的可能只是短暂地出差、游玩。凌云虽然也和我一样被分配到福建厂，但他的爱人已经早早地安定在了福州，他这也是回家啊。而我是算什么呢？奔赴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不是暂时，而是永远要生活在那里了，自己23岁以后的人生就这样永远离开了北京，离开了朋友、同学，未知的一切要在那里展开了。崩溃出现在次日早晨，当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的时候，车轮枯燥声音粗暴地持续着。还在开吗？窗外的景色已经全然变了，眼前一条宽阔的河流跟随着前进的火车，河面上蒸腾着一片蒙蒙的雾气，使河岸两边的树木、山丘掩映在一片朦胧之中，初升的太阳血红而无力地悬挂在那里，就像一个刚刚睡醒的人打着慵懒的哈欠，它的光芒还没有完全显现，但这光芒已经逐渐代替了值更的黑夜，时间无情。这是哪里啊，这还是中国吗？这是我二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视觉经验。“闽江，”凌云说，“我们已经进入福建了。”“遥远”这一概念第一次那么真切地呈现在我脑海中，它已经不单单指物理上的距离，还含有心理层面对未知的无望和恐惧。

　　这已经是第三个白天了，虽然这一天我们也将抵达这一次旅途的终点，但不行，这一切都错了。我强烈地意识到等这趟列车真正到了终点，一切都来不及了，一切都没法改变了，我就要站在那个陌生的土地上，成为那里的一个居民，不是过客，不是游客，而是一个真正的当地人了，一切就都是真的了。我跟凌云说我要在下一站下车，我不要到那个地方去了，我以为只要我中途停下来，对某个东西说我错了，我就能改变一切、回到过去，让一切重新来过。我急切地重复着，表露这不加掩饰的恐慌。我要下车，我要坐火车回去，不能等到一切都变成事实。

　　我在那辆载着我奔向那个不可逆转的结局的火车上做着徒劳的挣扎，我跟凌云描述着我想象中的情景，那里没有人会来接我们，我们到了那里，会有一个门房老头问我们是干什么的，然后会有人把我们领到一个招待所的房间，然后我们就被扔在那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不对，不是我们，是我。因为你会直接回家，吃你老婆已经给你准备好的饭菜，睡上你和你老婆的床，然后第二天早上你会穿着拖鞋、睡衣，在自己家门前的小院子里散步、喝茶，你的一切都会尘埃落定，你心满意足。凌云看着我，无言以对。

　　太阳终于显现了光芒，白天冷酷地驱走了黑夜，时间继续着冰冷地脚步，无论你如何挣扎，都已经无法改变在前方等待的事实了。

　　《薄薄的故乡》，王小帅著，重庆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