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李鹏撰文纪念母亲赵君陶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开始了。1926年冬，他们由上海转战到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李硕勋投笔从戎，在号称“北伐先锋铁军”的叶挺部队担任师政治部主任，而赵君陶则担任湖北妇女协会宣传部长，动员妇女支援北伐铁军。1927年，李硕勋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赵君陶也紧随其后。起义失败后，两人在南昌分别，不久又在上海会合，此后长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李硕勋担任中央军委委员、江南省军委书记，赵君陶则是中央妇委的秘书。当时我党处于白色恐怖之下，党的工作者随时都有丧失性命的危险。李硕勋、赵君陶多次遇到险情，但总能沉着应对，机智勇敢，配合默契，化险为夷，既保护了自己，又保护了同志们和地下党机关的安全。1931年5月，李硕勋奉党中央命令去南方，担任两广军委书记，机关设在香港。同年7月，赵君陶携带着她三岁的男孩――自然就是我，由上海到香港。我们在香港的团聚是短暂的。7月，李硕勋到海南岛召开军事会议，不幸被捕入狱，遭受严刑拷打，英勇不屈，于1931年9月16日在海口从容就义。李硕勋临刑前写了致我母亲“陶”的遗书。这封遗书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正如郭沫若所书：“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成功的左券，是训育革命后进的不朽教材。”

我父亲就义时，年仅28岁，正当英年。我母亲与之同年，也算得才貌双全，风华正茂。但是多少年过去了，母亲终身没有再婚。难道这是因为她受封建道德束缚，信守“一女不二嫁”的旧礼教吗？不是的，绝不是！她从青年时代起就是反对封建婚姻、谋求妇女解放的先驱。对一些再婚的战友和同事，她也绝无轻视和反感。惟一能解释的原因是，她对我父亲爱得太深了。父亲的遗像始终摆在她的床头或书房，她经常面对遗像，静坐沉思，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一本载有详细介绍李硕勋的书《红旗飘飘》总是放在她的枕下，经常取出反复阅读。在任何险恶的环境下，她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父亲的遗书，所以遗书才能完好保存至今。直到她去世后，我和朱琳将遗书的原件送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保管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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