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国,从民粹派的“到民间去”到十月革命后的“肃反”;在中国,从延安时期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到“文革”期间的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其合理性逐步减弱,最后发展到极端,民粹主义的谬误日渐明显。让田春苗做赤脚医生,解农民缺医的燃眉之急是有益的;发展到她夺了卫生院的权,就能解决问题了吗?就算春苗夺权之前、夺权之时有为农民谋利益之心,但谁能保证她不被权力腐蚀而永葆道德纯洁?道德能代替专业能力和管理能力吗?能取代全局性的制度变革吗?
《春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民粹主义的反面教材:利用民众对现实不满,煽动他们打倒权势者来取而代之,除了满足野心家的权力欲望,其实只是翻历史的烧饼;发泄“羡慕嫉妒恨”无益于世,改变现实的路径离不开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