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先生的封笔之作《鹿鼎记》改编成影视作品共有五个版本:1984年梁朝伟版、同年李小飞版、1992年周星驰电影版、1998年陈小春版、2000年张卫健版。
以受众心理来看,虽然大多数人会喜欢小人物,但是没有人真正愿意去喜欢一个流氓无赖;每个人都欣赏聪明机灵、逢凶化吉之人,但是没有人甘愿爱上一个口舌恶毒的小人。所以很多人无法接受原著中小宝的形象,却对陈版小宝始终恨不起来。编剧这一改动,无疑巧妙地抓住了受众的心理。
但这一改动的代价,就是原著中讽刺意味的削弱,而这讽刺所在,正是原著最深刻的内涵。原著中历来为人评说的“中国人,向来这样”,轻描淡写一句,却给了中国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剧中已然不见;神龙教的造神运动与阿谀奉承对现实的影射亦是点到为止;澄观墨守陈规、死搬教条的深刻教训被嘻嘻哈哈一带而过。原著的讽刺之处皆数淡化,甚至基本不见,于是对大多数观众来说,《鹿鼎记》成了彻底快乐的故事,不需承载太多思想理念与深刻内涵。所以陈版《鹿鼎记》从思想价值上来说,远不如原著。
但是,现今的观众越来越以审美的眼光而非思想价值取向的视角去观照“娱乐片”,心态的调整使观众越来越用较为纯粹的审美心理去看这些影视作品③,故而该剧思想价值的大打折扣并未对观众的喜恶产生根本影响,甚至正是由于它轻松活泼的基调抓住了更多观众的眼球。
更何况,该剧绝非毫无思想内涵的庸俗之作。它的思想价值时常被观众忽略的原因就在于,它的核心思想独一“真情”二字。
原著中的人情,更多是人情的面具而非真情,金庸意在展示中国人社会的原生态,于是在原著畅快淋漓的大笑下,读者往往会被此原生态的真相惊得一身冷汗。而该剧虽然也是描绘世间百态、人情冷暖,却更多把真情刻画作为主线,世态炎凉一词,断然用不上。原著中的情,是利益层层交叠之下沉淀的真情,而该剧是真情与利益始终交织,同时浮上水面。而达到这一改编效果的基本方法是使原著中浓重政治色彩的淡化。这就必须谈到《鹿鼎记》中另一位男主角——康熙形象的塑造。
正如陈版小宝已不再是原著中的小宝,马浚伟版康熙也不再是原著中的康熙。小宝以利人利己的形象出场,康熙一出场便慨叹“自古称为君难,苍生为重”,一位为国为民、呕心沥血的明君形象呈现荧屏,于是与小宝一样,第一幕便定下了该剧中康熙的基调,亦贯穿始终。陈墨先生曾经在《众生之相 金庸小说人物谈》中批评原著中康熙形象的过度美化神化,其实这一形象的缺失不在美化神化与否,他最大的缺点在于理念化。长篇累牍的道德教化经由康熙之口道出,于是此形象更多成为金庸理想的寄托而非独立的个体而存在。而且无论金庸耗费多少笔墨淋漓尽致描绘康熙人性化的一面,他对亲情友情的渴求,都被深邃如海的心机城府淡化。金庸既要这一形象完美深不可测,又要他真实平易近人,既要他对韦小宝真诚相待,又要他处处提防保持警惕,于是这份真情中多了利益的趋势、权谋的纷争,康熙多次派小宝勉为其难只身犯险,能说这不是利之所加焉?于是这段原著中最大看点的情谊时常感人肺腑,又时常令人心寒。也许这正是金庸用意所在,但是在现今的受众看来,这份感情还不够深,不够感人。
于是马版康熙在“情”上着实下了一番功夫。该剧中的康熙尽量尊重历史和原著,在事业上不可谓不成功,建立万世不拔之基;但在感情上,却成了一位令人感怀的悲情人物。而迈出真情的第一步,就是把康熙拉下神坛,成为彻彻底底的人。该剧中的康熙少了原著中的冷静自持,多了一份属于人类的胆小无措,被刺客吓到爬桌子,实在大大有损皇帝形象。可以说,这一康熙在远离金庸原著的同时亦远离了历史,他不再是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圣祖皇帝,而只是一个英明的仁君。圣君与明君,其实相差远矣。不过受众大多喜欢明君远胜于圣君,因为前者更贴近真实,更亲切可感。然而,该剧在淡化康熙个人胆识城府的同时,丝毫不减其作为皇帝的英明神武,用实写的手法讲述原著中所没有的力保汤若望、狱探苏克萨哈、夜闯鳌拜府等桥段,使康熙这一形象在剧情伊始就与政治紧密联系,删除大篇幅的道德教化,一切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该剧临近结尾时,小宝在皇城闲逛,面对繁华街景颇有感触道:“其实这样……挺好的啊……”一个“好”字,在观众心中荡起的波澜远比原著中长篇累牍的“仁政爱民”大得多,因为康熙对待百姓如何,单看街景即可。康熙的人性化,在与韦小宝的友情中最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编剧亦是大力刻画。原著中康熙的确喜欢小宝,而且识人,他“知道小宝虽然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疏懒无赖,其实有举足轻重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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