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陈玉珊非常欣赏田馥甄,认为她能够唱出30岁左右的女生当下的心声:“田馥甄唱出她们在回顾青春那个最懵懂的、最触动的、最难忘的那个人或那个时期。
《我的少女时代》的时间背景设定在1994年,而此前的《那些年》虽未明示年份,但从教室黑板上“民国八十四年”的值日标记,也可推算出故事发生在1995年,两者都与1994年那场被称为“四一〇大游行”的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运动相照应。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社会向多元化转型,国民政府戒严时期残留的僵化教育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要求教育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1994年4月10日,台湾大学黄武雄教授号召组成“四一〇教改联盟”,台湾二百余个民间团体、三万余民众走上街头游行,向政府要求实行教育改革。在民间的压力下,这场自下而上推进的教育改革,实现了基础教育小班化,高中大学增量化,教育内容现代化,制定教育基本法等目标。
尽管这场教改二十年来的得失功过始终存有争议,但这一运动确实使台湾教育从基础教育大锅饭、高等教育精英化的僵化局面解放出来,一定程度上开放了普通民众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通道。对于台湾教育改革的反思性表达,则成为台湾青春电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资源。而置于社会运动大潮下的个人情怀,也因增添了历史厚重感而更显真实,并顺理成章地与当下勾连起来。
“抗争”不仅指向制度,更指向自身;不止停留在青春里,还延续到走入社会后的一地鸡毛之中。“反抗成熟”是台湾青春电影的又一思想脉络。《那些年》的结尾,在新郎“你们想怎样吻新娘,就要先怎样吻我”的玩笑话后,柯景腾扑上去深深亲吻新郎的一幕,用一种疯狂的方式宣布,青春并未在功成名就中被埋葬,在成熟世故后被压抑,它仍然潜藏心底,给告别青春后平凡生活以力量。在《我的少女时代》中,这种表达更为直接,一份回报与付出不成正比的工作,一段不被在乎的感情,让成年的林真心过着表面光鲜实则痛苦的生活,好在她最终选择潇洒递上辞职信、甩掉男朋友,“人不需要在一个不在乎你是谁的地方浪费自己的人生”,下一个转角,你总会遇到“真心爱你”的徐太宇。
为何沉溺于虚假:大陆青春片的迷思
《我的少女时代》与《小时代》同样热映,然而映后评分却是天壤之别,这正是当下中国大众文化的一个奇观。
不同于台湾青春电影对抗争精神的坚持和对真实细节的执着,大陆青春电影却在现实面前一路沦陷,以至于陷入虚假的泥淖。在《同桌的你》、《致青春》、《匆匆那年》这一系列大陆青春电影中,讲述的起点虽然是“青春”,但故事的结尾却常常呈现出与过去的青春的断裂。青春可以尽情尽兴,然而成年后必须克己复礼,如同彩色与黑白的对照,恍如隔世,充满了妥协、认命的况味。
因为现实的苍白,青春的色彩也被恣意扭曲。不论是《小时代》中姐妹反目又重归于好的狗血戏码,还是青春片中女主角永远忙着堕胎的设定,都与大多数人所经历的青春相去甚远,但即便如此,这些异化了的青春片还是赚得盆满钵满。观众们来到电影院沉浸在“虚假”的青春标本中,而后带着一种也曾敢爱敢恨的自我想象,重新回到早已变得世故和平庸的现实角色中去。
事实上,国际电影工业体系中的青春电影(Teen Film),远不是大陆资本视为“人傻、钱多、速来”的吸金利器,而是照映着一代青年如何体认自身与社会关系的一面镜子。欧美青春片大多通过青少年人际关系的冲突,表现主人公在不同社群间完成自我肯定和身份认同;另一脉络的日韩青春片,则侧重青春期的焦虑与躁动,并把它们放入校园欺凌、社会改革等大背景下来感知,充满对东方式情感与家庭的细腻描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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