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最新一期长篇专号收录郭敬明的玄幻作品《临界·爵迹》引发的争议是可以预见的，这本由巴金创办的文学期刊历来是作家心目中的圣地。郭敬明此前已经成功登陆另一本权威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其作品专号据称导致当期杂志脱销。但是，绝大多数文学期刊都有几十万元不等的缺口，下滑也是不争的事实。
成功打造出商业写作模式的郭敬明高调登陆中国旗帜性纯文学期刊，引发的争议并非限于郭敬明本身，而是纯文学期刊目前尴尬的现状，本报记者经过连续一周的深入调查采访，发现大多数如果不向市场低头，就只有死路一条。
本报记者 蒋庆 为您报道
现状
发行多少最好别问
“成都大约有八、九百家期刊零售终端，一般性的文学期刊铺货率不过也就是4%。”一家成都期刊代理公司负责业务的王先生告诉记者。这并非是成都地区的个例，不久前，全国文学期刊主编2010年北京峰会召开，《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近50家文学期刊的主编参加峰会。与会主编们谈论文学期刊现状时都大倒苦水。
广东作家吕雷透露，目前我国期刊有9000多家，其中文学报刊、期刊占了约10%，目前生存状态比较好的不到100家。而据记者了解，这些文学期刊中，真正上报摊的，不会超过10家。在这样的情况下，发行量是文学期刊杂志主编不愿意谈的话题，“你不能去问一个诗歌期刊的主编，他的杂志发行有多少册，这就像问一个女人她的年龄一样。”《星星》诗刊主编梁平这样说。一位圈内人透露，“有些国家级的文学期刊，征订数仅一两千册。”
对目前已经市场化的期刊杂志来说，单期5万份是一个重要的数据，达到这个数字，杂志就基本能保证不靠外力生存下去。对文学期刊而言，放眼全国，能达到这个数的除了《收获》，也不过只有《小说月报》《十月》《当代》等数家文学期刊。绝大多数的文学期刊生存都得依靠外部力量“供血”。
曾经
上百万册不在话下
去查阅任何一本文学期刊的历史，都会发现，他们都曾红火过。在上世纪80年代，一个市级的文学期刊都曾发行量轻松上10万份。而像《人民文学》最高的时候达到140万份。
曾在《钟山》工作过的作家王干说，文学期刊在上世纪80年代非常红火，“(文学期刊)在经过90年代的电视媒体的冲击，被缩了一次水以后，到了2000年以后，又被网络狠狠缩了一下水。”这个缩水的幅度，据《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回忆，《人民文学》当时每年下滑的数目都是三五万册。而在诗歌类刊物方面，对比更为明显，《星星》当时的单期发行超过20万册，而的《诗刊》的单期发行最高时更达到了74万册。
2000年前后，不少文学期刊试图通过变革获得新的发展，但失败的占了很大一部分。《芙蓉》以年轻先锋另类为主方向，但伪先锋充斥，2002年年底宣告改革结束；《湖南文学》曾改为文化时尚杂志《母语》，但最终以停刊结束。成功的屈指可数，《花溪》改变了纯文学刊物的定位，成为一本青春时尚杂志，发行量很快冲到了30万份。而另一家杂志《萌芽》则将读者定位为青少年，并举办征文比赛，杂志在高峰时常常超过40万份。
崛起新一代
办杂志成青年作家的“钱途”
就在传统文学期刊为能超过5万份、10万份而想尽各种办法之时，以80后作家为主体的知名年轻作家却认为做文学期刊是一份有前途和“钱途”的事情。郭敬明主编的《最小说》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单期发行就能达到50万份，着实让人惊讶。此外还有张悦然的《鲤》、蔡骏的《悬疑志》、明晓溪的《公主志》、郭妮的《火星少女》，而韩寒的《独唱团》最近也将面市，这些以青春文学为主的文学杂志销量不俗，基本都能保证每期10万份以上的销量。和《收获》《人民文学》相比，杂志的主编都是极具人气和市场号召力的作家，可以说都以个人为销售品牌。这些年轻的作家办的杂志没有属于某个协会，而是直接面对市场，如果没有市场认可，也不可能有拨款，只有选择退出市场。
当事人郭敬明
为何上《收获》 自己没考虑
这两年国内的老牌传统文学期间也在试图改变。《人民文学》去年刊登了郭敬明的《小时代2.0》，来到今年，当最权威的《收获》长篇专号收录郭敬明玄幻作品《临界·爵迹》让很多人大呼“纯文学杂志堕落了”。
但客观地说，这并非是《收获》的正刊，而是增刊。《收获》杂志编辑部主任钟明红说，这次是郭敬明主动提的，他告诉《收获》自己有个长篇小说即将完成，并询问是否愿意刊登。“增刊要更加宽容。”钟明红这样表述。
其实《收获》在刊载小说的时候，也配发了两则评论，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就认为，《临界·爵迹》小说语言臃肿，打斗情节描写类似金庸、古龙，并无多高的艺术成就。这一点郭敬明本身也无法驳斥，他表示批评的地方的确是自己写作中比较薄弱的，“在8月份推出单行本的时候，这些都会改掉。”但他巧妙地回避了作品发在《收获》上，是否意味着文学期刊向市场低头的推测。“杂志社为什么刊登我们的稿子，我们作为作者不会考虑这些。”
对外界的人来看，杂志和作者的解释都不足以让人信服，有人认为无论怎样，这都反映了老牌文学刊物在市场压力下作出了妥协。《人民文学》的邱华栋认为，文学期刊之所以愿意接纳郭敬明，主要是显示自身开放的姿态以及扩大读者群。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潘凯雄甚至认为，一味地视市场为文学品质的天敌，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虚伪。
尴尬未来
恶性循环低头也难
《人民文学》去年刊登郭敬明的小说《小时代2.0》之后，当期杂志脱销的新闻很快在媒体上转载。据称，购买该期杂志的主要是中学生。但这只是看起来很火，邱华栋此前就透露，其实那一期只比平时增印了七千份。
这次《收获》刊登郭敬明的小说，支付的稿费是1.6万元，这对郭敬明微不足道，但显然郭敬明更在意通过《收获》这个平台来提升自己的认可层面。而对于杂志来说，《收获》目前恐怕“收获”的争议超过销量。据报道，《收获》这次长篇专号，预订数三万册，比去年同期低，目前也没有看到有销售火爆的报道出现。
很多文学杂志还通过活动来增加收入，比如推出某地的专号，通过当地政府、企业的买单来增收。一些报告文学，刊发歌颂企业领导事迹的文章，只需要交够编辑费。
显然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如果通过这样向市场低头的方式办杂志，文学期刊最终还是死路一条。但在另外一个层面，文学杂志也在进入恶性循环。对文学期刊这样销量有限的杂志，发行方往往要求支付一定的渠道费，比如成都地区，如果一本文学期刊要打进市场，每年的渠道费就有2万来元，而在发达地区，费用还会更高。而一本畅销的杂志，则无需支付这笔费用，显然，本来就缺钱的文学杂志无力支付这笔费用，这也导致了想卖杂志没法商谈，想买杂志却无处买的恶性循环。
对文学期刊来说，郭敬明无法改变他们的处境，他们不能抱残守缺，而要锐意进取，如果他们还生活在以前的天空，那么天空将会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