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可佳 采写｜本刊记者 李杨摄影｜小龙
贾樟柯是国内第六代导演中的典范，他的每一部电影都贴近中国人的生活。2010年，他耗时两年拍摄的纪录片《海上传奇》再次入围戛纳，并在全球上映，FAMOUS记者走进大导演的真实生活，其实他像你我一样，只是个凡人，过着职员一样的日子，去街边的小馆子吃午饭，还惦记少年时吃过的奶糖。
时间：早晨10：30
地点：牡丹园西里咖啡馆
事件：“其实，我是一名职员”
为了节省时间，贾樟柯挑选了离办公室最近的咖啡馆进行采访。约定的时间到了，贾樟柯打着电话推门进来，见到FAMOUS记者抱歉地表示要先跟同事开个短会，原来，邻桌的几个人也在等他。
二十分钟后，他终于得空接受我们采访，刚聊上几句，手机又响了，他无奈地问我们：“我能先接个电话吗？”对着电话讲了一阵月底的活动去哪儿办、什么流程，挂掉之后，他顺势将手机关掉，“你若是问我有什么烦恼，那就是电话太多了”。
进入正题，贾樟柯先拿出三件叠得整整齐齐的上衣给摄影师备选，导演的细心表露无遗。不用看菜单，他入乡随俗地点了一杯双份浓缩咖啡，他说其实自己并没有喝咖啡的习惯，受周围朋友的影响，平常喜欢喝普洱茶提神，自己也有些有年头的存货。
这段时间，正值他的新片《海上传奇》上映，宣传活动排满了日程。“要在平时，下午两点前，我就是一名职员，处理公司里的各种杂事，两点后，才是我自己的创作时间。”贾樟柯这习惯从小养成，不管是以前写诗还是现在写剧本，总要到两点后，关了电话，才会觉得脑子清楚。
今年除夕，工作室里的剪辑师发牢骚，说想过个春节，他才明白年关已到，给同事放了一天假。大年初一，贾樟柯在北京的家里过年，一大早，他像往年一样起床给妈妈鞠躬，之后在家睡了一整天。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忘了放假是什么样了”，也没有休息的概念，因为“每天有做不完的事”。
只要在北京，贾樟柯每天早上7点就会起床，带着他的拉布拉多犬去遛弯。看起来是他遛狗，不如说是狗遛他，他平时不爱运动，每天就靠这遛狗的四十分钟强制性活动下筋骨。
时间：下午13：30
地点：贾樟柯工作室
事件：办公会议，商议正事
几个小时的采访拍摄后，饥肠辘辘的我们提议吃饭，贾樟柯却心系工作，一定要回工作室开会。在路上，贾樟柯不无歉意地表示今天实在太忙，问他午餐如何解决，他说回办公室叫个外卖就行。小区楼下的几个餐馆已经被他吃遍，最近，他正琢磨请个保姆来工作室，给同事煲汤喝。
贾樟柯的工作室在海淀一个普通的小区里，一进门，他招呼我们随便坐，自己则拉着同事开会，商讨晚上的电影首映事宜，几个人浑然忘我。FAMOUS记者正好趁机参观他的工作室，这个简单的三室一厅被分割得井井有序，两个玻璃柜做成客厅与工作区域的隔断，放满了他获得的各种奖杯，正中是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杯，足见主人对它的重视。工作区中央有一张会议桌，左边则是一排电脑，墙边垒着两米多高的胶片盒，贾樟柯以往所有的电影胶片都在这里。他自己的办公室并不大，两面墙都是大书柜，横竖塞满了书和碟，办公桌上也凌乱地堆满书报杂志。
工作室的厨房里有两个冰箱，我们还在好奇，这里并不开火做饭，要两个冰箱干吗？此时，摄影师调好灯，我们只好将这个疑问暂时抛开。贾樟柯面对镜头时并不像聊电影那样自然，他靠在工作台边，神态有些腼腆，摄影师见状，让他随意摸摸耳机，看看海报。没想到，他真拿起耳机，好像找到了安全感，一直摸着耳机上的海绵套。
拍摄结束后，贾樟柯松了口气，进厨房拿水喝，我们发现，整个冰箱里放满了胶片盒，饮料、食物只占据了一个小角落。贾樟柯解释说，没用过的胶片不能受热，得搁在冰箱里保存。
时间：晚上19：30
地点：东方新天地新世纪影城
事件：《海上传奇》首映式
采访结束，我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往首映式现场。从六点半开始，新世纪影城门口的人越来越多，工作人员忙进忙出地确认活动细节，贾樟柯的好友们也陆续到场，赵涛、郝蕾、秦海璐、黄渤都赶来捧场。最特别的嘉宾是王小帅和娄烨，和贾樟柯组成“SKY”组合，三位导演现场耍宝，难得一见。贾樟柯直言：“最近有很多对我们第六代导演的误解，其实不止我们三个，许多年轻导演都坚持拍严肃题材的电影，处境很艰难，要想坚持下来，特别不易。我希望我们能在一起，需要团结。”
《海上传奇》耗时两年，拍摄前贾樟柯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工作，真正开拍又遭遇采访对象不配合。“一种是特别好的采访对象压根不愿意接受采访；另一种是答应了，但采访前又反悔了。当然，还有一种是面对镜头时，总说评述性质的话，很难接触到他自己的故事。中国人并不习惯开口讲述自己的故事，尤其是当他知道会在大荧幕上与观众见面，就更难了”。整部电影一共采访了八十多个与上海有渊源的人，但并不是每一位都能剪进片子中，他透露说，自己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将这些故事分别剪成短片。
问到《海上传奇》的创作初衷时，贾樟柯说是因为上大学时，适逢胡适、周作人、张爱玲等这些在过去被称为反动文人的著作得以重新出版，这引发了他探讨历史的兴趣。“我好奇被遮蔽掉的究竟是什么，对中国现代史感兴趣，就绕不过上海。”
FAMOUS记者现场提出质疑，一个山西导演拍摄上海，能拍出上海的精髓吗？贾樟柯坦言这曾让他压力很大，但他很快便打消了这个顾虑，“尽管我不是吃菜泡饭长大的上海人，但我比其他上海导演更有优势。1949年对历史的切断是全国性的，即使是一个上海本土导演，这段历史对他来说也是陌生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上海提供的是断裂的历史，我们需要去弥合。我从二十多岁就研究上海历史，反而比别人拥有更多积累”。
首映之后，他还要赶到另一场放映会与影迷见面。坐在公司的别克车里，贾樟柯有点惆怅地说，电影虽好，但观众不多，票房对他来说已经不是问题，但他不解现在的观众为什么都喜欢笑闹荒诞的电影，说完这话，他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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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独家提供的童年旧照。
贾樟柯不是一个恋物之人，他说现在每次一走进大超市，就觉得有点恐慌， “物质多得往出流，但不见得有幸福感”。于是他和我们分享了几样曾经在一贫如洗的岁月里让他觉得幸福的东西。
大白兔奶糖
大白兔奶糖凝聚了几代人的记忆。几年前《三峡好人》的首映式上，贾樟柯特意托工作人员买了很多大白兔奶糖给现场观众吃。他说这是童年的回忆，在八十年代，能吃到奶糖已经是幸福的标志了。
橘子罐头
贾樟柯的妈妈以前在糖业烟酒公司工作，从小他就是在商场里长大的。不过过去的商场货架上没什么东西，最多的是罐头，一生病，妈妈就给买个水果罐头吃。“我是先吃了橘子罐头才吃到橘子的。”梅林午餐肉和豆豉鲮鱼也是那个时代的珍馐。
落花生
贾樟柯的爸爸是语文老师，从小他就学过许地山的《落花生》，可从未见过更未吃过。爸爸有个朋友是卡车司机，1978年去湖南出差的时候买到了花生，当时省与省之间物资不能流通，那个叔叔就把花生塞在汽车内胎里带回。“还记得那晚我们一家四口人围坐在桌边吃晚饭，爸爸端了一盘花生出来，我终于知道落花生长什么样了。”
洗衣机
贾樟柯生于70年代，正好经历了中国从物质匮乏到丰富的变化。他生活里最超前的意识来自洗衣机，上小学时，他在学校放的电影中第一次见到了洗衣机。半年不到，县城里已经有卖洗衣机的了，当时他觉得很惊讶。前两年，贾樟柯回家省亲，才知道老家的医院在二十年代就已经有第一台洗衣机了，他顿时觉得中国的沧桑变幻，像魔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