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羲：唱不尽北京颂歌 《祝酒歌》场场必唱

本刊记者 徐梅 实习记者 吴鸣 发自北京

　　“我唱红的歌有上百首，但哪首都比不上《祝酒歌》！”81岁的李光羲刚从哈尔滨演出回来，老先生挺拔硬朗，看上去顶多六十出头。退休后，单枪匹马，满世界演出，到现在一年还要参加一百多场演出，《祝酒歌》是场场必唱的保留曲目。

　　“美酒飘香，啊！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

　　这首歌由韩伟作词、施光南作曲，被称为打倒“四人帮”后第一流行金曲，李光羲录制的唱片一周内狂销100万张，获得首届“金唱片奖”。

　　198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与《歌曲》杂志编辑部联合举办“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25万人次参加评选，产生了著名的“十五首抒情歌曲”，《祝酒歌》位列榜首。

　　领导说，“你唱这歌，不等于号召大家喝酒嘛？”

　　李光羲开玩笑说，《祝酒歌》是他“抢”来的。

　　施光南写完这歌没给我，他按照他的处理，音色啊气质什么的，给了我们剧院(中国歌剧院)女中音歌唱家苏凤娟。文革之后恢复业务，正在排戏，我们俩在一个剧组。

　　别人排的时候我们俩坐那儿，她老拿一张歌片儿看。我说你看什么呀。她说，“不知这个歌好坏，施光南寄来的。”我说我看看。一看《祝酒歌》，我就哼，哼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我就激动起来了。哎呀！我说这歌太好了！她说，“是吗？”我说你要不唱你给我。“有这么好么？”我说有！

　　照说那是人家给苏凤娟的歌，我不能抢她的歌啊，可我喜欢这歌的程度啊……就不顾一切了！我就告诉施光南，她唱我也唱，同台的时候她唱我不唱就是了。

　　我跟施光南也合作过，《周总理，您在哪里》、《最美赞歌献给党》都是他给我写的。我就请他按照我的声音特色，给我按11个人的小乐队伴奏写个配器。他很快给我写来了，写来我就练。

　　文革之后各剧院都在抓新节目，有新歌就拿给领导审查，很活跃。我就把这歌拿出来送审，唱出来之后领导说，你这唱的什么呀？

　　“这不行！”

　　“为什么不行？”

　　“你唱这歌，不等于号召大家喝酒嘛？”

　　还有人说，这歌里“来来来”个没完，不好不好！

　　“不管他们怎么否定这歌，我的第一印象改变不了，有机会我还得唱。”

　　有一天他接到一个演出任务，“说是李先念同志在大会堂招待国宾，要求唱一个欢快的歌”。

　　那时欢快的歌很少，多数是控诉“四人帮”、缅怀先烈、寄托哀思的。演出前李光羲跟乐队说，“今天我做主，咱们唱《祝酒歌》。”

　　“这一唱，好家伙！国家领导、外宾都猛鼓掌欢呼，这一下我心里就有底了，谁再拦我，我也不怕了！”

　　1979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组织春节联欢晚会，当时叫“迎新春文艺晚会”，播出之后，“不得了，太火了”，在那个电视尚未普及的年代，中央电视台接连收到16万封观众来信，赞叹《祝酒歌》积极欢快、振奋人心。

　　政治与艺术

　　无论是《祝酒歌》，还是《周总理，您在哪里》、《鼓浪屿之波》、《北京颂歌》，李光羲唱的都是颇具时代特色的“红色歌曲”。

　　《祝酒歌》里有“锦绣前程党指引，万里山河尽朝晖”；《北京颂歌》里他唱道，“伟大的首都，你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啊，北京啊北京，大庆红旗向你飞舞，大寨红花向你开放……”

　　一个唱古典歌剧出身的艺术家，自然清楚艺术与政治歌曲之间的分野有多大，“但那个年代我想登台，必须依附于这样的形式。”

　　“我二十多岁就当上了歌剧院的大主演，年轻的时候演了很多外国戏，唱了很多外国歌，在这当中享受我自己享受的东西。等到艺术变成为政治服务，变成宣传之后，我唱的那些直接服务社会的政治性歌曲，都是艺术精品。词曲作家们把政治变成音乐，变成绘画，变成艺术精品，那都是功夫啊！”

　　一提到那个政治挂帅的特殊年代，他就激动起来。他是在天津的教会唱诗班里学会五线谱和西洋发声法的，1953年考进中央歌剧院，很快成为主演。

　　1956年，在新中国第一部古典歌剧《茶花女》中，他扮演男主角并一举成功。继而，又接连出演了《货郎与小姐》中的阿斯克尔，俄罗斯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中的连斯基。事业如日中天，经常接连演出几个月，换场不换人。

　　人前显贵，人后受罪。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饥饿。

　　三年自然灾害，北京马路上买不到一块点心。我每个星期天晚上要连演两场大歌剧，一场戏补贴两毛钱夜宵费。我让我爱人给我买两碗炒疙瘩，两毛钱一罐，四毛钱一大罐。

　　四毛钱，两个连场古典大歌剧！那个时候精神好像真是万能的，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撑下来了。

　　即便如此不要命地演出，他还是被赶下了舞台。“一夜之间，就成了为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服务的毒草，被发配到天津郊区种稻子。”

　　愁闷中爱上了喝酒，“就觉得这东西好啊，顿顿都喝”。直到1972年被周恩来总理点名调回北京，为西哈努克亲王献唱祝寿。“我发现自己原来还有用，这才把酒戒了。”

　　“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都毁了！所有人都穷，一穷就卑怯，口袋穷的时候必定卑怯，你逞不了英雄，你大方不了。

　　“我生在天津，小时候就喜欢来北京。后来在这里成名，安家。古老的文化，我熟悉的环境，我的亲情都在这。生活、艺术、职业，化成一回事儿了。我唱《北京颂歌》，心里边儿自然的一种骄傲感，能唱不好吗，是吧？”

　　从艺五十多年，他唱遍北京所有剧场。

　　人民大会堂1959年国庆盖成后的第一场我就演了。那地方其实不适合演出，但是在那儿演是种政治荣誉。

　　天桥剧场是我们中国第一个现代化剧场，剧场里舞台、观众席、后台，三等份儿，我在那演了很多节目。

　　我们从文革一结束就呼吁要盖国家大剧院，现在终于盖起来了，那里面有个歌剧院，两千多座位。一场歌剧如果有两千观众，我敢说有一千八此前没看过歌剧，哪儿看歌剧去？可是只要一坐下来，就能感受到那种特殊的氛围，观众一进场就把他培养起来了，进入艺术欣赏的巅峰。

　　他最爱的是中山音乐堂和国图音乐厅，一千多人的“小”礼堂，不用话筒，非常舒服。

　　很多人不理解他这么大把年纪，为什么退休了不好好歇着，一年到头四处奔走，有人开玩笑说他舍不得放下怀里的大金娃娃。他说自己在乎的其实是俩字儿：“自由！”

　　过去想唱什么自己做不了主，想上哪儿唱得听组织安排，业务再过硬，政治上“右倾”，出国永远轮不上你。

　　“现在我很自豪，我就靠我自己，全世界走遍了！”走到哪儿都能遇到歌迷，握手拥抱合影，“李老师，我是听您的歌长大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