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沪闽台 四地音乐家的交响生活

马水龙

刘湲

　　本报记者宋晖文/图

　　11月7日至11日，首届“闽台音乐周”在福州举办。这个音乐的交流活动前身是“京沪闽”音乐创作研讨会，今年首次邀请台湾方面的“腕”和“角”，两岸音乐理念在此平台上充分碰撞——严肃音乐是否依然“阳春白雪”？做音乐是否依然要守得住那一份孤寂？京沪闽台四地的音乐家们当下有着怎样的生存状态？不同城市造就的音乐理念有何不同？

　　本报记者选择了四位采访对象，他们的根都源于福建，他们都是国内严肃音乐界的大腕。他们不仅代表着福建严肃音乐的声音，也替国内的音乐同行代言。他们虔诚于音乐的力量，相信音乐是全人类的希望……这是他们共同的信仰。

　　马水龙+台湾

　　他是严肃音乐的台湾“大佬”，为了创作得“抬轿子”

　　马水龙，1939年生，台湾基隆人，祖籍漳州。1949年入台北艺术专科学校学习作曲。1952年赴德国雷根斯堡音乐学院学习作曲。1959年毕业回台湾，任东吴大学音乐系副教授。1982年后任台湾艺术学院教授兼音乐系主任、院长。曾两度获得金鼎奖，是在美国纽约林肯中心做个人作品发表会的台湾第一人。

　　伯恩斯坦：“只要艺术与文化存在，人类就有希望！”

　　马水龙：“我的祖辈在漳州，这里和台湾没什么两样，到福建就像到了自己的家。”

　　马水龙：“日本一个作曲家有五张工作台，我只有一张工作台。穷，我认了，谁叫你要做一个作曲家？”

　　马水龙在福州的三四天时间几乎不见阳光，吃饭在酒店的餐厅，会议在酒店的会议室，会议结束已是晚上了，步行5分钟到福建大剧院音乐厅听音乐会。“开会的间隙，我一个人爬上天台晒太阳，才晒几分钟就又被拉进来开会。”马先生说，什么是一流的，一流的就要有“三业”：专业水准、敬业精神、职业道德。这是马先生作为音乐家的立身原则。

　　马水龙其实与福建颇有渊源，“我的祖辈在漳州，这里和台湾没什么两样，到福建就像到了自己的家。”

　　少年时期便有广泛兴趣的马水龙，不仅兼具音乐、美术才华，对中药有相当涉猎的他还曾是体育健将，写作也是信手拈来毫不费力。割舍了其他爱好而选择了音乐之路，但在视觉艺术上打下的基础，却使他在音乐的构图和层次上，比别人增添了空间及色彩的想象。觉得自己像是用音乐在画画的马水龙，有着如此的联想：“美术的色彩学，有如音乐的配器法；其实和声就是色彩，对位就是线条，这是相通的！”

　　宜动宜静的马水龙，可以在暑假中带着几本书到八斗子岩石边阅读、幻想、游泳，自得其乐过着“一个人的幻想曲”；也曾与伙伴们骑着单车，载着简单的粮食，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扎营、钓鱼、潜水、捡柴、偷拔菜、野炊，做个四处探险玩耍的野孩子。运动场的狂飙、雨港的回忆、戏棚下的锣鼓声响，隐约成了他日后创作的影子，使得他的作品，在西方严谨技巧之下，更显出东方传统的内蕴。回想起当初自己画键盘练习的日子，马水龙的回答是一个“狂”字！而其实在寻找自己的声音、斟酌如何表达内在的过程中，他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他人完全无法想象，但马水龙笑说：“因为创作是我的最爱！”

　　为创作甘于“抬轿子”

　　最爱创作的马水龙1994年辞去了台湾艺术学院院长的职务，专心作曲，也担任部分教学工作，大量的行政工作几乎“谋杀了我的创作，但你要知道即便台湾环境略微好一些，但光靠创作终究养活不了，所以必须要有‘轿子’。”

　　马水龙说的“轿子”其实是一种生计的保护，你得从事教学，或者得到基金会的支持，否则无以为生，“在日本我听说一个作曲家有五张工作台，分门别类，做商业的、做电影电视的、做企业的宣传曲，还有一张是留给自己做纯粹音乐的。但我只有一张工作台。严肃音乐毕竟不是流行的。作曲家总是离不开‘穷’字，贝多芬那个时代那是宫廷养着的，我去过奥地利的舒伯特的老房子，他也没钱，那时候是住在阁楼里，但他们依然写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们认了，谁叫你要做一个作曲家。”

　　马水龙不停地写，他说：“事实上我们都在写历史，参与这些活动的人们都在为音乐文化做见证。”他特别引用了著名指挥家伯恩斯坦的话——“只要艺术与文化存在，人类就有希望了！”

　　刘湲+北京

　　福建的底蕴＋北京的大气，我不怕没人要作品

　　1959年生于福建闽西。1975年随郭祖荣教授学习作曲，1986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师从杨立青、赵晓生，1991年任上海歌舞团及上海歌剧院驻团作曲家。2000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随吴祖强教授攻读博士学位，2003年毕业，留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曾获“金鹰奖”“、金钟奖”的金奖和银奖。

　　法国著名作曲家，音乐评论家IVO.MALEC：“刘湲的《圭一》是一部现代音乐的典范之作……”

　　美国戏剧大师R·SCHECKNER：“……刘湲是我所见过的活着的作曲家中最杰出的”

　　刘湲：“我所有的音乐根基，都是在福建扎下的……”

　　刘湲算得上是中青年一代作曲家中最具实力的一位，最为人熟悉的是他的《土楼回响》，有着史诗般的宏伟。“做‘土楼’时，我强烈地感受到国家的格局进入到一个大迁徙的时代，迁徙是为了发展，历史总在迁徙和停顿之间，这和客家人的历史是如此的相似，他们总在不停地迁徙、寻找……回过头来我看客家人的历史，我看到了他们的情感、他们的辛酸，他们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关键时刻总会有大人物出现……一部壮丽的史诗展现在我的面前，汇成一种不吐不快的感动……”做《土楼回响》时，刘湲离开福建18年，那时他刚刚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师从吴祖强攻读博士学位。

　　刘湲出身部队大院，在音乐之路上算是个“后发者”，13岁之前他甚至不明白喇叭里的音乐是怎么演奏出来的，“直到有一次部队演出，看到那么多色彩斑斓的乐器，我才知道这个东西是可以做出来的，那种吃惊叫做‘惊艳’！”

　　在那个时代只有八个样板戏，艺术生活极度匮乏，但反而促成人们对艺术美的强烈追求，刘湲说想学单簧管，好在父亲是部队里的高干，艺术界的人也常来拜访，于是没花钱，刘湲得到了第一只单簧管，开始接触演奏。后来是小提琴、二胡、京胡、笛子、小号、钢琴……“实际上我的音乐根基是在福建扎下的，我生活的部队周边，就是农民们刀耕火种式的小小村落，军队的严肃生涯和乡间闲散生活的强烈对比，一直铭记在我脑海中。音乐，在技术层面的问题解决之后，比的就是文化底蕴和你的成长经历，而我的底蕴完全来自福建，我的音乐韵律形态和福建息息相关，充满情感，追求美的线条、韵律。”

　　北京作曲家普遍清苦

　　一路顺风顺水的刘湲从闽西到了福州、上海，最后到了北京，直到在中央音乐学院留校任教。十年的北京闯荡，值得留恋的其实是它的气度和底蕴，“至少资源上是最强大的”。他如今的头衔很多：作曲系教授、中国音乐家会员、创作委员会成员……但他更看重的还是“作曲家”这个头衔。“所有的会议我全不参加因为作曲者应该净化自己，保持他思考的吞吐量，参加这次闽台音乐论坛是因为我与福建的渊源，是我无法拒绝的，这里有我的启蒙老师郭祖荣，有我的音乐情感。”

　　刘湲说，即便在北京这样的大都会，搞作曲的氛围也并不乐观，甚至养活不了自己。你“会发现搞音乐艺术的全在高校，大学成了唯一养活他们的‘栖身之所’，而大学之外的作曲家，不可避免地要违反自己的艺术理想，接活、做商业、为电影电视晚会服务的比比皆是，因为它可以带给你经济收入。”

　　刘湲说，问题在于国家典范在严肃音乐方面几乎空白——没有版权规范、没有创作稿酬规范、没有作曲家生存机制建立。“我算混得好的，不怕没人要作品，但敢说绝大多数音乐家、作曲家过得清苦惨淡，有点像孔子当年周游列国一般，这是他们普遍生存状态。”

　　　　音乐应该有更多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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