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眼里的“老大”：姜文是火 他没堕落(图)

姜文和危笑（左）在拍摄现场

郭俊立扮演的老百姓在攻城胜利之后对姜文说，“县长，这两把椅子归我了。”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北京

　　初次约定跟《子弹》的第二副导演、编剧、老七的扮演者危笑见面时，他发来短信，自报长相，防止我认错了人。我说，放心，错不了，我按着电影里老七的样子找。危笑哈哈一笑：“那就更找不到了！”

　　“姜文就有这本事，他能把演员彻底融入到角色中去。以至于演员跟生活里已经截然不同了，即使是像我这样的外行演员。”见了面，危笑说，他的太太和哥们早已经准备好在他出现在银幕上的那一刻热烈笑场，但真的看到时，他们谁也没笑。

　　让他们站在镜头的两面

　　“我挺不好意思的，对于真正的严肃的表演心里可能有负担，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演得好不好。”被姜文盛赞的一出戏，是民女被强暴后，几个土匪兄弟跟老大表清白。危笑演的老七，左右看了一眼，说，“大哥，你是了解我的。我从来不做仗势欺人的事儿，我喜欢被动。” 意思就是男女之事他从来不硬上弓，然后他身体一舒展，“演得倍儿骚”。

　　作为一个从未演过戏的新手，危笑拍的第一场戏就是跟影帝的对手戏，那一条，他们拍了二十多遍，“拍到第七八条的时候我发现：葛老的戏一直没什么变化呀。而且老大也不跟他说戏，就不停地说要重拍。我就想整个场景就俩人，合着就是我的问题了，拍到十条左右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演戏特刺激，还差点瞎了一只眼，他和廖凡有一场奔跑的戏。“我跑上一个小崖上跳下去，突然发现有个垫子竖在面前，右手下意识的挡了一下。结果手里拿着的枪弹到了我自己的眼镜片儿上。镜片当场就碎了，玻璃碎片扎进左眼皮，满脸是血。”

　　危笑说，老大很关心他的伤势，知道他没事以后，才放下心来，给他打了一电话，调侃他：“怎么着？要不，你演老二(老二是独眼龙，戴黑眼罩。)？”

　　出生于1982年的危笑，正属于姜文口中的“这帮孩子比我小20岁”的电影后辈，他给了这个小兄弟很多推动、压迫和鼓励，不惜用溢美之词让他相信表演，因为姜文从自己的经历知道，一个有志于当导演的人，最好不单有在镜头后面的经验，还得有在镜头前面的经验。

　　危笑的“师哥”郭俊立会认同这一观点，因为他始终觉得，一个好编剧，内心深处也应该是个好演员，虽然很多编剧限于容貌或者羞涩，没有表演的经验，但他们心中“都有表演的欲望，有对人性喜怒哀乐的观察和把握”。

　　他也意外地在老姜的新片里串了戏，“利用编剧的职务之便”，他为自己选了一个既有台词，又肯定不会被删掉的龙套角色。业余演员用得溜，几乎是信手拈来，这更佐证了姜文所信奉的，在创作面前，人人应该是业余选手的理念。

　　提气儿的“大师兄”

　　郭俊立始终记得3年前看《太阳》的感受，当时在电影院里他就特别High，像喝了一通大酒，经历了一次狂欢，走出电影院，是巨大的空虚和失落。“那会儿也是这个季节，我看的是夜场，出来后打不着车，走了十多分钟路，风又挺凉，莫名的伤感，我当时没有理性的分析电影，但这种直觉感受特别忠实我的内心。”

　　他觉得《太阳》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忏悔录， 成为姜文的编剧以后，他跟他聊起这种感觉，姜文未置可否，不说是，也不说不是。

　　第一次看到姜文的片子是在大学里，在此之前，出名的大导演都是电影学院毕业，这回中戏出了一个姜文，整个学校都觉得提气儿。校园放映《阳光灿烂的日子》，在戏文系学习的郭俊立也去了。“我当时看完完全傻了。我觉得这完全不是中国导演的电影，完全打开新的空间，我被一种生命力的东西震撼了。”而《鬼子来了》是另一种，“颠覆中国人历史观和人性的作品，但那种电影不能多看，看多了会很难受。”他后来回看《鬼子》，只看前半段，后半段不敢看，怕自己不舒服，到现在，郭俊立依然觉得，《鬼子》是姜文创作中的高峰。

　　作为编剧，郭俊立在圈中已经颇有名气，跟陈可辛、陈德森深度合作的《投名状》和《十月围城》是近几年来少有的佳片，但跟着姜文让他体会到另一种惊喜，姜文似乎每时每刻都在琢磨戏，常常大家一起吃着饭、洗着澡，姜文却突然说：我又有了个新想法！

　　郭俊立特别欣赏的一场戏，师爷老汤以为张牧之死了，马上投靠黄四郎，这时候张牧之带着兄弟从黑暗中走出来。这里有一句很“轴”的台词，张牧之咆哮着对老汤说：“你给我翻译翻译，惊喜是什么意思？”

　　“对姜文来说，没有特色的过场戏，他根本不要。老汤是个骑墙草，是个骗子，有特别强的生存智慧，一旦觉得张牧之有危险，他会立刻倒靠到黄四郎那边。张牧之意识到他有可能叛变，这就无形中成立了一个三角关系。让他‘翻译翻译’，就是逼他当场站队：跟黄四郎？还是跟我？人物的性格，角色的关系，一下子全烘托出来了，把一个简单的过场戏拍得极有看头。”

　　郭俊立说，作为华语电影的标杆人物，老姜拍商业片取得票房成功，中国电影才有希望。

　　但这“希望”，可能是一个更长远的轮回：在老姜的队伍里成长起来的这一拨，比如70后的编剧郭俊立，比如80后的导演危笑……如果他们在未来的10-20年迅速撑起中国电影新老交接的这一棒，中国电影才有真的希望。说到底，希望，仰仗的不是钱，而是人。

　　没堕落的请举手

　　2006年，危笑成为姜文《太阳照常升起》后半部分的副导演，当时他从中戏的导演系毕业刚两年，一直没有拍戏，正犹豫着要不要彻底离开电影这个圈子。“当时我跟我太太说，24岁，我要是拍不出一部电影，我就改行！”

　　24岁，他遇见了姜文，在嘉峪关的拍摄，他感受到了老大的力度。“从认识姜文到现在，我是一个爆炸式的成长，不是‘收获很大’这句话能概括的。”

　　在姜文的组里，他结识了郭俊立，他们俩作为全程“跟戏”的编剧，同样被姜文蓬勃的创作力量烘烤得兴奋而投入。“整个过程中我们俩都很兴奋，在拍的时候，像打了肾上腺素一样，几乎在场每个人都是如此。一是姜文有这个气场，二是他也确实有实力，他让你不得不服。”

　　他食言了，他没有离开这个行业，反而渐渐定心，做了下来。“最烧得慌的那段时间已经过去，我已经不焦虑了，我一点也不急于马上就要端出自己的作品。”对于一个真正想创作的导演来说，年龄阅历和营养积淀，重过“成名要趁早”的热望。“我想更清楚地看清这个世界，或者找到一些更广泛、更久远、更值得感动的东西去表达，而不是近前的，堆砌出来的一些东西。这可能就是我学习老姜的结果。——我要是学到他那样，就算是学成了。”

　　《太阳》之后，危笑跟着田壮壮，做了《狼灾记》的副导演，在他看来，两个导演骨子里都有一种遥望的情怀，但性格和工作方法却是迥异的。

　　“田壮壮是一个比较流淌的导演，他不是一个强行控制的人，非要打一比方，就是像水一样带着你走，然后流成他想要的那么一个渠。但是姜文是火，他首先是把我点着了。”

　　跟姜文一样，危笑也觉得当下是中国电影的好时代，但年轻导演面临的问题是：机会非常多，但是入口很难找。

　　“入口难找意味着两个问题：一个是走路者是否有地图？另一个就是路口是否有好的路标，路口是否开放？特别像一个大的立交桥，你要去那个方向有时候你得绕，这是对年轻导演的一个考验。你会发现很多入口是假的，是死胡同。着急拍戏这件事情本身很可笑。如果你真的有话要说，机会迟早会来。但是好多人并没有想表达的东西，他想找一个入口然后逮着一个可以快速表达的东西赶紧上路，赶紧捞一票。所以其实双方都有问题，人和路都有问题。但我觉得入口问题很好解决，这是电影产业逐渐成熟和清晰化的一个可以看到的未来，砸钱进来的人越多，和勇于砸钱的人越多，这个入口会越来越明显。”危笑说。

　　——“糟糕的是观众有点儿失望，观众的心有点儿凉了。大导演们纷纷堕落。”

　　——“也许，大导演里头也有没堕落的，老姜就是一个。”

　　(实习记者张梦、沙春利、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