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余楠 发自北京
人物周刊：你实现自己的梦想了吗？
贾樟柯：阶段性地实现了。比如想当导演，还真就当了。刚开始拍片时有一些焦虑，担心拍完这顿没下顿。这13年一直在拍，没有中断过，从这个角度看，算幸运了。
人物周刊：有没有想过自己超越阶段性的终极归宿？
贾樟柯：没想过，我把每个电影创意的产生比喻为分泌物。终极归宿不知道，但是终结点我知道，就是分泌得很勉强的时候吧。我一直感觉自己在这个行业才刚刚起步。好多人以为我一直在拍自己，但其实我没有。《站台》里有我自己的一部分生活，其他都是我的观察和感受。
人物周刊：你这么说可能很多人会吃惊，大家一直以为你在拍自己。
贾樟柯：准确地说，我没有拍自己的直接经验，一直在拍间接经验。有评论说，我的电影扛个摄影机上街就拍了，这是对我最大的误解。电影本身越接近现实越需要想象力。我在电影里倾注了非常大的想象力，靠想象力在支撑，靠想象力在结构，而不是单纯靠经验或者靠实景、非职业演员这些制作方法。它们只是产生美学情调的一种方法，不能构筑电影全部。
我是学电影理论的，我希望我的电影共同构成一个时代的过程，虽然是片面的、一个导演目光中的时代，但我希望它是完整的。多年之后观众再看，还能够感受到上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90年代……一个导演目光中的变化中国，这是我的理想境界。
人物周刊：冯小刚也表达过类似的心愿。
贾樟柯：冯小刚能够做到这一点。虽然是一种通俗的做法，但他有一个很可贵的地方，他一直试图跟当代社会对话。
影市泡沫是资本和电影人的合谋
人物周刊：你有没有觉得，第五代大师们的导演能力在退化？
贾樟柯：我的观点跟你不一样。我不觉得是这些导演能力退化，是没把心力放上去。很多人把电影市场当成一个股市，快进快出，捞一把就走。形成泡沫是合谋，既因为资本的短视和投机，也因为有我们电影工作者的里应外合。还有观众的原因，因为观众即使骂，也还是一直买单。
如果愿意呕心沥血拿出一个作品，能力不至于变成这样。他们毕竟原来都是那么精彩的导演，视线和想象力都在那里。还是创作态度的问题，越是创作态度有问题，营销时越强调有多么辛苦，多么努力。
一些在80年代、90年代非常优秀的导演，曾经是国际级，他们提供本土的经验和故事，能够和国际文化相匹配，但现在他们变成了本地导演，可以伺候本土观众的喜闻乐见，却失去了跟国际对话的能力。
人物周刊：他们如果说是为了振兴民族电影工业呢？
贾樟柯：振兴民族电影工业，最好的方法就是拿出有质量的电影啊……一些导演在谈到这点时，最常为自己找的合法性就是抵抗好莱坞，说如果不拍这样的电影，好莱坞就会长驱直入，会占据我们的银幕，中国电影就完蛋了。这有一定道理，但其实也说不通。你用和好莱坞同样的类型来翻拍好莱坞，这是经济层面而不是文化层面的抵抗，因为你变成它了。你用好莱坞的类型电影来抵抗好莱坞，那等于好莱坞开了个分店。好莱坞从中国每年赚走100个亿，因为你的出现它们变成50个亿，那是经济层面的抵抗，但是，反好莱坞，不是文化层面的命题吗？
好莱坞自身非常优秀，反好莱坞不是把丫灭了，而是说它不能成为唯一。我们是希望不要那么一元，希望中国电影里还能够产生跟我们的本土经历、跟我们的生存困境、生存实质有关联的作品。
人物周刊：但是现在影市的繁荣，也是观众一张票一张票买出来的。
贾樟柯：说简单点，就是总体上阅读和精神生活的匮乏。很多公众可能已经不记得相对严肃的写作和电影，只用“笑不笑、哭不哭、打不打3个指标”来评价电影了。热闹没有问题，每个月一两部大片，挺好。问题是，热闹过后，这些大片我们还会再看吗？你能从中寻找到我们曾经的生活经历或者情感吗？基本上找不到。娱乐这个权利是大家争取来的，但是我们由过去的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了，过去是原教旨主义的思想和精神，现在又跑到实用主义去了，就是另一个极端。
从电影导演的角度看，我非常不喜欢现在的电影氛围，任何电影都应该从创作的角度进入电影本身，《星球大战》也好，《哈利·波特》、《指环王》也好，基本不谈生意，而是谈哲学，谈人类，谈对空间、对虚拟世界的想象，都是就文化生产本身应有的话题在讨论，其次才是科技、视觉、娱乐，最后是票房。现在我们整个电影变成了一个经济体，只有两个话题：投入跟产出，中间都缺失了。这非常奇怪，也非常危险，电影本身变成了唯一的一种投资。没有人否定电影它不是生意，但问题是除了商业之外，它本身还有文化属性。
年轻人不要有
跨越年龄的物质欲望
人物周刊：就你的观察，当下年轻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贾樟柯：跟我们年轻时一样，患得患失。每做一个选择，如果需要在现实利益跟希望之间选择，最后结果一定是妥协。我不是说理想应该跟物质绝缘，这个不矛盾。但20岁有20岁的经济模式，25岁有25岁的，不要试图去跨越它。16岁的女孩没必要因为没有LV或者迪奥的包而焦虑，现在很多年轻人，有跨越他年龄段的欲望。
人物周刊：你年轻时应该也有这种追逐财富的愿望。
贾樟柯：我在更年轻的时候，曾经非常渴望财富。但是我一直告诉自己，应该随着我热爱的工作和事业，来改善财富的状态。你一定要想办法让想做的事情为你带来财富，而不是迷失在(追逐)财富的过程里。
我拍《小武》时没有任何工资，但我特别感恩，因为终于可以拍一个长片了。我拍了一个我爱的电影，如果多配合做一点努力，票房好一点，地区版权卖得多一点，慢慢就有财富了。有一次，我跟一个记者开玩笑说别再跟我谈财富问题，我28岁时已经解决自己的财富问题了，没兴趣再谈它。29岁，最多的时候我一张存折上有500多万，那是1999年啊，我全部扔到《站台》里拍片子了。
人物周刊：年轻人对物质的焦虑，不应该只由他们自己来买单。
贾樟柯：这个当然不怪年轻人，怎么造成这个现象才是最重要的。话说回来我觉得还是应该先从文化开始改变。现在我们文化里有一点很不好，就是懒惰。作为惰性文化，无论权力，还是资本，既得利益者所传达出来的观点，在这个社会上基本得不到抵抗，这就是懒惰。不仅不抵抗，而且还努力地成为他们，或者努力地用自己的努力证明自己也可以那样，这就是文化出了问题。我们总觉得制度改变了，文化就会改变。恰恰是有什么样的文化，才有什么样的制度；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文化。过去80年代我们有这种制度改变的理想，现在他们变成一个一个利益集团，都在维稳。你说理想为什么失落，说得狠一点，就是背后有一个群体不希望改变，所有的理想都是在寻求改变。
人物周刊：你曾经做过一个演讲，《我们这一代的怯懦》。当下社会，集体失落了什么让你最痛心？
贾樟柯：主要还是反叛精神。大家都明白有些价值取向是有问题的，但在实际的生活里基本上都认同，都争着去证明自己也可以附和那样一种价值标准。政府一直在强调文化，但我觉得，中国没有宗教提供思想资源，普世价值又不让提，最后我们的思想资源是什么呢？没有了。如果电影、文学都不能提供这些，来自文艺、哲学、社会学之外的资源没有，连艺术方面的资源都没有的话，我们就处在一个很尴尬很贫乏的阶段。我们通过什么方法，用什么样的努力去重新提供这些思想资源，是一个很迫切的事情，但是我也不知道。呈现问题很重要，哪怕我们不知道解决之道，也先把问题讨论清楚。有时候，最大的迷茫来自于我们出了什么问题都不知道。
人物周刊：你现在最大的迷茫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