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就是你会发现这个社会很多人一直致力于去形成文化共识，却总是像沙子一样，不停重建，整个国民仿佛变成五毒不侵、一句话都听不进去的一个群体。最大的困惑就是经历了很多周期之后，我们干的还是同样一个事情，还是在同一个起点上谈论。比如对权力的批判，1990年代时很多人离开权力、离开体制，但是现在，年轻人都拼命考公务员去了。这些周期看得越多，失落感也越强。比如说户籍，我上中学时看路遥的《人生》，里面就在说户籍问题，1980年代文学作品提出的问题，我们到现在还在谈。
我其实并不文艺
人物周刊：大量的创作实践可以看出，你很善于生意和艺术相结合的运作。
贾樟柯：我很善于跟资本打交道，让看起来很难赚钱的电影都赚到钱。比如说《海上传奇》，拍的时候我就知道它很难在市场上有所作为，所以我们最初的设计就是要在世博园上映，而且一定免费。跟上影谈合作时我很坚持，他们也做到了。在世博有了500多场放映，我还发愁招商吗？很多品牌愿意跟我合作，所以我们做得很顺利。我在这方面有灵感，知道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弄。
人物周刊：你的公司主要有哪些经营业务？
贾樟柯：两家公司，北京一家香港一家。盈利渠道一个是我们电影自身的盈利，一个是发行。发行部分在香港，做中国电影的地区发行及国外发行的代理；还有一个重要的业务是商业开发和广告。
人物周刊：《海上传奇》一开篇就出现了交通银行，这个是植入吗？
贾樟柯：那个是我们找它的，这个电影，我设想从一个最有上海气氛的镜头开始。当时上海整个处在一个大变动之中，整个好好的柏油路全都翻起来，我就拍了几个镜头，剪片子的时候就把它剪成整部电影的开场。我们的经营团队说，我们应该去找他们，后来一拍即合，他们投了很多钱来一起做。
人物周刊：很少有导演对自己的经营能力像你这样自信。
贾樟柯：我在保证生存的情况下从来不谈这些事情，因为电影最可爱之处，就是它传达了你的情感和思想。你去拍一部电影的动机一定是有所感触，有所讲述。而那些操作层面的东西是背景。我并不是很文艺，就算拍个武侠片、恐怖片、歌舞片，我肯定谈的还是这些。2010年，我写了一篇文章谈第六代——《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很小的时候，父亲跟我讲过一个朴素的哲学问题：出水才见两腿泥。我最反感的不是“第六代集体崩溃”这样一个结论，而是给别人下结论的这种行为。一个创造者的潜质，短时间是看不出来的，你没有必要在他们39岁、40岁的时候就宣判他们的结局。
我不相信，你能猜到我的结局
人物周刊：抛开“第六代”是否崩溃不谈，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如今都在电影创作中缺席了。
贾樟柯：造成分化的个人原因都不一样。他们中很多人是从1990年、1991年开始拍片，依赖海外融资的制片体制，这种体制因为金融危机或者别的原因发生了改变，但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快适应这种改变。还有一些具体的分化，可能是一种徘徊。在本能的坚持自我和理性的适应之间摇摆。明明拍了一个文艺片，宣传的时候非说自己拍了一个商业片，总想用自己的工作获得另外一种认同。
人物周刊：你觉得“第六代”应该怎样被命名？
贾樟柯：这个群体本来就模糊。那个时候，我问什么叫第六代，他们告诉我，从1990年拍电影到你出现，都是。我说8年都是第六代啊？结果后来新出来还是叫第六代，这个“代”没完没了，是不是五代之后所有人都叫第六代？(笑)它本身不太严谨，但这些导演的基本创作都跟现实生存有关联，他们讲的故事本身跟权力都有抵触。在这样的情况下，地下电影从出生，一直到市场经济化，这些电影的操作带来的困难非常明显，越困难越畸形。
我原来在地下阶段时告诫自己，不要因为我是被禁的导演，反映生活的时候就极端，比如说农民欠债这样的社会问题，我们可以拍他上塔吊跳楼，但从艺术上来说，它反而没有力量，因为它削弱了群体中大多数人的普遍困境，变成一种极端的困境。2004年解禁了，我告诫自己，你不能因为你被权力容纳了，就开始变得妥协，变得退让。
人物周刊：他们中间是否有人，的确已经被淘汰掉了。
贾樟柯：有些导演的确很久没作品了，但大部分人现在四十多岁或者50岁，还有时间。我希望他们还能回来，不要消失。就像葡萄牙老导演奥利维耶，拍到50、60岁时不拍了，搞政治去了，消失了很久，70、80岁又回来拍了。
人物周刊：在追逐电影梦的过程中，你付出的最大代价是什么？
贾樟柯：亲情。电影占据了大量的时间，跟家人相处的机会非常少。我父亲突然生病过世，对我的打击非常大。我弥补的方法，就是让母亲跟我一起生活。我现在还是很忙，但只要我在北京，最起码早晚能碰到她，早上的时候说妈我走了，晚上说妈我回来了，对老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安慰。
人物周刊：《在清朝》是一部商业片，你拍该片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另一种能力吗？
贾樟柯：没有人会为了证明自己去拍片，到目前我还没有改变。我一直拒绝对未来做出承诺，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未来什么样。承诺是一种很过时的生活态度。导演的创作不能一下子展现，而是靠一部一部的作品把一个真实的自己呈现出来。
比如《在清朝》，我说非常希望能给武侠片、古装片带来新的感觉，我说我一定不在资本面前妥协……这个都是没用的。对一个导演，或者说，对贾樟柯，不要轻易下结论。
我也不对自己下结论，因为我一直希望自己变成一个非标签化的人。只要我的工作继续做，任何一个标签就都无法囊括我。但只要我没有继续下去，那个标签我就还撕不下来。我希望多少年后人们会说，对贾樟柯的变化应该多点想象力。
一个好朋友以前跟我讲过一句话，北京有一个地方叫定慧寺，在佛教里面“有定无慧则为痴，有慧无定则为狂”，我觉得很对，面对这样纷繁复杂、充满悖论、让人沮丧的现实，要保持镇定才能产生智慧。我希望小到面对票房的问题，大到面对我自己，我都能镇定，都能有耐心。
(感谢实习记者黄柳蓉对本文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