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乐融揭秘金曲背后故事 《天黑》诞生于马桶上

陈乐融

　　“没有写歌的人，听歌的人的心情或许无法被巧妙诉说；但没有听歌的人，创作者注定要承受更大的寂寞。那些热爱写词的人，如果身边没有作曲的朋友，那么歌曲被发表甚至被完成的机会就少得多，这正是目前唱片工业的无奈。 ”——陈乐融

　　台湾著名编曲家陈志远的去世，让华语乐坛从此失去一位音乐大师。面对华语乐坛不景气的现状，陈志远的离去为我们留下了无限的思考。日前，记者采访了经典歌曲《再回首》的词作者陈乐融，作为台湾“五陈”之一，陈乐融出道至今已有20余年。眼下，正值陈乐融推出新书《我，作词家：陈乐融与14位词人的创意叛逆》，他向记者讲述了台湾歌坛的现状，以及众多词作家的成长历程。

　　记者齐书勤

　　现状1 词和曲在拔河

　　陈乐融说，写歌词不是写大块的文章，“有些词极雅，充满意象、文法、字词与情感的创新，就算单独成文本也经得起分析、咀嚼。有些词极俗，不避口语，不求隐喻，能唱好唱，以通俗易懂为要务。有些词作者努力把歌词跟文学靠拢，好像这样就可以提高词作者的地位。有人又索性把它往广告文案靠拢，强调它能在短短的篇幅中帮歌手‘点字成金’的商业价值。 ”

　　因为有字数、句数、格式、韵脚甚至主题的限制，填词人注定畏手畏脚。如何把源自胸中的情感与思潮妥切地放置在这些框框中，不断自我琢磨、替换，非常考验作者是否有耐心与信心。“就是因为词曲联合创作的行为本质上是一场拔河，你必须相信你的词是可以与曲匹配，甚至远远让它加分的；但你又得承认，你必须和编曲者、演唱者相依相伴，你的词才能真正地活在世人心里。 ”陈乐融说，他在创作时常常会与曲作者、制作人或唱片公司发生不合，他为此甚至想过搞纯文字创作。

　　典型事例

　　丁晓雯 量身定做歌词遭弃用

　　代表作品：《青苹果乐园》、《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祝福》

　　“有些词本来是为艺人量身定做的，但最后却做了白工，这样的事就曾发生在丁晓雯身上。 ”陈乐融告诉记者，以前只要有制作人找丁晓雯填词，丁晓雯都会尽全力为歌手量身定做。 “以前，制作人会跟丁晓雯沟通艺人的定位、音乐的方向，于是她下笔就会很准。 ”可慢慢的，唱片公司变成了“多头马车”，每个人意见不同，每个人又都说了不算。丁晓雯一改再改，改了很多遍之后，对方却说不用了，因为方向不对，让丁晓雯很气愤。 “请工人搬砖头都要给工钱，难道握笔杆就没有成本？词作者用脑力和时间换来的劳动成果没有回报，这种做法很不合理。 ”陈淑桦演唱的《爱得比较深》歌词就出自丁晓雯之手，最初歌名叫《无求》，不是很商业化，直到CD出版，丁晓雯才知道歌名被改却没通知她，甚至没跟她商量。

　　现状2 歌词没有方向

　　谈到如今的歌词和以前的差异，陈乐融举了一个例子，“譬如以前我们会写‘电话’，而现在会写‘手机’。另外，现在用字非常接近日常语言，但要比口语夸张，因此经常要‘缩字’。假设一段旋律有十个音符，需要写出恰当的十个字，如果想到的词意塞不进音节里，就要换一种写法，这就要考验写作的能力。可现在的词作者不大注重这些，他们直接把字缩减掉，有时候该有的字却没有了。 ”现在的歌词应用起来也非常大胆，陈乐融说：“譬如Hip-Hop、Rap，有时候我觉得根本就是为了自己爽而已，甚至还掺杂一些粗话，听起来很不舒服。而对于内地的网络上很流行的一些口水歌，陈乐融表示自己知道一些，有的歌很讽刺很搞笑，它们是一种“次文化”。“正是因为流行歌坛缺乏健全的‘主文化’，才衍生出了这种‘次文化’。 ”

　　典型事例

　　厉曼婷 为《花心》写词却不会起歌名

　　代表作品：《花心》、《离人》、《笑红尘》

　　厉曼婷是当下台湾歌坛最活跃的女作词人，出道超过10年，曾经合作过的歌手有周华健、林志炫、张信哲、辛晓琪、伍思凯、张宇、陈淑桦等，一直是很多大牌歌手争相邀约的重量级作词人。陈乐融告诉记者，黄小琥的首张专辑就是厉曼婷制作的。进入滚石以后，厉曼婷开始创作歌词，几年下来，厉曼婷只发表了不超过五首歌词，但她依然一如既往地坚持。 1993年，正巧周华健赶着发片，于是厉曼婷写了两首歌词，其中一首就是《花心》。一开始，周华健自己写了一首词，随后他让厉曼婷也试试，写出来后，周华健让厉曼婷改了几次，但周华健最后决定还是用厉曼婷最初的一版。没想到，《花心》创下了当年全球华语唱片年度销量冠军，在亚洲地区销量超过400万张。厉曼婷曾告诉陈乐融，《花心》的名字并不是她起的，因为她并不知道歌词的重点在哪。写歌对厉曼婷来说，架构来自一种氛围或者一种感觉，没有太明确的主题。

　　现状3 好词缺少好曲

　　陈乐融表示，词曲创作中，一首歌词与旋律搭配不一定有先后之分，“以我的经验来讲，合作的作曲人通常是先有曲给我，然后我再填词，也有少数作曲人会先要求我提供歌词，原因是他们觉得这样会有‘刺激’，词里写到某种场景或某种情绪，他们可以在这个框框里发挥，但这样的时候比较少。那些热爱写词的人，如果身边没有作曲的朋友，那么歌曲被发表甚至被完成的机会就少得多，这正是目前唱片工业的无奈。 ”

　　陈乐融表示，现在的填词人经常埋怨拿到的旋律不出色，气愤自己的创作天分不受尊重。如果可以不具名调查，多数词作者都会认为：或为了配合歌手形象与能力而降低自己的文艺标准，或交出去的歌词被拼凑与被迫改动，或先写好的词被谱成难听的曲，甚至常常对最后出炉的歌“相逢不相识”，只因与原先期望的美感或意境差别太大，连自己都懒得多听几遍。

　　典型事例

　　陈乐融 就算现在退稿也是常事

　　代表作品：《再回首》、《潇洒走一回》、《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陈乐融表示，当年他当兵时曾写过十几首歌曲送到唱片公司，但经常被退稿。 “当时很多人看到流行乐坛发展如此蓬勃，便觉得我也可以写点东西。现在很多歌是词曲一起完成的，一个单独写词的人要如何发表呢？办法就是投稿到唱片公司的制作部门，那里有些制作人会看到你的作品，但我十分之九的作品都石沉大海。第一，来稿品质可能不够好；第二，他们更信任大牌、名牌、老牌，仅凭歌词就能让他们眼前一亮的概率是很低的。投稿之路本来就很漫长，失败率也很高，就算现在，我也常被制作人嫌，被歌手嫌，我的抽屉里有很多退稿。 ”

　　现状4 人和歌都寂寞

　　进入数字时代，网络单曲的收听让词曲作者的前景开始变得不太乐观。陈乐融说：“没有写歌的人，听歌的人的心情或许无法被巧妙诉说；但没有听歌的人，创作者注定要承受更大的寂寞。 ”

　　上世纪80年代华语乐坛，歌曲主题很多，而近十年来，歌曲主题越来越倾向于爱情，陈乐融说：“歌曲主题其实非常广阔，一首歌怎样才容易卖掉，那就要看你写的主题唱片公司是不是有兴趣，是不是有歌手适合表达它。绝大多数人都比较喜欢写爱情和生活的感想，或者歌曲本身就有这样的功能。 ”

　　典型事例

　　十一郎 最抑郁时创作了《荒废》

　　代表作品：《月亮惹的祸》、《用心良苦》、《囚鸟》

　　十一郎刚进入这一行时，希望至少每个月可以写四首歌，因此，那个时候的她非常勤劳。 《曲终人散》是十一郎参加完同学的婚礼之后写的歌，那位同学曾追求过十一郎，十一郎觉得他在自己的生命里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他在我最不好过的时候陪伴过我，他结婚时，我心想如果是我嫁给他，现场所有的亲朋好友就变成了我的亲朋好友，所以那首歌对我来说是很有感情的。 ”陈乐融告诉记者，十一郎曾告诉他，自己创作的很多被大众喜欢的歌曲，反而自己对它们没有多少感觉，而那些十一郎爱得不行的歌反而反响一般，她为此感觉很奇怪。

　　创作轶事

　　林秋离

　　马桶上十分钟写出《天黑》

　　林秋离说，20年前自己开始写歌其实是为了向心上人表白，这位心上人就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熊美玲，两人是圈内圈外人人艳羡的黄金音乐伴侣，在他眼里，熊美玲是“最优秀的台湾女作曲家”。1985年的《一生情一生还》是林秋离第一首成功作品，此后，他开始了专业写词生涯。生活中的林秋离很少听歌，他认为听那么多歌对创作并没帮助。 “我写了太久，需要的就是忘记，忘记自己写的东西，有忘记才能有新的东西出来。要写700多首歌不是那么容易的，而让每一首歌都有一个独立的灵魂更难。 ”当年阿杜推出第一张专辑时，其中有一首歌叫《天黑》，这是林秋离在马桶上写出来的，写这首歌才用了10分钟，“阿杜，我把他搞得很颓废、很沧桑，其实生活中的他并不是那个样子，他是一个很帅气的人。 ”林秋离说。

　　许常德

　　让陈志远水池边苦等一小时

　　在许常德的创作道路上有两个人对他影响最大，一个是陈乐融，一个就是制作《抓狂歌》的王明辉。而陈乐融一直是许常德的目标，那时的陈乐融创作的歌词都是主打歌，让许常德非常羡慕，梦想有一天像陈乐融一样踏进这个舞台。后来，许常德写的一首《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引起了当时飞碟唱片总经理彭国华的注意，于是彭国华和陈志远就约许常德见面，地点是在一家饭店前的喷水池处，他们打算见面后进店里喝东西。结果那天许常德有事迟到，那个年代还没有手机，许常德就让两位大腕在喷水池边等了1个小时。 “后来见面谈得很愉快，陈志远最后问我：‘旋律我可以自己写吗？’我就知道他们还是只要我的歌词。 ”

　　陈乐融

　　《潇洒走一回》内地走红是因“下岗”

　　1992年，陈乐融凭借《潇洒走一回》获得金鼎奖最佳作词人奖，而这首歌也被认为是陈乐融最具代表意义的作品。陈乐融告诉记者，“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潇洒走一回》在内地非常火，原因是‘下岗’的时代背景，这首歌也因此被内地许多人‘误读’，因为他们把‘潇洒走一回’等同于‘今朝有酒今朝醉’。 ”陈乐融告诉记者，其实他写任何一首歌的最初目的都是想顾好台湾市场就好，“这首歌当初是为电视剧所写，戏里有江湖恩怨和政坛恩怨，我很想用一首歌概括红尘众生百态。 ‘我拿青春赌明天’其实也要看听者的心情，我觉得不管学生、工人，或是企业家，他们都是拿青春来支付着他们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