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让老外读懂中国故事 诺奖不是最高标准

严歌苓

　　实习记者 韩亚栋

　　在参加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作家中，以特邀嘉宾身份出席会议的严歌苓格外引人注目。根据她的作品改编的同名电影《金陵十三钗》，即将于下月公映；由她编剧的电视剧《幸福来敲门(微博)》，至今仍是让人回味的高收视率佳作；而她刚刚完成的最新作品《陆犯焉识》，也正在引起读书界的广泛关注。

　　作为一位长年旅居他乡的海外作家，严歌苓总是不停地游走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之间，因此有着与其他作家截然不同的文学视野。她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如何走向世界的思考，自然也就更具一层深意。

　　母语文化的影响占90%

　　《陆犯焉识》是严歌苓迄今创作的体量最大的一部作品，约有30万字。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位旧中国的知识分子，严歌苓说，这个人物的原型其实是她的祖父。鲜为人知的是，这样一部讲述旧中国文人跌宕命运的作品，竟然是在遥远的德国创作而成的。

　　问：您为什么要在德国写这本书？

　　答：因为我觉得要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德国这个地方是以理性而著称的，这里充满了思考，也诞生了大量的古典音乐。而且我在德国的家旁边就是一大片森林，那种气质触动了我的创作激情。我在那里连写带改，大概写了近两年。这是我迄今为止最长的小说，它的创作时间也是最长的。

　　问：像您这样在海外创作的华语作家，母语文化还能对您产生多大影响？

　　答：假如你非得这样去划分的话，母语文化的影响当然占到90%的分量，因为没有一个作品对我的影响像《红楼梦》那么大。我是在十一二岁时读的《红楼梦》，那是一种童子功；长大之后反复读，每次都能读出不同的况味来。当然，我也读过很多外国作家的作品，但这不可能跟我受到的母语教育相比。因为小时候读到的东西最重要，那时候你的心灵多干净，记忆就像一张白纸，全部都吸收了。

　　问：那么西方文化对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答：我觉得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在创作方式上都很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就我个人来说，我这么爱好《红楼梦》，但我都是很不喜欢章回体小说的。我觉得这种写法特别陈旧，特别古老。中国的小说传统只有一个形式，就是单线叙述，而我在形式上已经接受了西方作品的影响。

　　华语文学长期被忽略

　　和很多海外华语作家一样，穿梭在中西文坛之间的严歌苓，其创作具有多元的文化背景，但是她也深切地体会到，华语文学在海外市场仍处于一种未被重视的窘境之中。

　　问：您如何看待华语文学在世界文坛中的地位？

　　答：我们的当代华语文学在世界文坛中的地位比较低，是一种长期被忽略的文学。在国外图书市场，很少能够看到当代华语作家的作品，以前甚至基本看不见。但是现在这几年，中国在世界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华语文学也开始被重视了，但目前影响力还是不大。

　　问：在您看来，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

　　答：在语言上，我们的白话中文还比较年轻吧。语言的发展必须要有一个时间，直到现在我都认为，白话文写作本身还没有达到最成熟的时候。比如，英文的书写语言和口语是没有太大距离的；但是中国以前的书写语言是文言文，民间讲话是白话文。从上个世纪开始，这种状况才开始发生变化，而我们用这种语言写作才刚100年。

　　另外，我在国外看到的很多中国文学作品，翻译质量都很差，翻译出去的东西，人家都读不懂。翻译文学作品的人，首先自己应该是个作家；但是现在翻译中国作品的，基本上都是大学老师，他们懂中文，但不够精通。我听说现在中国有了专门的基金，用于鼓励翻译中国作品的翻译家，这是个很好的做法。

　　对诺奖一点儿不在乎

　　不久之前，严歌苓曾被卷入了一场荒唐的风波：当时曾有传言，她将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其实，对于中国作家觊觎已久的诺奖，严歌苓本人毫不在意，因为在她看来，如何让外国读者读懂今天中国作家笔下的故事，才更加重要。

　　问：除了语言上的问题，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还存在哪些障碍？

　　答：我们所写的故事，都是一些特别有中国特色的故事，国外的很多读者根本读不懂。比如我的小说要是写发生在旧金山的故事，人家就懂；但是写发生在中国的故事，人家理解起来就比较费劲。我现在也没有找到一种让人家读懂的方式，对此我也很苦闷。我想这个问题应该会解决的，但需要时间。

　　问：在这件事情上，作家可以做哪些努力？

　　答：我已经出国20多年了，我知道了为什么人家读不懂我们的故事。我想，当你开始写作的时候，你要找到一个最可能让他们读懂的写法。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给了我一些启发。他先把这个故事抽象、提炼出来，再在里头加入一些作者主观的发挥和诠释，他给人看的其实是一个并非完全写实的故事，但这本身却构成了理解的桥梁。我现在也想写一些中国的故事，看看有没有可能找到表达上的桥梁。

　　问：不久前您卷进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谣言风波，您如何看待一些中国作家的诺奖情结？

　　答：我觉得很傻。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这群人，和广大西方读者不是一回事。诺奖只是一个瑞典人的奖，我就纳闷了，为什么中国作家那么感兴趣呢？得诺奖的作品有几个永垂不朽的？我认为不能够把它作为文学的最高标准，那样只能是自己累自己。我对它一点儿都不在乎。

　　采访手记

　　严歌苓的刚与柔

　　阅读严歌苓的小说，总会觉得这位作家应如她笔下的一些貌美如花的柔情女子，敏感纤弱，气韵典雅。然而面对现实之中的严歌苓，却时常被她温柔外表下的铿锵气质所折服。那是一种自信的刚强，仿佛是朵带刺的玫瑰。

　　严歌苓是美丽的，她对自己的美丽甚至有些骄傲，容不得他人冒犯。询问是否能够请摄影记者拍照，她客气地予以回绝，坚持要让贴身私人摄影师来完成这项工作。即便如此，拍摄的照片也必须经由她亲自甄选，才能交给媒体去刊登。

　　和严歌苓对话时，她的声音听上去十分甜美，但语气却又明显有些生硬。她的话语中，几乎没有修饰的美感，更缺乏诗意的浪漫，直截了当，毫不拖沓。有时她会因为思考而稍作停顿，但倘若此时想要插话进来，刚一开口便会被她打断。

　　说起刚刚出版的新作时，严歌苓忽然提到了不久前去世的父亲—著名作家萧马。她说，在创作这部小说时，父亲曾经告诉了她很多素材，比如书中那个年代的女子所穿旗袍的料子质地，还有那时人们骑的自行车是什么牌子。严歌苓说，父亲特别想读她的这部小说，没能满足老人的愿望，是她此时最大的遗憾。

　　说这话时，她的声音似乎有几分飘忽，听起来竟然轻柔似水。周米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