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与乔冠华十年风雨相依艰难爱情路

　　晚年章士钊在此乐享天伦

　　章士钊（1882－1973年），是我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位颇富传奇色彩，也略有争议的人物。

　　几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白吉庵曾写过一篇章士钊的小传《风雨沧桑九二春记章士钊先生》，里面是这样总结章士钊的一生的：

　　章士钊早年以“苏报案”震惊思想界，策划过暗杀清廷要员的活动，后又转而提倡苦读救国，拒不参加革命组织。他以北洋政府段祺瑞内阁的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闻名教育界，以两万银元巨款赠与毛泽东，以鼎立营救李大钊而为人们所激赏，以为被国民党捕获的陈独秀出庭辩护而暴得大名，以上海流氓大亨杜月笙的高级顾问身份而名震上海滩。抗战期间，他坚持民族气节。在解放战争后期，他积极为和谈奔走，充当和谈代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积极进言，希望不要打倒刘少奇。

　　章士钊是很有教育主张的文人，然而他所倡导的传统文化却和当时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格格不入，并且被时代放在了前行的对立面上。当时，章士钊和鲁迅代表了官方和民间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式，他们之间交锋了，结果无疑是新文化一方胜利。

　　解放后，由于鲁迅文章指责说章士钊是“三一八”惨案的刽子手，致使章一直被视为谋害学生的罪人。然而，早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前的三个月，章士钊就已经辞去了教育总长的职务，案发时人已经在天津。如果不是后来有毛主席亲自为章士钊翻案，人们对他的误解怕是要永远持续下去了。

　　① 1959年周总理赠房

　　解放后，章士钊没有离开大陆，反而与他的第二夫人奚夫人和儿子章可、养女章含之于1949年11月由上海迁居到北京。起初，章士钊在北京没有住处，他们全家住在东四八条54号好友朱启钤的家中。朱是北洋军阀时代的大官僚，出任过总长等职务，与章士钊有同僚之好，早年章士钊还在朱家做过塾师。如今他们又有机会相会在一起，实在难得。故此朱启钤将他家后院的北屋，让与章士钊一家居住，由于两家人口都比较多，居住甚是拥挤。

　　1959年，周总理去看望章士钊，当看到拥挤不堪的书房兼客厅时，十分吃惊。他连声自责，说没有关心到，这么多年，竟让章士钊借居友人家中。章士钊说无所谓，只要有个地方看书、写字就可以了。回去后，总理立即报告了毛主席，并且指示国务院管理局为章士钊找一处四合院住宅。后来，章夫人选中了史家胡同51号院（当时的门牌是史家胡同24号），因为在东城住了十年，对周围的环境比较熟悉。章士钊看了房子后认为房子太大了，自己一家住不了，便将第三进院分了出去。

　　周总理又郑重其事地对章士钊说，他请示了毛主席，这房子是送给章士钊的，感谢他对共产党的帮助和合作。原来早在1920年夏，毛泽东和蔡和森为湖南赴法留学生缺乏路费一事，曾向章士钊求助。章十分支持，立即发动了社会各界名流捐款，最后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主席。后来一部分用作赴法留学生的旅费，剩下的由毛泽东携回湖南，作为开展革命工作的经费。

　　1960年秋冬之际，史家胡同的房子重新修缮完工，周总理特意请章士钊吃饭，并说“行老对中国共产党有过许多帮助，这幢房屋算我们送给你的。”章笑答：“我一生既无动产，也无不动产，要是收下这房子，我倒在解放之后反成有产阶级的房产主了。”总理说：“那也好，房子永远归行老和家眷居住，由你们管理。”

　　从此，章士钊一家离开居住了十年的东四八条那半个后院，搬进了宽敞明亮的史家胡同51号。他在这里真正地有了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晚年的章士钊，生活非常简单，有时几乎整日读书写文章。从1961年开始，80岁高龄的章士钊开始了《柳文指要》的写作。也就在这一年，外孙女妞妞（洪晃）出生，给他的生活增添了很多的乐趣。

　　据章含之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中回忆，有一次，洪晃把章含之缝纫机里的东西弄丢了，章含之说：“你再把我的东西弄丢了，我就揍你”。那个时候洪晃也就是四五岁，她就一边跑，一边喊：“爷爷，妈妈要打我。”章士钊从屋子里颤颤悠悠就出来了，洪晃一下子躲在他的背后。章士钊冲着章含之说:“宝宝（章含之乳名），从小我们没有打过你一下，你今天要是敢打妞妞，我就打你”，弄得章含之啼笑皆非。80多岁的老头子，背后一个小孙女躲在他的大腿后面，做着鬼脸，又可气，又可笑。

　　然而，幸福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文化大革命中，史家胡同51号院也没有幸免。

　　② 文革中的遭遇

　　1966年8月19日的夜里，大约十点半钟，二三十名戴着“新北大红卫兵”臂章，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旧军服的青年男女冲进院来。其中一个女红卫兵野蛮地抽出腰上的皮带，高举在手，喝令章士钊到院子里去。家属在旁求情，说他年纪大了，晚上外面风大，能否有话就在屋里说。来人哪里容得，抓起章士钊就往院里拉。一群红卫兵挥着皮带不停地历数他的“罪状”，说他是鲁迅笔下的落水狗，说他是老混蛋，并命令他低头认罪。章不肯低头，只是默然不语。他们就上前按他的头，要他站好不许动，然后一窝蜂似地拥向客厅，到处翻箱倒柜，把大批珍贵古籍线装书扔在地上。甚至还钻进天花板里搜寻。

　　将近两个小时的批斗会结束后，年过八旬的章士钊被女儿扶着走进卧室，他精疲力竭，躺在床上，说：“我累了，要歇一会儿。”

　　大约过了半小时，他缓慢地从卧室出来到书房，端坐在写字台前，说“拿纸笔来。”女儿章含之不知他要干什么，让他休息，明天再写。他不动声色地说：“不，现在写，给毛主席写信。”

　　第二天早晨，信送出了，他在信中告诉主席，北大红卫兵如何来抄了家并斗争了他。信送出的第二天，总理办公室就来了电话，说主席已把章老的信转批给总理落实办了。9月1日，收到主席的亲笔复信：

　　行严先生：

　　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

　　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九月一日

　　同一天，总理指示301医院接受章士钊以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等人住院保护。而且拟定了一批受保护的民主党派人士及干部名单。

　　三个月后，章士钊从301医院回家，因受到毛主席的保护，可以在家闭门读书写字，整理《柳文指要》的手稿，度过了一个清静的元旦和春节。

　　不料，社会上又掀起了一场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并出现“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见此情形，章士钊甚感不安，他说，“这个运动再搞下去，国家要完了。不能打倒刘少奇，这些家伙要把中国毁掉。”因此，1967年3月初，他又给毛主席写信，劝他与刘少奇团结，不要打倒他，国家需要安定，切不可乱。随后又给刘少奇写信，大意说他不信外面对刘少奇的诬陷不实之词，但大局为计，建议少奇同志作检讨。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很少有人像章士钊这样敢说老实话，而他一生都是这样率真，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先考虑自己，也不会阿谀奉承。

　　1971年9月，在毛主席的关怀下，一百多万字的《柳文指要》由中华书局用文言文繁体字公开出版。其间毛主席亲自审阅，并提出过意见供著者参考。据说，康生为审查此书，曾在宾馆住了两个月。可见当时对此书出版之慎重。《柳文指要》出版后，章士钊非常高兴，积数十年之心血，不意在文化大革命中还能出版，真是天之大幸也。

　　③ 客死他乡

　　《柳文指要》的出版，使章士钊倍感安慰，然而自从1970年奚夫人去世，年迈的章士钊开始感到越发的孤独，渐渐地萌生了去香港看望他的另一位夫人殷德贞女士的念头。可那时的香港，和大陆尚未通航，因为怕他身体吃不消，所以被章含之和周总理劝阻住了。

　　后来，毛主席听说了此事，认为应该圆了章老这个心愿，正好也可以在香港见一些台湾的老朋友。大陆与台湾恢复来往，章士钊无疑是促成此事的最佳人选。因此1973年5月，受毛主席之托，章士钊在92岁时乘专机远赴香港，与国民党秘密接触。当专机在香港启德机场落地时，在海内外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遗憾的是，由于气候不适，章士钊到港即病，卧床不起。7月1日病逝于香港，终年九十二岁，再也没能回到他安度晚年的四合院。

　　见证章含之与乔冠华十年风雨相依

　　章含之是章士钊的养女。史家胡同也正因她的著作《跨过厚厚的大红门》而声名鹊起。

　　章含之的身世颇为传奇。她的生母解放前是上海永安公司的售货员，年轻时非常漂亮。因地位悬殊，与她的生父并未正式成婚。章含之出生后，她的生身父母对簿公堂，然而父亲却只愿支付抚养费而不愿负责任，母亲愤怒之下，欲将她送给黄包车夫抚养。最后，身为辩护律师的章士钊收养了这个女婴。

　　1949年，章含之随养父母从上海迁居到北京。也是在这年的一次圣诞舞会上，年仅14岁的章含之认识了才华横溢的北大才子洪君彦。二人经过了8年的爱情长跑，于1957年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1960年，章含之和丈夫一同随父母搬进了史家胡同这座古老的四合院，不久章含之怀孕，1961年妞妞出生，让一家人都欣喜若狂。

　　然而在文革那样疯狂的年代里，人的感情也经受着艰难的考验。这对青梅竹马的夫妻，也没能躲过这场浩劫。二人感情破裂，最后于1973年办理了离婚手续。

　　早在1971年，还在外语学院当老师的章含之，被毛主席点名调入了外交部，也因此与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相识。22岁的年龄差距并没有阻止两人的相知相爱，在随后的艰难岁月里，谱写了一段爱情传奇。

　　当年，乔冠华是世界外交舞台上的明星，也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赫赫功臣。两人的相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章含之在书中曾经回忆道，那是1973年5月，国务院管理局对这座四合院进行大修。章含之暂时搬到前院传达室安身。那时，她和乔冠华正在恋爱，他们就在堆满家具杂物的传达室里一杯清茶，促膝长谈，年龄的差距，官职的悬殊，丝毫没有阻碍感情上的完全融合。

　　然而那时的中国，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外交部已被确定是犯了右倾错误，乔冠华更被点名为“乔老爷的贼船”。

　　此后的一段时间，乔冠华的处境一直十分困难，章含之和乔冠华的交往为了避免政治上的麻烦，也转入了“半地下”状态。

　　那时还有一位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也住在史家胡同，51号院在西头，仲曦东家在东头，相隔二十多家。于是每当乔冠华晚上来史家胡同51号，他就同仲曦东讲好，由仲曦东通知部值班室说乔冠华在他家，大约×小时后回家，有文件时再送他家。如果是电话请示，则由仲曦东打电话到章家，再由乔冠华给部里回电话。实在有急件要批，仲曦东就只好要乔冠华立即去他家等文件。因为住同一胡同，走过去不消几分钟，可以在交通员的文件到达前先到。

　　1973年12月，乔冠华与章含之终成眷属。开始时，曾想尊重习俗，章含之搬到史家胡同55号外交部为乔冠华装饰一新的新宅。周总理听说后，考虑到这样一来，就无人照料章士钊先生的故居，因此劝说乔冠华搬到了史家胡同51号。

　　由此，史家胡同51号也见证了两人风雨相伴的10年光阴。章含之在书中常常忆起：“从初夏到深秋，我们常常在深夜的月下散步。时间久了，冠华统计出，走一圈院子是八十步。在银色的月光下，冠华几乎是与白昼里全然不同的一个人。他没有了好胜雄辩的气势，脸上常常有一丝淡淡的伤感。我常常想，不知道这世上有几个人能真正懂得他的心……然而，又有几个人看到过清澈如水的月光下的乔冠华？他是那样沉静，那样柔和，而且那样的忧伤。这时的乔冠华，只有这深深的四合院与我一起陪伴着他，聆听着他倾吐内心的感叹。”

　　1983年，乔冠华去世后，章含之独自守着这座四合院，直到2008年1月26日，永远地离开。

　　洪晃：“腾房是刨了我的根儿”

　　洪晃从出生到12岁出国留学，一直生活在史家胡同51号院。章含之一直觉得，女儿“并不属于这个四合院历史的一部分，因为她少年时代就离开了这院子，她无法理解这四合院凝重的历史感。”

　　然而当外交部一纸诉状将洪晃告上法庭，要求洪晃腾出老宅时，她心里很难受，“毕竟住了五十几年。所有的记忆都在里面。”

　　在洪晃的心中，史家胡同51号的四合院，就是她的家，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让她揪心。院里的海棠树，就是她生下来时章士钊先生种的，还有章含之在书里说到的梨树，甚至小时候摔了一跤的台阶，都会让她想起童年的时光。

　　然而洪晃也坦言，因为那个年代还没有房产证，所以史家胡同的房子肯定是要交出去的。

　　如今，虽然四合院的命运尘埃未定，但40多年以来，这座四合院随着它的主人经历着历史的浮沉，目睹了发生在这院子里的喜怒哀乐、生离死别。也随着院中的主人经历了荣耀与屈辱，经历了车水马龙的繁华富贵和门前冷落的世态炎凉。它已经随着那段历史，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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