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作者：章含之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本书简介：章含之——章士钊之女、乔冠华的妻子、新中国第一代翻译家和外交官。史家胡同51号，因着它的几位主人而著名。他们的荣耀与屈辱，连同四合院曾经的“车水马龙的繁华富贵和门前冷落的世态炎凉”，一起记录了一个时……[连载内容]
心的承诺然而，我在幸福之时却全然没有想到复杂的政治因素会渗透到我生活的每个细胞中。此时，我和冠华的感情逐渐在外交部领导层中有所透露。很快地，我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我的“朋友”、外交部的“通天人物”向我发出了警告，说毛主席鼓励我、祝贺我解放自己，是希望我此后能为他好好工作，没有让我马上跳上乔老爷的船和他谈情说爱，同他结婚。言下之意是我如此放纵感情使主席很失望和生气。我被这意料不到的传话惊呆了，短暂的幸福又被这突然的袭击冲得荡然无存。我重新陷入深刻的惶惑，不明白我为什么必须以牺牲我自己的生活为代价来换取所谓事业上的成就。我无法弄明白这是否真是毛主席的意思。那时的主席已步入晚年，许多话都是别人“传达”的，谁都无法去核对真伪。我也再不可能像60年代那样与毛主席围着一个火锅敞开思想地向他请教。70年代我每次见主席都是经他人安排。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也有人事先嘱咐。我又怎能向主席倾吐我内心的情感呢？我不想把这些话告诉冠华，我只得又开始回避疏远他。这又给冠华造成了痛苦。许多年之后，当我们两人劫后余生，被官场冷落遗弃之后，冠华已身患绝症，但我们却用这高昂的代价换到了将近五年的时光，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情深意笃。我曾感慨地对冠华说我们的悲剧是我们两人都不懂政治，但却在荒唐的岁月卷入了荒唐的政治。假若当年我们是一介平民，我们可以有至少二十年，甚至更多的幸福时光。
就在我再次彷徨时，发生了一件事才最后促使我痛下决心，不论前面有多少阻力，我将把自己的命运与冠华联结在一起。那大约是3月下旬，我参加了一位亚洲国家元首来访的工作。那天傍晚，毛主席会见。会见结束后，我们去大会堂整理记录并等待看毛主席会见的电影样片。当时毛主席会见的一切文字、摄影记录都是不过夜的。不论主席多么晚会见，都是连夜赶出记录。记得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来访时，毛主席是晚上会见的。会见后我们通宵工作把记录整理完后已是第二天清晨。那天正是星期日，马科斯夫妇笃信天主，我们在他居住的国宾馆总统楼的草坪上临时布置了星期日弥撒的场地。当我们整夜未眠整理完毛主席会见记录后带着疲惫的身躯推开窗户时，正好俯视总统一行在草坪上祈祷。当时我突然觉得人都是靠着各自的信仰在奋力拼搏。
这一次待到一切工作结束时大约是凌晨三点。我先回到部里把记录稿交值班室复印。刚上到三楼，就见值班秘书焦急地在门口探望。他一见我上楼似乎见到救星一般急匆匆迎上来说：“啊呀，章含之同志，你可来了。我们到处找你！”我忙问出什么事了。黎秘书说冠华从十二点左右开始打了无数次电话找我，说他到处找不到我，问值班室我到哪里去了。后来几次显然是喝醉了，说话都不清楚。最后一次讲了一半听筒就掉了。值班室只有他一个人，他不能走开，到处打电话又找不到我，急得他没有办法，他说：“怕乔部长喝多酒出事。”我一下子也慌了，要值班室帮我叫辆值班车去报房胡同冠华家里看看。我匆匆赶到时，冠华家的保姆开的门。她先指给我看书房桌上那个空空的茅台酒瓶，她说冠华开会回来后打电话找不到我就开始喝酒，最后全醉了，听筒掉在地上。保姆说她吓坏了，费好大力气把他扶回了卧室。我急忙去卧室看，冠华仰卧床上，一只手臂上套着他那件由抗美援朝时发的军用毯改制的晨袍袖。袍子随意搭在身上。他似睡非睡，嘴里还在嘟嘟囔囔。我心里一阵说不出的难过，我真没有想到像他这样一个经历了那么多风雨的人会在感情上如此脆弱，就因为一个晚上找不到我他就借酒浇愁，醉成这个样子。我轻轻地唤醒他，我说：“我来了，今晚主席会见。我后来一直在大会堂，不知道你找我。快起来，换了衣服睡觉吧！”冠华蒙蒙眬眬地睁开眼睛，看着我。突然他抓住我的手口齿不很清楚地说：“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躲着我！”我心很酸，眼眶又湿了。我知道他醉了，但他正是醉了就更是酒后吐真情。我说：“你喝醉了，真不该喝这么多，对身体不好。我扶你起来。”当扶他站起来时才发现他是把右臂伸进了晨衣的左袖中了，我帮他穿好衣服，他此时似乎清醒多了。我叫保姆拿杯热水给他喝，再用热毛巾给他擦脸。冠华仍是十分动情地抓住我的手说：“找不到你，我心里慌。现在见到你了，我没事了。你也快回去休息吧！以后到哪里去都跟我说一声。”
我从冠华住处出来直接回钓鱼台国宾馆。第二天上午还要继续谈判。此时已快拂晓，我也精疲力竭了，很想赶快回去睡上几个小时。谁知到达宾馆房间时，与我同屋的小唐在她床上睁着眼睛等我。我惊异地问她怎么这么早就醒了。她一副疲惫的神色，可还风趣地说：“你们乔老爷把我整了一晚上，差点要了我的命。我要找你算账！不过，这可以等一等，你赶快去给他打个电话吧，我怕乔老爷再找不到你要跳楼了！”我把刚发生的事情告诉小唐，我问她怎么把她也折腾进去了。小唐忍不住一边笑一边给我讲她被折腾的故事。她说头天晚上因为主席会见外宾，小唐他们没有任务，比较轻松。她已累了多日，想美美地睡个好觉，十点多钟就服了安眠药。可是刚睡了一个小时就被值班的叫醒说“乔部长找你说话”。小唐接电话时，冠华还是清醒的，他问小唐我在哪里。小唐说主席会见，估计快回来了。接完电话小唐回去接着睡。没想到冠华找了我多次找不到就开始喝酒了。带着酒意，他又让值班的同志找小唐。如此折腾了两三个来回，小唐不仅再也睡不着，而且因为服了安眠药又不能睡觉，她本来就有胃病，此时胃部特别不适，呕吐了好一阵才平静下来，就只好眼睁睁等我回去。
我很不好意思，再三向小唐道歉。她说：“算了，算了，将来你们结婚多请我吃点糖就行了。不过，你不要再这样折磨乔老爷了。他每天有多少工作要做。你再这样折磨他怎么受得了？他对你可真正是动感情的。这份情很珍贵，你不要再多想什么了。”我很感激小唐，我说如果我们不在外交部这个环境也许一切都简单得多。小唐很乐观，她说外交部的大多数人都很钦佩乔老爷，都会为他高兴的。
这件事发生之后，我深知我已无法改变我和冠华之间的爱情了。无论他在外交舞台上如何娴熟地驾驭外交技巧和手段，他在感情世界里却纯真得像个初恋的少年，也脆弱得像是在暖房中培养出来的小花。我不能再伤害他那颗真诚善良的心。那几天，我对自己充满自责。在几乎所有人的眼光中，我和冠华的婚姻是我高攀了蜚声中外的中国一流外交家，从而戴上了他的“夫人”的桂冠。很少人知道我当时的矛盾恰恰相反，是我能不能舍弃自己面临的政治机遇而甘心与冠华荣辱与共。我从来不是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但我也并不能摆脱许许多多个人的杂念。自进入外交部之日起，我就带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身份，因为我是毛主席亲自点名调进部里的，这自然在我头上有了一个耀眼的光环。后来出席第一次联大会议又是主席亲自定的；我来往最多的人又是“通天人物”。如果我不同冠华结合，等待我的机遇可能是我自己的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我也自信有此能力。我之所以在对冠华感情上的退却正是我无法做出这样的抉择。但在冠华为我深夜醉酒之后，我醒悟到人生最为珍贵的是真情。我终于下决心即使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也将陪伴冠华终生。
冠华得到我这最后的承诺后，他的喜悦是巨大的。他犹如变了一个人。他对所有人微笑，他宽容所有的差错，他的脸上出现了红润。我们恋爱的消息此时如决堤的洪水般迅速传遍了外交部，传遍了北京。自然，正如我们所料，一时间什么样的花边新闻都出来了。也许正因为那是个文化枯竭生活无味的时代，所以冠华和我的恋爱新闻成了一味难得的调味品，使人们在枯燥的工作之余津津乐道。不过直接传到我们耳中的却是众多友好的祝愿。外交部内上上下下许多同志都表达了这种情感。尽管三年多之后，在那些当年向我们热烈祝贺的人们中并不乏跳上台去诅咒我们的结合是什么“政治上的同流合污”的例子，但我仍愿意相信他们当时的祝愿还是真诚的。70年代政治生活孕育出的怪胎是人的虚伪和背叛。我在后来几年的经历中见得太多了，使我至今感到仕途可畏。我只希望这一切永远成为过去的噩梦。我和冠华已是这种政治的牺牲品，但愿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摆脱这个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