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王志文：演员的工作就是创造精确(附图)

王志文（黎晓亮）

　　1994年12月15日，大陆演艺界“梦舟”篮球队与台湾演艺界“梦幻”篮球队在北京举行义赛，为希望工程募捐。王

2008年4月26日，王志文（右）受邀做陈奕迅上海演唱会的嘉宾

电影《和你在一起》剧照，唐韵（左）、王志文

　　“钱，我喜欢，我跟它没仇。拍广告挺诱人的，挣钱快，但这钱我挣得不舒坦，我觉得是在买卖，而且卖的就是这张脸，这我觉得挺没劲的。几乎每周都会有人来找我谈这个事情，我基本上听过就罢。我不做昧良心的事情，不做我控制不了的事情。恐怕这辈子我都不会涉足这个领域”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上海

　　坏了，是人坏了

　　人物周刊：拿到剧本，认领了角色，通常你会做哪些准备？

　　王志文：我现在的生活，除了演戏，基本上两点一线：儿子，球场。我跟孩子玩，脑子里会琢磨；到球场打球，不用跟人说话，也在慢慢进入。首先是理解角色，接收他，剔掉个人偏好、习惯地接收，同时让那部分变得丰富、生动起来。心里要有——你得满满当当才能表达，否则只能是敷衍。但现在拍戏大多是每天得拍掉多少页，这个景拍完了，马上换下一个，都游击队了，这事儿就比较麻烦了。同行说你太使劲儿了，可我觉得还不够。我的方式还是原来的，准备得充分一点。

　　人物周刊：《南行记》演艾芜那会儿，跟老先生相处了一段时间，现在还会有这类功课吗？

　　王志文：依然会。但年轻时跟现在准备的方式会不太一样。二十四五岁我可能需要坐下来跟艾老面对面聊，但四十多岁这个方式不见得是最好的，毕竟对老人是一种打扰。你的阅历、经验、理解力、想象力，都可以成为“准备”时可调动的资源。

　　人物周刊：对那些可能在经验之外的呢？比方《黑冰》里的毒枭郭小鹏。

　　王志文：芸芸众生，其实不分正面反面，每个人都是一个糅杂的打包，每个人也都是复杂而说不清的；但人类又有一些东西是本质的、相通的，所谓人性。所以不管什么角色，我只要把他当一个人去演就好了。

　　我可能就应该是做演员的人。有时候我不需要去跟某一类人具体接触，就可以体会到他。借助想象力，还有你的心。为什么我们都说妈妈做的饭菜好吃？因为那里面有她的心。

　　现在回想起来，郭小鹏是一个特别专情的人，他对什么事情(他的职业、他的女人)都很专注——这跟我有共通的地方。那么我就抓住这个点，让人物的力量流出来。想要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如果这么一个人，他如果不从事制毒贩毒，该有多美妙。这样，他跟观众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

　　人物周刊：可有些人物跟观众好像建不起关系来，比方《感动生命》里的司马博民，大伙儿觉得现如今哪还有这样的医生。

　　王志文：《感动生命》不是一个现实剧。现实还需要反映吗？脏得一塌糊涂。惨淡到什么程度，翻翻每天的报纸就知道了。医生治病救人，本是正当，但医生为什么会跑偏了呢？医患关系为什么就这样了呢？那就互相来问一问。比方收红包，收一定有送，没人给怎么会有人收？没人要怎么会有人给？这就鸡和蛋谁先有了。无穷倒退，最后发现，坏了，它不是医和患坏了，是人坏了。

　　接这个戏，让我感觉到有一种迫切责任要说明的、想要跟观众建立起关系的就是：医生本来就应该是那样的。如果这样一个形象让大家觉得很远，那是人的问题，问问自己被这个似乎已经规定了的、坏掉的医患关系拖带出去多远，还有没有可能回去了——小时候我挺爱去医院的。

　　人物周刊：说点别的，广东小悦悦事件发生之后，你什么感觉？

　　王志文：感受很多。首先是令人发指，不像是人类做下的事儿。我无法坐在这儿说假设我在现场我一定会怎么做，但是我在现场的那些，我可以做。

　　昨天有个事儿，晚上我开车回家，路边停着的一辆车突然打出来，“呯”一声响，撞到了我车的右后轮。我停车，那辆车径直往前开。我按喇叭，他没停，我于是加大油门开始追。再按喇叭，他还是不停，我就想，一定要追到他。在一个比较好的位置，我抄到前面，停车，他不得不停下来。司机下车，我一看，是个女的。我问，你刚才是不是撞到前面那辆车？她说，你好面熟。我说这不重要，你是不是撞了前面的车，是否听到我在按喇叭，并且知道我在追你。她说，是。那你为什么不停车？我有急事。

　　我请她把车停到路边，我也靠边，跟她讲，你这样跑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我追，也危险；我为什么一定要追到你，就是想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应该先停下来，认清责任，再处理它，而不应该疯狂地跑。她说，我要去接女儿，你告诉我你是谁。我说，这不重要。听到“女儿”，我觉得就不能再跟她理论下去了。

　　看她那辆车，后视镜也没有，她说那是个破车，也经常被人撞，所以无所谓的——就是这种逻辑。我把驾照还给她，说，你得把后视镜配上，否则女儿坐你的车很不安全；赶紧走，接女儿去吧，但是要(开得)慢。她很意外，一连声说谢谢，走了。

　　回到家我跟我太太、儿子描述了一遍这个过程，儿子说：爸爸对的，爸爸对的。我不认为他完全听懂了，但我要告诉他。

　　平时我不愿意这么去理论。因为这张脸，我希望少事而不是多事。车撞坏了，去修就是了。但在那一刻，你不断地被眼前发生的刺激着，感觉那个火不断地被拱起来，然后说：不可以！如果我不去拦下她，跟她讲这个道理，她还是以她的方式开车；但我在现场，我去做了，相信对她是有触动的。什么叫力量，就是去完成每个人力所能及的那部分，它就会产生力量。

　　人物周刊：你最后看到那女司机的神情是什么？

　　王志文：她又想快点离开，又不想马上就走。最后问我，你是台湾人？中国人，我说。

　　怎么维持自己？回到初衷

　　人物周刊：中国电影一百年出头了，电视剧也有三十多年了，有没有什么环节让你觉得它在进步？

　　王志文：(认真想了想)进步还真没看到。这个行业首先得有量的积累，然后才会有质的提高，会把一部分东西剔掉。那些文明程度相对比较高、积累时间比较长的国家，它的影视创作生产都是细化的、专业化的，不是乌突突一堆东西放在那儿。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阶段，听着都是仿佛，仿佛像什么，仿佛是什么，但实际上都不是。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个积累的过程，得补课。所以不要担心，也不要那么悲观，都得经历这些事儿，就像孩子成长一样，哪个孩子不得摔一跤啊。

　　人物周刊：咱们这儿怎么个不细不专？

　　王志文：现在的片场，叫鱼龙混杂。道具师，你跟他要一个烟缸，他随便就给你拿一个来。你说我要的不是这样的，他说那您要什么样儿的这不是烟缸么？——从前的道具师，他读了剧本，比方是30年代，在上海、百乐门发生的故事，那他一定会去考察，把他能找到的，剧中可能用到的那个年代的种种物件全放在这儿，然后由美工师、导演来确定，哪个放在这儿是最准确的。现在是随便找一人，说你管这堆东西。——那再找一个吧。好，等这烟缸，俩小时，不来，说凑合拍吧，就不带烟缸了。是，也拍了，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出去的意思就损失了那么一点儿。

　　这个部门这样，别的部门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灯光，我现在要一个15瓦的灯泡——不好意思，我这儿只有25瓦的；那就换景，拍室外的吧。服装，要一根领带，亮黄色带细纹的——有黄色，但没花纹。多久能弄来？那得俩小时以后；那不行，等不了，拍吧，不要领带了……每天都会碰到诸如此类的事情，不断地改变计划，不断地凑合，不断地损失那么一点儿，你就觉得特别无趣。

　　我呢，可能在现场这类要求比较多，开会时会摊开来谈。很多人会说就他事儿多，这都不归他管的。但得有人管啊，如果没有人管，那我来管。现在提倡***，提倡快乐劳动，说摄制组成员开开心心地，每天带着微笑来工作，问题是怎么才能带着微笑走呢？谢晋导演不是说吗，手里一捧水，每个指头松一点，不全漏掉了？就剩开心了。

　　人物周刊：那现在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品质的差别在哪儿？

　　王志文：基本上取决于这个团队里的领袖，叫核心、灵魂也行，领袖的态度和他对周围的辐射，决定了戏的成色。区别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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