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赵涛的两个世界(附图)

赵涛

　　有5年时间，赵涛一直在两个世界之间辗转。她一直在犹豫，戛纳的辉煌也就是15天，15天之后我该怎么办？难道自己在家天天过戛纳？

　　本刊记者 吴琦 发自北京

　　从贾樟柯走进赵涛的教室那一刻开始，她的人生便彻底改变。

　　1999年，她在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做舞蹈老师，碰上剧组到学校选女演员。来者是10个男人，黑压压一片，不是光头就是长发，赵涛心里嘀咕，“一看就是搞艺术的。”

　　她把学生们召集起来，对着舞蹈教室的镜子和她们说话，却发现有个人回过头，看了看她。下课后，副导演告诉她，我们导演想跟你合作。

　　隔年，赵涛出演《站台》，该片在2000年威尼斯电影节获得最佳亚洲电影奖。从那之后，赵涛参演了贾樟柯几乎所有作品——《任逍遥》《世界》《三峡好人》《二十四城记》。这些电影让赵涛比很多中国女演员更早地走上国际电影节的红地毯，但一直没有给她带来奖杯。

　　今年，凭借电影《我是丽》，赵涛拿到了意大利电影金像奖影后，这是该奖第一次颁给中国女演员。而且，导演不是贾樟柯。

　　“这么多年都是我在分享贾樟柯的荣誉，我也希望能有一个荣誉跟他分享。”她在微博贴出舒婷的《致橡树》：“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

　　但在领奖台上，赵涛没有感谢贾樟柯，她说，“等我拿到戛纳最佳女演员，我再感谢你。”

　　再也不跳舞了

　　赵涛挺倔。初中时，因为被老师痛骂，她自作主张，愤然转学，在教室里把英语课本撕得粉碎。后来她考上山西戏剧学校学舞蹈，练到浑身是伤，“硬把一块石头给掰裂”。中途跑去深圳世界之窗进修，每月能挣4000块，一年之后又跑回家考大学，很多同事都说她有毛病。作为当年被录取的两名山西考生之一，赵涛在北京舞蹈学院继续苦练，几乎一周无休。看到有同学退学嫁人，她羡慕得不行，熬到毕业，却决定：我再也不跳舞了。她放弃了留在北京某歌舞团的机会和一个北京户口。

　　遇到贾樟柯，正是她的人生渐渐走向平静的时刻，“教几年书，找个人结婚生子，不会再有什么改变。”而那时的贾樟柯，“非常年轻，活力无限，每天开心得不得了。”

　　“可能是我命好，第一次进入电影工业，就遇到这帮年轻人。”很多剧组成员都是美国海归，摄影师能说好几国外语，有时聊天都用英语。而赵涛和《站台》里的尹瑞娟一样，就是一个普通的山西姑娘，行李中还装着一根电棒——后来证明，并没有人半夜三更敲她的房门。“我觉得一定得好好干，跟这帮人在一起干出点什么事来，也不白来这一趟。”

　　第一次试戏，贾樟柯只告诉她，你和张军是恋人，马上就要分离，你要从这里走向他。赵涛按着要求走位，脚步有点犹豫，不好意思直视素不相识的男演员，就朝对方的侧脸看去，心里一直在喊，你为什么要走，你为什么要走。

　　看过那场戏，贾樟柯非常满意。

　　后来拍一个十几分钟的长镜头。贾樟柯对她说，你就画眉毛，然后把张军的事说出来，至于怎么画怎么说，自己看着办。

　　他不教戏，也从不当面夸奖赵涛，合作久了，倒是常常骂她。尤其是在拍《三峡好人》的时候，赵涛还没开始演，贾樟柯就开始骂。赵涛先是笑着听，不想听了就扭过头，受不了了就拍桌子吵架，吵完就走，躲起来哭，哭完了接着拍。

　　有一幕是她和丈夫在江边跳舞，两人即将分手。依赵涛的性格，她会直接给他一巴掌，但贾樟柯不许，只给了她一个背影。观众看不到赵涛在痛哭。

　　拍完《三峡好人》，赵涛几乎要放弃，她对贾樟柯说，咱俩合作到此为止吧，我当不了演员。后来她知道，贾樟柯是故意给她制造委屈，“他说我心里不装事，每天太快乐，一定要把我骂哭，状态才对。”

　　赵涛的演技就是这样在片场练就，被贾樟柯折磨，每个角色都像是直接从街上拽来。在《海上传奇》里，她被雨淋湿淋透，脸上的斑在大银幕上清晰可见。

　　有人说她是本色出演，但除了《站台》里的尹瑞娟，其他角色都超过了赵涛的生命经验。比如《任逍遥》里的野模特巧巧，每天中午12点起床，凌晨3点回家，要么在迪厅，要么在跑场，这同赵涛的生活完全不一样——她早上去学校上两节课，中午就回家，和爸妈呆在一起。为了揣摩角色，她抽烟、喝酒、穿高跟鞋，坐在街上嗑瓜子，观察那些来来往往的女孩。她看到，在21世纪初的山西县城，网络刚刚时兴，年轻人都钻进网吧看世界，看到太原、北京、纽约，看到外国人早上喝咖啡，自己吃的却是馒头面条。“她们想要特立独行，戴着蓝色的头套，蹬着夸张的鞋子，就是要告诉别人，我很牛。其实内心特别脆弱。”

　　也有人觉得她那个样子根本不是表演，但她说，人的内心是看不到的，你只能感受。

　　没有选错职业

　　那些电影演完后，赵涛都没敢看，因为贾樟柯说她演得太糟糕。多年后，她鼓起勇气去看，“我觉得我演得挺好的呀。那些人物，活灵活现的。”

　　有一次，她去楼下买水果，十八九岁的年轻摊主说她和自己以前看过的一部电影里的人长得很像。赵涛一问，那人看的是《三峡好人》，她纳闷：你怎么会看那部电影？年轻人说，我就觉得电影讲的那些人跟我一模一样。

　　这次选中赵涛的意大利导演也是看到了《三峡好人》。她在电影里扮演一个漂泊在外的中国母亲，在意大利开了一家咖啡馆，白天为了生意，必须给老顾客赔笑脸。晚上回家，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把头上的夹子一个个摘下来，放在桌上，叹一口气。赵涛说，这就是表演，“她是活生生的。”

　　“我没有渲染它，没有过多地给她欢乐或悲伤，她的状态就是那个样子，这个社会对她的公平与不公平，在她的身上都能看见。”

　　“以前，我的生活里不会有巧巧，不会有三明，不会有沈红，但是这些电影让我有了责任感。我觉得我应该去演那样的角色，让更多人看到，还有那样的人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

　　贾樟柯的电影总是先把赵涛抛在那些最贫穷的地方，呼吸着尘土，再把尘土表演出来，接着，又把她送去欧洲电影的中心，成为聚光灯的焦点。2002年，贾樟柯带着《任逍遥》剧组去戛纳，赵涛问戛纳是哪儿呀，导演说戛纳就在巴黎。

　　有5年时间，赵涛一直在这两个世界之间辗转，一边拍戏一边教书。她一直在犹豫，“戛纳的辉煌也就是15天，15天之后我该怎么办？难道自己在家天天过戛纳？我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就是教书，去面对我的学生。”

　　“教师这个职业让我非常清醒，我赵涛是什么人，我来自哪里，我该干什么。”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开了窍，“演一个人物就好像跟她过了一生，在这个过程中，我不光体会她的快乐、痛苦，还有她的尊严，这是其他职业不能带给我的。”她带着一班学生参加了《世界》的拍摄，等到他们毕业，赵涛也离开学校，成了一名全职演员。

　　这班学生后来也走出山西，去到北京、深圳、青岛，各自闯荡。另一个班上有个男孩把警察的工作给辞了，要去当演员，赵涛建议他先去中戏上课。现在他也签了公司，开始拍戏。

　　曾经的电影拍摄地平遥、汾阳和大同如今都已大变样，但在赵涛越来越标准的普通话里，还有一点乡音。她说那些作品并不是贾樟柯计划中要拍的东西，只是被时代击中，想要记录家乡的变化。

　　现在贾樟柯转型，开始投拍商业电影。赵涛也演了一次电视剧，马上就尝到了它的威力，“头天晚上还穿着拖鞋，在菜市场买菜。第二天去吃麻辣烫，一抬头，大爷大妈们在我面前站成一排。”她说，“我也能演商业片，只是没有导演找我。那样的表演其实更容易。”

　　13年过去，赵涛已是贾樟柯的妻子，也是别人电影中的女主角。她认为自己最大的变化是对于表演的坚信。“我这种表演方式是可以放在电影里的，我没有选错职业。”

　　至于13年前的那一眼，贾樟柯从来没告诉过赵涛，他那天究竟看到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