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导演：拍一部微电影尝遍追梦的苦乐

微电影《在路上》

　　微电影正成为很多青年导演的练兵场。青年导演洪亮和叶凯，最近就在忙于拍一部微电影。他们认为拍微电影，是为将来拍摄大片“练兵”。但他们有时也觉得迷茫，觉得自己像掉进一个泥沼，拍得很累，甚至自己贴钱，还要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剧组虽小五脏俱全

　　这几天，永福路复兴西路口一栋安静的花园别墅突然热闹了起来。门口停着一辆发电车，花园里针松下的小路上架起了摄像机的轨道，一旁的草地上则凌乱地堆放着上世纪80年代的家具。对着花园的房间，便是剧组所有工作人员工作的地方。你在这里可以看到导演紧张地盯着监视器，旁边的化妆师在给演员化妆，道具师趴在地上接摄影机轨道。两位青年导演——叶凯和洪亮，带着自己的团队，在这里拍摄他们的微电影《在路上》。

　　“导演组3个人、制片组4个人、化妆和服装组4个人、灯光和道具组各有5个人、场务4个人，还有一个专门的摄像师和2个摄像助理”，在制片人杨琼看来，这个剧组不算大，但配备齐全，就是一个浓缩的电影剧组，这也意味着这部微电影的成本不低。杨琼透露，保守估计每天的成本在八九万元左右。“这是一个太阳灯，因为有部分戏要日戏夜拍，所以必须得用这个，这个必须得接专用的发电车，一天的费用就好几万元。”杨琼指着一个三层楼高的脚手架向记者解释。

　　值得一提的是，这支团队的连续作战能力很强。从早上5点开始搭景，然后化妆、走戏、正式拍摄，一直到凌晨1点多，但一天拍摄的结束，却是第二天拍摄的开始。为了节约时间和成本，一拍完这里的场景，这支团队马上就得收拾好设备，一个小车队立即出发去浙江的一个景点，准备下一场戏。睡觉、洗漱、化妆、说戏、对台词等等全部在车上完成，一到目的地，剧组各人都必须各就各位，马上开工，所有的拍摄要在四天内完成。问起为什么要这么当真的来拍一部微电影，两位青年导演给出了相同的理由：“不为赚钱，只为练兵，希望锻炼做导演的感觉。”这批青年导演的导师、上海大学影视系教授葛颖认为很有必要，“这些你在课本上永远不会知道，一个真实的电影在拍摄中会遇到什么问题，比如怎么和投资人沟通，比如晚上在这里拍戏，有人投诉怎么办？甚至停个车，可能也会面临别人的投诉，这些，只有在实际操作中才能发现，但我们现在这些科班的学生太缺实战经验，微电影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这个机会。”

　　和客户舌战7小时未果

　　在外人看来，拍一个这样的微电影给青年导演实践的机会，但这背后的辛酸苦辣，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趁着休息的空，叶凯和老搭档洪亮，讲述了自己拍微电影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叶凯如今拍的这部微电影，其实是浙江某助动车厂投资的广告。剧本讲述了一个从小和父亲相依为命的不羁少年，因为叛逆和父亲吵架离家出走，但在去了这家助动车公司后幡然悔悟成为好少年。这个剧本是由一个4A广告公司创作，交给他们执行拍摄。但在叶凯看来简单地表达这样一个故事，显然太单薄。

　　为此，他告诉记者，自己用三天时间，重新修改了剧本，“在保留原剧本的核心部分，主要增加了儿子和父亲为什么会吵架，为什么会和好如初。改完后我们给了很多观众，包括葛颖老师看，都觉得挺好。”但在和广告客户接触后，叶凯被浇了冷水，“很无奈，我记得那天我们和客户从下午一点一直开会到晚上8点，我就是一遍遍地和客户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动，我说我希望这部片子是给网友看的，而不是只给客户自己看。而且这些修改只会让片中父子情更合理，但也不会削弱广告的效应。”

　　可惜的是，叶凯不是诸葛亮，7个小时的舌战，谁都无法说服另一方，“本想大家磨合一下应该没问题，但谁知到他们根本不了解我的意思，也不明白我的创意。我想了想，我毕竟只是他们出钱请的一个导演，既然对方如此坚持，我就索性照他们意思拍吧。”

　　这段经历，让叶凯得出一个感慨：“不管你多努力，你都可能拍不出好电影；而一个再烂的片，你也得很努力地去拍。”

　　应对突发状况是最大考验

　　剧本的问题，在洪亮看来，还真是个小问题。他刚刚拍摄了一部名为《千年之恋》的关于杭州的宣传片——同样是以微电影的形式。该片讲述古罗马的一位才子千年前因为意外来到杭州，遇到白娘子，然后两人千年后又在杭州相遇。这让洪亮遇到了切切实实的操作上的困难。洪亮说：“我们要去杭州18个景点取景，按道理，我们觉得这个是为杭州政府部门拍戏，当然没问题，但实际情况是，18个场景，只有一个顺利让我们拍，其他都不放行。”

　　回忆起在杭州拍这部微电影的过程，洪亮形容简直是场噩梦，“比如我们有一场新书发布会的场景，原本说好是在中国美院的正门拍。之前也打好招呼了。为此，我们制了很多景，做了海报挂帘，又做了一个竹筏和准备了很多干冰。但等到拍摄前一天，我再去确认时，对方的保安突然说：‘不好意思，我们明天要十周年庆，场地不能用’。”这个消息对洪亮无异于晴天霹雳，但他只能硬着头皮想办法，“后来，客户推荐我们去一个小区，那里有一个大水塘不错，而且客户和他们的物业老板说可以拍。我很激动。半夜三点就到了那里，同时马上要找人重新制景。当时我们要很多旗杆和干冰，但你要人家连夜赶制，就必须加钱，本来8000元就能搞定的旗杆，制作方竟然开价30000元。”为了顺利完成拍摄，洪亮只能答应这个开价。

　　到了凌晨5点，所有的景都制好了，谁知道当他们正准备开拍，小区的保安说只要老板一个电话，就可以进去。但谁知道老板在睡觉，就是不接电话。但等到洪亮打通老板的电话，已经是上午十点，“早上日出的朦胧感没了，干冰化掉一半了，旗杆也只能撑三小时。”面对这些，洪亮只能临时决定旗杆全部由同事扛着。虽然洪亮的机智把这幕戏完成了，但代价是剧组里三个人中暑、一个人住院，全身红肿。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频繁变化和高强度劳累，导致剧组哗变，直接有不少同事对他失去了信心。

　　洪亮说，剧组换景只是自己碰到的突发状况的冰山一角。他感叹：“这些困难都是历练，因为真正拍摄大片时遇到的问题将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