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大厅里，弥漫着是之老师多年来散发的气息，虽然他十多年没进过这个大厅，今后也不会再进了。但不管多少年，在这里都会感觉到是之老师的存在。”昨日在首都剧院大厅的于是之追思会上，人艺院长张和平说。
追思会由人艺副院长濮存昕主持。老院长刘锦云，北京剧协主席季国平，人艺老戏骨郑榕等分别发言。李曼宜感谢了所有为于老后事忙碌的工作人员，她还特别感谢了在于老病重期间“救过命”的宋丹丹和濮存昕。
李曼宜(于是之遗孀)
是之生病十多年，我要感谢的人和事太多。是之去世时，马欣(北京人艺党委书记)问了我们家属一些要求，我跟马欣提了一个，让是之的灵车回到他工作和他这么多年的家来最后看一看。(首都)剧院过去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为此剧院不知道开了几次会，现在又是两会，灵车过来堵上了怎么办(首都剧院位于北京王府井闹市区，编者注)，这样的话是之也不安心，最后改成7点在医院小规模告别(然后到剧院)。动员了那么多人，安排好路线，到现在做得非常圆满。是之可以安安心心地走了，他又可以和曹禺院长、(李)默然同志在一起了。
在他生病的这么多年里，好多同志总是忘不了他，关心他、探望他，这鼓励着我。剧院中青年也给我很多帮助。特别是(宋)丹丹。2005年新排《茶馆》，她和(李)龙云、杨立新一起来医院看是之，临走时，宋丹丹给我留下她的电话和地址，说“有事就找我，黑天白天都找我，怎么也给你办了”。过了一段(时间)，是之在家发高烧39摄氏度多，我们联系几个医院都没床位，实在没办法想起丹丹，那时候天还没亮，但我着急，还是给丹丹打了电话，她说“你等着吧，我给你联系”。11点她打电话给我，说联系好了，中午就住进中日友好医院了。2007年，是之在宽街中医医院住院，第一次报病危。那里的ICU大夫提出补充人血白蛋白，我们买不到，没办法又想到丹丹，她说，“你等着吧。”第二天她说“你上哪哪去取”。这些都是救命的啊。再有就是濮存昕。(于是之)上次病危时还住在宽街，小濮帮忙联系协和ICU的专家过来会诊，会诊后提出转院，因为协和一套治疗方法和宽街不同，所以到协和之后一段时间就平稳了，又救了一条命。
“感谢宋丹丹、濮存昕救命”
万方(曹禺女儿)
“他会和我爸在天国剧场相遇”
我从小叫他是之叔叔。1960年代写《胆剑篇》时，是之叔叔常来我家上班，他们几个人在小书房里的身影，时常在我脑海浮现。一个七八岁的小学生对大人往往不感兴趣，但是之叔叔是例外，因为我看过《青春之歌》，他在里面扮演余永泽。他们一度住在八大处的一个庙里讨论写作，我有时去看我爸爸，就在附近爬树玩。有一次看到是之叔叔够到一个树枝，轻易一跳，顺便做了几个引体向上动作。我就跟他说话，说：“是你演的余永泽吗？”他说：“是啊，你看余永泽怎么样？”我说我讨厌他，他说：“我特别同意你的看法，我也很讨厌他。”我觉得他跟我谈话，不是把我当一个孩子，而是平等的。我爸爸在世时，是之叔叔常来探望，有次听见我爸爸感叹：“是之啊了不起的人。”
去年我最后一次见他，人艺建院60周年庆祝活动，濮存昕说下午看于是之问我去吗。感谢小濮，如果不是他给予这个机会，就永远失去了。去了病院看见是之叔叔躺在病床上，是他又不是他，我走到病床前面，跟他说：“是我，是之叔叔，晚上去剧院看戏，我爸爸也去，咱们都去，好不好？”然后我亲眼看到一滴眼泪从他的右眼角渗出来落下来，那时候我越发觉得，人是有灵魂的。现在于是之叔叔走了，他会和我爸爸在天国剧场里相遇。
刘锦云(原人艺院长)
“他是我的恩人”
是之老师带走了属于他的时代，但是身后留下像山一样的精神财富。是之老师是我的恩人，当我40多岁在北京郊区工作多年，对未来路怎么走、怎么选茫然的时候，是经是之老师保举，让我向往已久的北京人艺收留了我，让我找到了后半生的位置。在是之老师的帮助下，我逐渐开窍，学会写戏。是之老师促成了《狗儿爷涅槃》的诞生，我汇报了一段农民的坎坷经历后，是他鼓励我写出来。标题上我开始想了涅槃二字，他说，太文，你得想个很土很土的名字来配。他还建议我不要光在门楼底下，也要走出去，所以有了这部作品。我的作品不多，这个安身立命之作，基石是是之老师帮我铺垫的。
郑榕(人艺知名演员)
“他是触动观众心灵的演员”
是之的名片上只有5个字：演员于是之，这个演员不是一般的演员，而是触动观众心灵的演员。
我和他一起合作《龙须沟》，从没见过这么用功的演员，简直是生活大师，我紧跟着追都追不上，他对生活的经历是他成功的主要基础，他对生活，不仅是懂得，而且是热爱。他曾经对我说过，在《龙须沟》里深深感受到老舍先生人道主义的爱。
“文革”后，他就在“茶馆”组举办了一次业务总结学习大会，要大家转移到业务上来。这次总结大会对人艺起了重大作用，当时，国外各种文艺思潮像潮水一样汹涌而至，我们当时的感觉就像大海冲过来了，什么都不懂，不知道在其中找什么。但是之要求要学习，哪都要学，那一时期也是人艺珍贵的起步，大家拼命看书，拼命了解外部的知识。
晚年他特别重视创新，思考剧院往哪走。1980年代《茶馆》第一次出国演出，他回来之后，提出给他20个人，用一年工夫创办小剧场。但因保守思想，没人说话。1986年他在香港跟我说，保留剧目也有不好的一面，你看青艺出了这么多人，我们因为保留剧目，还是老演员压着，年轻人出不来，像你我这样的，以后少演戏。
1996年他在《冰糖葫芦》里有最后的演出，那时他已一年不能说话，让他演一个没有台词走过场的群众，一次他还走错了，朱琳赶紧把他拉回来。我觉得太残酷了，但曼宜大姐说：他喜欢舞台上的气氛，就让他参加吧。此后又去天津、去上海，张瑞芳上台拥抱他，但他都没什么交流的感觉了。
苏叔阳(剧作家、文学家)
“天大的好人”
北京人艺上了一个业余写作人的剧本，这一点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从教书匠变成剧作者，是是之和人艺引领我走上这条道路的。曾有一篇写他的文章叫《好人是之》，好人是最高的评价，他不是生活在一个纷繁复杂人际微妙的世界，而是和曼宜大姐一起生活在纯净的人生世界。是之有个最大的好处，我觉得这也是他得病的原因，是他把痛苦放在自己的内心，很少说出来。一次在茶馆排练时，一个演员的失误，他认为有失演员道德，把茶壶摔在地上。这是唯一见到的一次，但我觉得，他大概有很多内心痛苦和无法言说，所以得病。在他当副院长后，为了不给司机师傅添麻烦，汽车都不愿意用。这是一个天大的好人，是做人的模范，他那些痛苦的经历挤压在心头，但他把好的那部分言传身教给别人，痛苦放在内心。我在他身上看到艺术家应该怎样：永远做平民、永远谦虚、不翘尾巴。如果我在创作上有一点进步，那就是是之老师给我的有言或者无言的教育。我建议北京人艺能不能成立一个于是之演艺艺术研究会。
梁秉堃(原北京人艺编剧)
“勿忽视他坚持人格时承受的痛苦”
1980年代我写《新居》，是之主动提出想当主演，我们都没想到。演了以后，他还揪着我，一句一句改剧本，我记得当时在他家里正改剧本，来了通知，这戏毙了，停演。于是之当时还建议，把已经卖了票的那几场演了，不然影响不好。对方说从现在起就得停。每次我走的时候，他都送到电梯间，这次他送我的时候，我听到他在背后轻轻地说：“得，我给你找事了。”我当时都不敢回头，怕眼泪掉出来。戏是我写的，是我给他惹事，他却说“我给你找事了”，他的人品我都不敢评论了。这次停演之后，他还得了一场大病。
我认为于是之最了不起的东西就是人格力量，标志性就是这句话：不问收获，只问耕耘。学习他的人格力量的同时，希望大家不要忽视，他在坚持人格力量时所承受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