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中国电视纪录片同行回顾陈虻时代

　　陈虻入院后每天给自己拍一张照片，记者问，怎么还拍啊，陈虻说，得拍啊，咱们是搞纪录片的啊！

陈虻与崔永元在《我的长征》节目策划会。

意气风发的青年陈虻

　　一

　　2013年5月1日，《东方时空》开播二十周年。

　　写下上面这行文字，我觉得有些荒诞和不真实。二十年了吗？怎么仿佛昨天？然而走到镜子前，看着自己已半白的头发，我苦笑着确认了这个事实。

　　二十年，长得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容颜；二十年，却也太短，还不足以脱胎换骨。在这样的过程中，有哪些东西已被岁月遗失？又有哪些东西，被固执的人一一拣起或一直就执著地拿在手里？

　　这二十年，曾经的理想，在四面八方，过得还好吗？

　　二

　　伤感在很多年前就开始了。

　　在新闻评论部所在的南院食堂里，总有经历过《东方时空》最初岁月的同事，在没喝酒的情况下，就开始怀念当初激情燃烧的岁月，并抱怨现如今的平淡平庸甚至平静的可耻。面对老友的这些心声，我理解，却越来越没耐心听完。后来，我总是说：我们已经很幸运了，曾经赶上了一个很不正常的岁月，而现在，一切都正常了，或许将来，也会很久地这样正常下去……

　　有一点点安慰的作用，但还是拦不住人们伤感的脚步。

　　当初的《东方时空》，的确不正常到反常的地步，也因此，才让人无法忘记。领导和群众可以没大没小相互拍桌子，有创意就会被尊重然后很快被变现，无能的溜须拍马是可恶的，业务高于一切，谈理想与梦想是不被人嘲笑的……

　　可没有哪个时代能够这样不正常下去。比如，那个时候，一个人不知从哪儿来了，水平够，就可以留下；而组里的另一位，跟不上大家的节奏，明天就可能离开……这样的用人制度放到今天，《劳动法》还不得吃了你？

　　所以，一切都正常起来，可无法回避的是：在这个正常的时代里，如何让理想与激情还有存活的空间？或者，被尊重？

　　这可能，才是我们纪念《东方时空》二十年的缘起吧。

　　三

　　二十年，已经无情地把我们由激愤的青年变成了平庸但可能宽容的中年，却也让当今的年轻人，对二十年前的事儿有了陌生感：你们当初做了什么？《东方时空》不就是现如今每天八点播出的那个新闻栏目吗？怎么在你们的回忆中，竟有那样离奇的江湖地位？

　　你们当初，究竟做了什么？

　　《东方时空》可能就干了一件事：平视。

　　用《东方之子》平视人，不仰视不俯视；用《生活空间》平视生活，不涂抹不上色；用《焦点时刻》平视社会，不谄媚不闪躲，最后用不同于以往的平实语气，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平视自己。

　　仅此而已。

　　不过已足以让很多人骄傲一生，可常常遗憾的是，二十年前就开始做了的一切，今天，也并未全都在屏幕上达成共识，我们已经老了，可“平视”二字，依然像稀有动物一样，站在那里，咄咄逼人地孤独着，并依然前卫。

　　这是纪念的另一个来由：于心不甘。

　　四

　　陈虻，是纪念《东方时空》时绕不过去的一个名字。

　　在《东方时空》开播时，他还未到，几个月后，他恰到好处地出现，然后半年内用他“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丰富并扩大了《东方时空》的内涵，也成为那一个时代，电视被人尊敬的一个理由。

　　很多年后，他有些寂寞并不甘地走了，这个时候，曾经的老战友，带着日渐增长的腰围，跌打滚爬地来到陈虻的遗像前，泪落成冰。我猜想，陈虻用他的离去，给了我们一个机会：祭奠他也祭奠流逝的岁月。

　　但我们自己呢？也许，陈虻还是幸运的，再也没有堕落的可能，而我们却都要格外小心，下坠的前方还有很大的空间。说起来也怪，陈虻走了，总有人凭吊；可二十年里，好的理想与精神，每天都在不同的人身上一一死去，怎么从不见人伤感凭吊？

　　没办法，已经死去的和依然活着的，是同一个人。

　　纪念，能让我们不再堕落地活着吗？

　　五

　　二十年前，年轻人从四面八方像当初有人投奔延安一样，来到《东方时空》，自觉自愿。理由不同，动力却是相似的，想要改变一些什么。

　　那时候的年轻人，像打一场仗，敌人很明确：八股的文风，粉饰太平的惯性，站不起来的奴性，不以人为本的种种现象。敌人在，阵地在，杀气与斗志就在，因此激情燃烧。

　　一转眼，二十年过去，敌人依然很多，可形象却日渐模糊，一时不知该怎样出手。更可怕的是，太多的战士早已忘了，当下最大的敌人，其实已经是我们自己。

　　二十年，我们从当初的反抗者，变成了今天的既得利益者，有人有名有人有权还有人有钱，有人什么都没有可起码还有行走江湖拿得出手的回忆。不知不觉中，我们很可能，已悄悄由当初的开拓者，变成了今天的拦路人。只不过，在回忆中，我们还以为自己保持着战士的姿态而已。

　　今天，我们该做一个怎样的既得利益者？是浑然不觉地让自己舒服？还是自省自觉地让年轻人舒服让时代与未来舒服？我们该不该让利？还是过后不久，被新的反抗者从幻觉的神坛上打下？

　　这反省，是不是也该成为纪念中的使命？

　　六

　　好了，该从伤感中转过身来。

　　陈虻离去几天后，我在文字中曾这样问同事更问自己：“如果理想，只是一瞬的绽放，那么，理想有什么意义？如果激情，只是青春时的一种荷尔蒙，只在多年后痛哭时才知自己有过，那么，激情又有什么意义？如果哀痛中，我们不再出发，陈虻的离去，又有什么意义？”

　　是啊，二十年的纪念，究竟是一个终点，还是一个新的起跑线？

　　如果对《东方时空》二十周年的纪念，只是伤感，只是吹嘘，只是“大爷曾经当初怎样过”的售卖，纪念，又有何意义？

　　七

　　这个时候，我翻开了这本书，然后便有些惭愧。身在其中的，已有些麻木，而在远方的，却刻骨铭心着！徐泓老师，从未在《东方时空》的“组织”里工作过，但却一直关注帮助着《东方时空》的成长。陈虻走了，我们大家哭过就散了，可徐泓老师却一字一句地开始整理，终于让陈虻栩栩如生，对此，我该说些什么？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话语，今天说过了，明天就会过时，甚至成为错误或反动的恨不得立即删除。而陈虻已离开四年有余，那些曾经精彩的话语，会不会过时？还有没有价值？我想，不会过时，当然还有价值。因为陈虻不那么政治，不那么聪明得见风使舵，他只关心人性、关心内心、关心传播的规律，也因此，他的那些话语和思考，可以更多地经受岁月的推敲。该是十年或二十年后都值得一读再读吧！更何况，这些声音留下来，已成为一段历史的旁白。

　　对此，该对徐泓老师说声“谢谢”，因为这些话语已经像一种唤醒，告诉伤感的人又该出发了！我们应该明白，一切都没有结束！

　　八

　　曾经有人说，青春无处安放。我想，与此相比，我们是幸运的，不管现今的青春如何美好并丰满，却并不让我们羡慕，因为在《东方时空》里，我们的青春曾被最美地安放，无可替代，无法复制。

　　接下来，抱怨与伤感，可以安放我们的中年吗？回忆，可以安放我们的老年吗？

　　我想不能。我们的中年正无处安放，不出发，也就这样了。而如果出发，我们还该有更好的中年与老年。这一切，只需要与自己为敌，重新拿起手中的枪。

　　九

　　陈虻曾说：走得太远，别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二十年，纪念中，我们在众多文字与画面里，重温了出发时的誓言，那么今天，或许该用另一行文字为未来画下起跑线：

　　既然想起了当初为什么出发，那就别忘了继续赶路！

　　这，才是纪念的全部意义。

　　(本文系徐泓编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陈虻，我们听你讲》一书的“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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