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研讨会后的演出吸引很多观众,图为“李泉+B6”组合在表演
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音乐出口国之一,瑞典音乐人将他们的成功归功于教育制度和政策扶持,当他们谈起音乐,只需要认为“忠于自己的声音就是好音乐”,而与之对话的中国音乐人则显得“苦大仇深”了点,但自认徘徊在“产业”与“主流”边缘的中国音乐人仍然没有放弃探索的努力……
早报记者 郑依菁
3月23日,中国和瑞典的音乐专业人士首次聚在一起,讨论两国的音乐发展现状和潮流,探讨中瑞音乐人和音乐产业之间合作的可能性。这场被活动策划者、著名乐评人孙孟晋评价为“没有形成对话的对话”发生在由瑞典驻上海总领事馆主办的“中国-瑞典之声”活动上,活动在上海飞行家主题园举行。
业界人士研讨会邀请到“音乐瑞典”(该机构旨在整合瑞典音乐产业)的CEO伊丽莎白(Elisabet Widlund)和来自斯德哥尔摩的导演、制片人、摄影师迈克(Mikeadelica),中国的业界人士包括活动策划人孙孟晋,摩登天空老板沈黎晖,迷笛校长张帆,电台DJ张有待、李青,乐视网副总编尹亮,育音堂创始人张海生,Mao Live House上海店创始人李大龙,乐评人邱大立、张晓舟等30多人。除了业界研讨会之外,还有一场由中国和瑞典流行歌手联袂演出的音乐会在当晚举行,瑞典电子乐组合Kite、歌手Amanda Mair和中国的“李泉+B6”、田原、张玮玮与郭龙、顶楼的马戏团带来了火热的现场表演。
瑞典走国际化产业化 中国把音乐和个人结合
研讨会上,伊丽莎白介绍了瑞典音乐的往昔和现状,中国和瑞典音乐人讨论了音乐节的现状与未来、音乐传播与音乐推广的新型方式、当下音乐人的生存状态等话题。
瑞典是世界上最大的音乐出口国之一,从ABBA乐队到如今红遍全球的Swedish House Mafia、Kent、Lykke Li等乐队和歌手只是瑞典音乐的一部分,在音乐制作方面,Max Martin和RedOne为布兰妮、麦当娜、席琳·迪翁等打造了一支又一支热门金曲,Lady Gaga的“Bad Romance”和“Poker Face”同样出自二人之手。
伊丽莎白将瑞典音乐的成功归结为教育制度和政策扶持,“你在上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接触乐器和音乐课了。排练厅、音乐指导和非常专业化的音乐产业向任何人敞开大门。”瑞典只有900万人口,但是音乐从业人员的比例却很高,这也使得音乐人一起步就必须考虑全球化,以获得更多的观众,进一步提升了瑞典音乐在全世界的影响力。电子音乐家B6说:“我在瑞典认识的独立乐队,没有一个是用母语创作的,都是用英语,他们没觉得自己是瑞典乐队,他们的舞台在地球。”而瑞典对版权的保护和尊重也是原创音乐的动力之一。
在小组讨论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瑞典导演迈克不时指出“我们的讨论偏题了”,并催促中国音乐人赶紧讨论正事儿,而中国音乐人却沉浸其中侃侃而谈。在讨论“音乐传播与音乐推广的新型方式”时,音乐媒体人谈及网络对音乐的过滤作用,音乐DJ们介绍了自己从传统电台转向新媒体节目的经历,沈黎晖则谈了摩登天空与索尼唱片的合作。此时迈克举手要求发言:“你们都没谈到音乐传播与音乐推广的新型方式啊!其实这正是我在做的事情!比如你们是观众,而我带着摄像机到现场拍摄,然后我来剪辑,让每个人参与进来,形成一种病毒式传播,音乐和影像的结合、观众和艺术家的互动,就是传播的新型方式之一。”
而在另一场关于音乐人生存现状的讨论中,瑞典乐队Kite认为音乐只要表达独特的感觉,忠于自己的声音就是好音乐,而中国音乐人则普遍谈及了自己对音乐的感情、音乐行业的窘困处境、音乐如何表达自己和外部的对抗。民谣歌手李志说:“以前我和自己作斗争,现在我和周围的一切作斗争。我不去参加一些活动是因为我不喜欢,不让公司帮我做是因为他们做得不好。”曾组过多支乐队的聂小钧说:“我通过几年比较痛苦的生活,与我不喜欢的人和事情划清界限了,我对整个现状根本不关心。”音乐人竹马说:“生存状态分为外部的和内在的,我没有把自己当做音乐人,因为我不甘过穷困的生活。”而李志和B6都认为,中国没有主流音乐,无法与国外对话。
对此孙孟晋表示,中国人和瑞典人思考方式不一样,在讨论中完全体现出来了。“瑞典人做音乐是走产业化、国际化的路线,中国音乐人则把音乐和个人结合在一起,是一种个人化和情绪化的表达方式,更有个性。双方都意识到了彼此的不同,才会有‘跑题’一说。二者没有形成对话,但其实也是一种对话,有碰撞就对了。”
观众素养不能只靠音乐节
“五一”即将来临,这意味着音乐节又要轮番登场。在一场有关音乐节的讨论中,两国音乐人同样碰撞不断。各个音乐节的创始人、本地演出场所的老板、歌手和乐评人站在各自的利益角度,评点音乐节。
对乐队和歌手来说,音乐节是“收获的季节”。顶楼的马戏团乐队贝司手梅二说,每年的5月和10月是音乐节最集中的时候,他们每年在这段时间内平均可以演3-4场音乐节,不过这仍然维持不了全年的生计,所以他认为音乐节多多益善。
而Mao Live House的老板李大龙和育音堂的老板张海生则对音乐节又爱又恨,因为音乐节抢去了他们的生意。李大龙开玩笑说:“音乐节之后的派对可以去Mao举办,音乐是大家轮流玩儿,论细节还是小型现场做得好。”而张海生认为,音乐现场演出机构是音乐节的基础,能够为音乐节培养观众,“我们一年有330场不同风格的演出,没有这些演出,很多小众歌手也许根本不会有歌迷,不会走上音乐节。”
音乐节市场火爆了10年,从几个到如今几百个琳琅满目的音乐节,观众越来越多,赞助越来越多,重复率也越来越高,逐渐诞生了“泡沫”一说。乐评人王昕认为,音乐节泡沫是存在的,毕竟中国真正好的乐队就这些,但是音乐节是很好的产业形态,聊胜于无,关键在于怎样做得更精致,“目前国内的音乐水平就是这样,有很多局限,做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大家都很辛苦,所以不能骂。”
事实上,尽管音乐节一直有声有色,然而亏本仍然是常态,音乐节的幕后英雄依靠着对音乐的热爱才支撑到今天。爵士上海音乐节2004年开始举办,到去年第九年仍然赔了200万元,其创始人任宇清说:“我是靠爵士酒吧才赚钱的。对我来说做音乐节不是赔钱,而是投资,以爵士为抓手,带领观众品味音乐的内涵。”上海世界音乐季(周)的创始人杨磊说:“虽然我每年也赔钱,卖了房子搞音乐节,但其实我是赚了。”他表示,世界音乐本来是很小众的音乐类型,但是音乐节使它的普及度提高了一点,只这一点就让他如今在上海每年能有50到80场演出,平均每场有40万观众。西湖音乐节则是由报业集团创办,创办人、《都市快报》总编朱建表示,杭州文化生态单一,消费水平却很高,因此他们将自己定位为服务商,带来信息服务的同时也带来以音乐节为代表的文化服务。
音乐节的不同类型使观众对音乐的认知日益丰富,但观众的音乐素养不能仅凭音乐节来提高,而需要学习瑞典从音乐培训的教育制度上入手。比如,爵士音乐节使观众熟知小野丽莎和ECM唱片,却也造成了“逢爵士必小野丽莎”的现象,ECM早已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却仍被视为小资代表。任宇清说:“爵士音乐节的人气还是要依靠陈绮贞、莫文蔚这些知名度高的歌手,带有一些爵士因素,而不是纯粹的爵士歌手。在他们的演出之前,安排大乐队这样经典的爵士乐队,这样观众就有机会欣赏到正宗爵士,至少有概念。我也想做Free Jazz这样高端一些的爵士,但在JZ Club尝试过一次,最后只剩下3个人了。”音乐传播方式正在革命
如同MySpace(聚友网)改变了音乐人的成名方式,iTunes改变了音乐的售卖方式,移动电台也改变了音乐DJ和听众分享音乐的方式。作为中国最好的电台DJ之一,张有待的身份从北京台DJ渐渐过渡到“有待电台”DJ,他将网络时代的音乐传播称为一场“电台明星复仇记”。
张有待说,电台曾经被电视台“谋杀”,而电视台如今将被新媒体“谋杀”,“以前在电台很被动,有很多限制,如今自己做电台可以自主内容,用自己的方式来传达音乐。”与他一起发生身份转变的还有资深音乐DJ李青,当李青从事个人电台后,能够播自己的歌,说自己的话,“现在向我订购节目的电台很多,因为类型化之后,听众发现还不如听豆瓣和虾米,反正都是放歌,要求又提高了。”移动电台的另一个好处是,能通过数据后台知道观众的身份和需求,张有待说,这就像1990年代做节目时会有很多听众给他写信,“这种直接的交流给我的影响、鼓励很大。”
互联网时代,人们从过去的“缺歌听”到如今的“歌太多不知道听哪个”,因此如何让好音乐到达喜爱它的观众成了音乐传播者努力的方向。同样从事互联网音乐传播的刘海峰和尹亮,前者服务于喜马拉雅分享平台,认为网络不仅承担打破时空局限的功能,同时应该提供音乐过滤器;后者作为音乐媒体人,从事从杂志到门户网站再到音乐社交以及音乐视频网站,认为音乐传播者应该注重音乐的审美导向和价值观导向,而不是被唱片公司牵着鼻子走。“从前,我是受到有待、张晓舟老师的引导,确立自己欣赏音乐的品位,如今的听众却缺少这种引导,因为媒体人被唱片公司牵制了,永远在用别人提供的内容。现在做音乐视频网站,我们会注意除了主流唱片之外,也要推音乐节、演唱会、音乐纪录片这些视频。”尹亮认为美国的音乐媒体更加势利,比如Billboard(美国音乐杂志《公告牌》)单纯通过数据来排名歌手,而英国的音乐传播生态更加健康,水星音乐奖、NME(新音乐快递杂志)、BBC都会主动推有品质的新生代音乐人。
音乐传播的另一种方式是跨界,包括音乐与影像、舞蹈、美术、戏剧的合作。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节目交易部副主任陈强列举了民谣歌手小河与瑞典萨米族和TAO舞蹈工作室的合作、痛仰乐队和林兆华戏剧的合作、哈雅乐团和云门舞集的合作等。而另一位跨界大师丰江舟学美术出身,却有丰富的音乐经验,曾与张艺谋合作《图兰朵》和多种多媒体剧,他表示,跨界为音乐创造了更多可能性,也使中国音乐在国际舞台上受到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