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荣和导演陈凯歌
陈凯歌告诉本刊记者,他第一面见张国荣是在香港,面对面坐着,想很仔细地观察他,又担心让对方觉得用意太明显了,有失礼貌。“其实之前也特意看了些他的电影,并不认同他的有些银幕形象,不过跟他坐在一块的时候,一切顾虑便打消了。这个人有一种卓尔不群的感觉,一点都不谄媚,很自然,很真实,和这行里绝大多数人完全区别开来,何况那时在我感觉香港是花花世界,那么喧嚣热闹里保持干净,一定是比单纯环境下的干净可贵很多。”
张国荣第一次扮上(虞姬)后,陈凯歌说他整个人都惊了:“最有意思的是,他扮上以后不怎么抬眼,眼帘就那么垂着,本来京剧的化妆和箍头都使眼角稍稍往上,而他又不怎么抬头,那真是千娇百媚。”
陈凯歌说,这试装就已使《霸王别姬》的整个阵容完全确定下来,摄影师顾长卫,录音师陶经,都是他自己的老搭档。事实上《霸王别姬》缘起戛纳,1988年陈凯歌带着他的《孩子王》出席那届电影节,一位名为徐枫的女士主动相约会面,且拿着李碧华的小说专程来见他,见了便说做出这样一部电影非陈凯歌不可。起初陈凯歌只觉得这位女士眼熟,再一想,原来就是胡金荃《侠女》里的那个女侠。
事情谈起来后,陈凯歌真觉得徐枫是深受了自己角色的影响,现实里也是女侠般的人物,她亲自出任制片人。论商业,《霸王别姬》绝不是合格的电影题材,论艺术,人人都要为其千头万绪、庞杂幽深蹙眉,何况当时在戛纳,陈凯歌说自己手下另一个片子(《边走边唱》)才启动,而徐枫竟真的花了两年半时间等他。
唯一的小反复还是出现在程蝶衣的角色上,当时投资人倾向换一个在国际上有点名气,同时也有京剧底子的明星,陈凯歌说他坚持觉得张国荣为首选。“后来那个演员的美国律师打电话给我,说如果要合作,演员先生的小狗和主人要同一时间来中国。我就在电话里说,你不知道动物去别的国家要检疫的吗?这里又不是美国的殖民地,狗怎么跟他的主人说一块来就一块来到中国呢?这个事情也使我有更充足的理由坚持我的选择。”
陈凯歌说,当时为了让张国荣安心,他专程去了一次香港,见面说明原委,又简单交代了有关电影的进展,张国荣一点也没计较。没过多久,张国荣就来到了北京。“完全没有耍大牌,他一个人来北京,学戏一住就是半年,到后来每一次来北京,他都还要去见当年教他戏的师傅。怕他在北京生活不熟,我从摄制组里找了个人算作他的临时助理,在生活上对他有一定的照顾,开拍了也就是有一辆很普通的车,早上几点化装就按时去接他,到了就在北影拍戏。片场上张国荣也没有任何生活上的额外要求,偶尔为之的是,如果收工较早,又是春和景明的时候,他就说咱们去喝杯咖啡吧。那时候交通很畅通,我就会从北影厂开车到贵宾楼,到那去跟他喝一杯咖啡,但之后我再问要不要一起吃饭啊,他肯定说吃饭就算了,我还得准备明天的戏,也就各自回家了。旁的嘈杂场面事儿一概没有。”
张国荣学戏,陈凯歌说他用了大半年时间打磨剧本,李碧华作为原著作者自然是编剧的第一人选,此外又找来了芦苇,聚在一起反复聊,直到觉得终于聊透了故事。原小说旧版中的结局是程蝶衣和段小楼若干年后在香港的浴室相见,都没有穿衣服,坦诚相待、回首前尘,感慨不已,然后出得门去,各走各路。陈凯歌跟李碧华说这个结局得改,不满足。“实际上还得说当年《芙蓉镇》(1986年)在80年代的中后期引起的争议,曾经有日本电视台组织中国两代导演辩论,辩论主题就是‘文革’中的中国人是如何去面对这十年浩劫的。《芙蓉镇》当然是传世作品,日本评论家说那句台词‘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最动人至深。当然谢晋是我的老师,是我家的世交,又过了20年,我更懂得他那句话里惊人的强韧生命力。但对于当时只有30岁出头的我来说,却始终有那么个想法——当太多的人像牲口一样活着,或准备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时,甚少有人抗争的静默才是最可怖的。”
陈凯歌说,所以,他还是决定把这个想法放到程蝶衣身上,经历了十年浩劫的“霸王”和“虞姬”,终于有机会又站在物是人非的舞台上,程蝶衣就在《霸王别姬》的故事里,像虞姬那样面对霸王自刎而终。“这个结局在当时也是受到激烈抨击的。有人说这个情节在政治上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文革’都结束了,他怎么反而自杀了呢?蝶衣的自杀跟政治无关,程蝶衣在演一个个人的故事,个人才是我书写的兴趣点所在,历史和政治都是饱满个人形象背后的氤氲隐隐而已。我的结局是,程蝶衣就是想告诉段小楼‘我爱你’,虞姬一直爱着霸王,并且要用死再最后一次告诉你,‘我爱你’。”
无疑这是犀利而极端的人格呈现,陈凯歌自知风险,便更加精心铺排了一系列的笔墨。“反复琢磨,我加上了一个小说里没有的情节,他是六指,斩断六指他就成了一个女人。后来再有那句‘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削去了头发’,以及程蝶衣如何不断念错这句被打,都是从六指情节里生出来的,说到底是他如何开始拒绝成为男人,他的童年记忆注定了他会崇拜虞姬,因为虞姬是从一而终的,所以他要求段小楼以对虞姬的态度来对他。这个失落的理想,自然达到自杀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