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之前，中国的电影院里没有爆米花，没有广告，正片放映前，总会有一段10分钟左右的“加片”——科教片。在那没有电视、网络的时代里，这些科教片是人们了解科学知识、历史人文的重要窗口。在战后全球范围内科学教育浪潮的背景下，它们既沿袭了苏联科教片传统，也结合了中国电影人在匮乏条件下的聪明才智，同时，它们是几代中国观众的集体记忆。
但，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现在，传统科教片的没落是时代的必然。作为中国科教片的重要生产者，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的生命终止于1990年代的改革洪流之中，至今，上海再没有拍过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科教电影。
今年是上科厂成立60周年，在这样的节点上，在孩子们普遍观看外国科普电影的当下，早报记者采访了几位上科厂的“遗老”和科教电影研究者，试图发问：曾经辉煌的国产科教片，留下了怎样的科学精神和电影精神？
早报记者 黄小河
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以下称“上科厂”)自1953年建厂至1995年底，共拍摄制作了《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1961)、《敦煌艺术》(1979)、《盐湖》(1979)、《泥石流》(1965)、《中国首次南极考察》(1986)等各类科教片1555部，其中在国内外获各种奖项的近百部。不过，自1990年代上科厂“影视合流”(上科厂的职工并入电视台等单位)之后，沪产科教片的辉煌戛然而止。
今年是上科厂成立60周年，作为上海音像资料馆科普内容资源抢救与开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上海音像资料馆主办的“老科影人口述历史”项目日前已经完成。项目团队历时1年多，采访了包括殷虹、杜生华、高翔、项先尧等著名科教片导演在内的30位科教电影工作者，其中口述史项目的负责人虞伟红告诉记者，大部分老人都已七八十岁高龄。不久前，上科厂老导演殷红已于6月1日因病逝世。6月7日至28日，上海音像资料馆在上海图书馆举办了4场上海科影经典科教片展映，听到殷虹去世的消息，上海音像资料馆决定首场放映改为放映殷虹导演的作品，以此向逝者致敬。
“老科影人口述历史”在分享当年科教片的幕后故事的同时，更像是提出了一个疑问：早在几十年前，上科厂就已经拍摄出像《糖尿病》、《台风》这类既实用又有科学知识的影片，现在观看，仍趣味盎然。为什么在资源丰富的当下，国产科教电影反而不复当年的景象？
故事片规格的科教片
上海科学教育电影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18年，那时的商务印书馆影片部就已经开始摄制教育片。1953年2月，上海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1958年至1962年，上科厂成立新闻片组，拍摄上海新闻与纪录片，迎来了创作上的第一个高峰，当时全厂编导、摄影人员约占全部职工的五分之一，同时成立20多个摄制组。每当厂里接到一个任务，通常会派三四个摄制组奔赴各地。“速度快”、“干劲大”，是上科厂的老人描述当时创作状态时使用最频繁的词语。
在采访中，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建国10周年上科厂拍摄的国庆新闻片。“10月1日拍摄完，10月2日胶片就到电影院了。”导演殷虹说，“我们那时候是很了不起的！拍了就送洗，配上解说，晚上就放。比电视台还快，干劲大得不得了！当时新闻片组年产影片100多本(部)，北京叫新闻简报，报道全国新闻，上海每个月出3个，拍的是上海新闻，发行到上海、南京和杭州。那时有大搞电影的气氛，山东厂、湖南厂、西安厂，都到我们组里来学习。”
因为上科厂大部分人员都是从各地的故事片厂调来的，所以创作者们习惯用拍故事片的方法来拍科教片。《把上海人民的关切寄往台湾》(1959)是导演陈冀进厂后拍的第一部纪录片，“我能够得心应手，全凭我原来搞过戏剧。”该片除了反映上海城市面貌、统战人士出场讲话，还有著名演员的演出片段，京剧演员周信芳、盖叫天，越剧演员袁雪芬等每个剧种的代表人物都有片段，现在这部影片成为了很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总结上科厂之所以获得辉煌成就，上海戏剧学院电视编导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方方教授说：“上科厂的成功是综合因素。首先，过去的科教电影和现在的科教节目在本质上有很大的区别，二者在生产方式、工作方式甚至节奏上都截然不同。上科厂的人都是科学的拍摄流程定位，而现在的科教节目就是三个字，短平快；其次是人，上科厂每个创作人员的基本功都非常扎实，这样的团队，连一个灯光都不是弱的，他们配合起来非常默契，五个手指头伸出来真的是样样行。”而最重要的是，方方认为，那时的创作者非常清楚一件事，就是对待科学的事情来不得半点马虎，“他们对待科普有着敬畏和尊重，完全依循创作规律。”
拍完片子比专家还专家
但拍科教片和拍故事片又不完全相同，曾为《天体的来龙去脉》、《蜜蜂王国》等科教片作曲的邱悦深有体会，“科教片题材太广泛了，从宇宙天体到微生物、电子原子，从考古到最尖端的科学内容……以往科教片音乐基本就是背景音乐，一个陪衬。”于是，邱悦在第一次参加科教片音乐创作会议的时候，提出了用小乐队来写科教电影音乐，当时很受关注，在为《蜜蜂王国》作曲时，邱悦用弦乐的四重奏来表现蜜蜂飞舞的轻快；在为《高山植物》作曲时，邱悦又在不同的藏族音乐里吸取了不同的元素，仅仅一支单簧管或一只小号就烘托了整个氛围。邱悦最后总结道：“不管是故事片还是科教片，创作本身就应该是创新。”
拍摄过《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的导演杜生华是从长春电影制片厂调过来的。原上科厂摄影师高翔评价说：“杜生华拍片子很严谨，分镜头分得很细，每一个字都要推敲。一到现场，他就把握摄影机，讲究得不得了；拍《泥石流》的(导演)殷虹也是个不要命的，去过很多次西藏，吃饭，一碗阳春面加块肉就好了，他是把事业摆在了第一位。没有任务的时候，他嘻嘻哈哈的，一有任务就很严肃。科影厂的导演片子拍完，都比专家还专家。技术指导对很多问题说不清，他们却能说清。”
观众们不知道，短短10分钟的影片，背后是创作者半年到一年的辛苦制作。曾做过上科厂厂长的徐志义1963年进厂，拍《中草药》时，他挑了最艰苦的北方去拍摄，“有时候爬山要爬一整天，还是会拍不到什么，晚上就借宿在村子学校里，把课桌一翻，老乡拿来的被子一盖。” ；拍《盐湖》的时候，“我们去了青海柴达木盆地，盐湖从高空看很漂亮，四周都是白色的，中间是绿色的湖水，那儿全部都是盐碱地，周围都不住人。青海湖研究所给我们派了五辆车子，吃淡水要到90公里以外用水管车拉水，再用卡车跑到新疆去拉蔬菜、伙食，待了三个多月。”
“土法炼钢”解决摄影难题
为通俗易懂、形象直观地表现科学内容，上科厂老一代的摄影技术人员在缺资金、缺设备的情况下，使出浑身解数解决难题。拍摄《根治水稻害虫——三化螟》(1953年)时，为了在银幕上清楚地表现三化螟咬食稻苗芯的镜头，摄影师在摄影物镜前加置放大镜进行拍摄，这使该片成为我国首部运用放大摄影的科教片。
《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1961)介绍了中国科学工作者用癞蛤蟆进行人工单性生殖实验的过程。影片首次运用显微与延时逐格摄影技术，将摄像机接驳在显微镜下，拍摄了癞蛤蟆由一个卵细胞分裂发育成长为一只小蛤蟆的单性繁殖的全过程。“要看清细胞分裂必须用显微镜，但要用摄像机记录该怎么拍？”导演杜生华说，“限于物质条件，从国外引进器材很不现实。”于是，杜生华和他的同事们将现有镜头倒置，接在显微镜镜头上。这一用土法炮制的显微摄像机，拍出了当时世界一流的清晰画面，该片也因此在1962年获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科教片奖。
泥石流、雪崩、台风……为了拍出好的镜头，拍摄者随时都可能陷于危险之中。1965年，殷虹拍摄了《泥石流》，他回忆说：“我们跟了考察队4个月。拍泥石流一定要靠近，当时没有特技，我们就弄根绳子拴在身上去拍摄。”
在30位老人、约74小时的采访视频中，老人们慷慨激昂地述说着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上科厂过去的辉煌，提到了现在的科教片，老人们无一不扼腕叹息，甚至激动落泪。他们虽已老迈，但仍希望后继有人，能够将这份辛苦打拼下来的事业传承下去。
导演殷虹在他人生中最后一次采访中说道，“我现在86岁了，没有几年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很想和你们交流我的想法。大自然的变化很快，每年温度都在增高，对地球的影响是关系到人类的。这方面的知识要普及。现在有先进的设备，科学家要重视科普电影这个手段，很好地跟电影电视工作者合作，才能让人民重视到自然的影响。”
“中国传统科教片很难市场化”
谈到中国传统科教片的没落，方方表示，现在科教节目拍摄者往往是低端影视人才，“在国外，都是拍摄技术最强、最厉害的人才去拍科教片，而国内恰恰相反：你没地方去？好吧，那你去拍科教片吧。”
而著有《科教电影史》的同济大学教授赵惠康则认为，当时科教片的成功，与当时媒介的匮乏有很大关系，“当时没有电视，只有无线电，科教电影对于老百姓，一方面娱乐，一方面能够长知识。1950年代抗美援朝，1960年代自然灾害，这些都是通过《祖国新貌》、《科技新风》的新闻片的放映传播给社会民众，可见科教电影的重要地位。”
而现在，赵惠康认为，中国科教片很难市场化，“BBC(英国广播公司)是有科教频道的，它是走市场化的，它专门有一个‘生命科学部’，就是做大众健康、医学方面的栏目，从1960年代成立一直到现在，很稳定。它们都有一个成熟的体系保证其运作，这个体系必须由政府和企业支持，比如《动物世界》由东芝公司支持了30年。而中国对市场化的理解就只有一个标杆——收视率。1995年之后到了2000年，基本各大小电视台科学节目都做不下去了，因为没有收视率，上海纪实频道为什么可以存活，因为上海纪实频道收视率不在考核之内。1995年，中国对市场化还没有方向，不知道何去何从，一窝蜂地市场化，上科厂彻底结束，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介绍，2001年有一部美国纪录片《人体奇迹》，美国国家自然科技基金出120万美元委托BBC拍摄，由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将影片发行到全世界150多个国家，一直到现在都在播放，“科学不断进步，但是人的骨骼组成不会变，很多基础数据不会变，它依然有它的价值。所以，做科教电影应该具有前瞻性。一定要有高度。”
在赵惠康看来，上科厂的创作手法本来是世界领先的，但与《鸟的迁徙》、《海洋》等名片的差距在资金投入上，“我们通常拍一部片子就是160万元到180万元，就是一台机器，没有高速摄影机、没有变焦头，你怎么去拍呢？这样的情况下，科普电影是无法存活的。” 同时，国外的制作理念允许一部科教片拍摄几年乃至十几年的时间，而在国内的环境中，这样的方式是不被允许的。
对于国产科教片的缺席，赵惠康表示，自己常抽空去科技馆看科教电影，让他震动的是，很多外国人会带着孩子过来，“有的孩子很小，还坐在童车里，你觉得他那么小看得懂吗？但是外国人就是有这种意识，他们重视孩子的综合素质培养，而我们的孩子除了学校组织的活动，过来玩玩，很少有自己主动去了解观看的，他们更喜欢那些娱乐节目，这其实就是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国家对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视程度。”
持有同样观点的方方表示，“这是一件关乎国民素质的事情，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始终要有着探求的姿态，才能够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