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冬苓：为何《我的父亲母亲》离婚收场

《我的父亲母亲》

　　由陈小艺、辛柏青、曾黎、冯远征主演的《我的父亲母亲》正在北京卫视热播。全剧以翠花和陈志这对“城乡结合”夫妻的特殊婚姻经历为主线，描绘了一出颇具代表性的悲剧婚姻缩影。曾创作过《沂蒙》、《中国地》、《母亲、母亲》、《叶落长安》等作品的编剧赵冬苓，这次把笔触放在婚姻生活中最可怕的窘境——夫妻精神世界的不相通上。“特殊时代造就的境遇，让两个完全不同的人走到了一起，但彼此的心灵却始终无法契合，只能在婚姻中苦苦挣扎，寻求出路，这其实是很多中国人婚姻的缩影。”赵冬苓把自己对婚姻与爱情的诸多感悟放置其间，梳理着婚姻生活的“一地鸡毛”。

　　《我的父亲母亲》有特殊的历史大背景

　　记者：您这部戏关注的是“城乡结合”的夫妻精神世界的不相通，您是否认为生活中这种婚姻状况有着很大比例，并且看到很多深受其害的例子，所以希望剖析这种婚姻类型。您认为这是否会让“50后”观众产生很大共鸣？

　　赵冬苓：其实，我关注的不光是“城乡结合”的夫妻精神世界的不相通，我们过去有很多因为家庭、出身、地位、境遇不一样的夫妻，生活中无法沟通而过得非常痛苦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有一个词叫“陈世美”，当一个男人地位发生了变化，想要离婚的时候，整个社会都用这个词谴责他。我觉得不光是“50后”的观众看到这部戏会产生共鸣，“50后”的子女也会产生共鸣，因为他们会在其中看到自己父母的婚姻状况，也能够引发他们的关切与思考。

　　记者：这部戏的最后并没有给出一个暖色调，而是翠花和陈志这对磕磕绊绊的夫妻还是以离婚收场，没能携手到金婚，为什么采用这样的处理方式？

　　赵冬苓：在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念里，很多夫妻都是打打闹闹，但最终还要在一起过一辈子，好像“不打不闹不成夫妻”。在这部戏里，我最终让陈志和张翠花离婚了，我觉得这才是这部戏跟以往的婚姻家庭题材作品都不一样的地方。中国人总是说起婚姻就是和和睦睦一辈子，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对人性的泯灭和压抑。剧中，最后两个人的离婚，其实反映的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正是社会的进步，使女性不再依附于男性，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所以，最终翠花愉快的选择放手，她和陈志各自去寻找新的生活。

　　通过这部戏，我们对中国过去的婚姻模式，或者说是对在影视剧中时常被表达的一种婚姻价值观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我们的见解。另外，这部戏不是一般的婚姻家庭题材作品，它有着很强的、很明确的社会背景，整个故事从“文革”结束一直讲到改革开放，其中涵盖着几十年的社会生活变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社会中的人其实也是在不断成长，不断得到解放。我们是把翠花和陈志这两个人，把这样一段独特的婚姻，放在了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去处理的。因此，从这一点上讲，我们这部戏讲的不光是婚姻家庭故事，其实讲的是几十年之中，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中国社会中人的成长与个性的解放。

　　记者：这种相对现实和残酷的结局，您没有考虑过观众的接受度，似乎不是一个常规“结局”。

　　赵冬苓：当初在写完大纲之后，曾经有一位专家建议我改成“大团圆”结局。但是我很明确地拒绝了。我觉得电视剧还是要有担当。既然要写婚姻家庭题材，就希望对中国的婚姻家庭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且要明确的、大胆的表现出来。而且我觉得，这部戏中的“离婚”写得并不残酷，并不是那种悲悲戚戚的。制片方对我提出的要求就是，要我把这部戏的“离婚”段落写成全剧的华彩段落。最终我们剧中的离婚，简直像一场“欢乐颂”，比他俩当年结婚还要热闹，情绪还要好。我觉得，这场戏我们是在庆祝人的解放，每个人都自由了，蛮好的。

　　《我的父亲母亲》有难填的精神鸿沟

　　记者：剧中说的是当年城乡差异的婚姻，而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婚姻也会有城乡差异的矛盾，您怎么看待两代人在这方面的不同？

　　赵冬苓：我想如果今天的年轻人还会遇到这种差异的话，他们的解决方式会简单得多。首先，过去那种“人情依附”的情况已经不多了，要么双方会很快地调整、进步，要么会痛快的分手，除非极个别的情况。当年五六十年代的人遇到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他们会面临很多社会的束缚，要这样生活一辈子。现在起码社会的束缚不多了。如果还有“死亡的婚姻”而不能得到解脱的话，那往往就是个人的原因了。

　　记者：当夫妻间的精神鸿沟出现，您给出的对策是怎样的？

　　赵冬苓：我觉得这种鸿沟存在之后，就要看比较弱的这一方，是不是能够自省了。但这种自省，有的时候真的很难。

　　记者：剧中陈志一辈子休戚相关的两个女人，张翠花和叶秀萝，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您其实内心更偏爱哪种女性呢？

　　赵冬苓：叶秀萝这个角色我自己也很喜欢，但其实我对翠花有一种特别的怜爱。在我下乡的那两年，我在农村也见过一些这样的女孩子，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她们都是知识青年的牺牲品，就像早年间李春波那首歌里所唱的“小芳”一样，在那样一个时期，她们爱上的不光是一个男人，她们也是爱上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可能性，希望自己变得更好。但是她们并不会去想精神方面的东西，只是单纯地想，一旦嫁这个人，就要把这个人牢牢捧在手里，所以你会看到她们这一路上很痛苦地挣扎。可能很多人一辈子都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在这部戏里，全剧的最后，我让她们之中的一个代表——翠花最终醒悟了。

　　剧中的叶秀萝是一个很自爱的知识女性的形象，但不幸嫁了一个钻营取巧的丈夫，际遇也很令人同情。其实这里面我对每个人都是悲悯的，包括冯远征饰演的马庆生。他当然不好，但是你会觉得他那种底层小人物的挣扎非常能够让人理解和同情。他是非常爱妻子的，但他在秀萝那里却得不到任何感情的回应，我对剧中的很多角色都是充满同情的。

　　《我的父亲母亲》里没有坏人

　　记者：您之前的《中国地》、《沂蒙》等作品都把主旋律和市场结合得比较不错，在当前雷剧横向的环境下，您的这种坚持是不是尤其困难？

　　赵冬苓：是比较困难，这两年我也遇到了很大的困惑，甚至有制片方很直接的跟我说：“赵老师，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下，像你这样认真写作的人会比较吃亏。”这个问题我也反复思考过，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想法：我这一生就是以写作为业的，我会坚定的写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另外，我现在也不断地在向市场学习，向年轻的编剧学习，我现在写的东西，商业性会越来越强，对于观众的考虑会越来越多。迎合市场和艺术创作本身是一对矛盾，但并不是不可调和的。

　　作为一个创作者，我一直在艰难的寻找其间的平衡点。既要使自己的作品保持一定的品位，又尽量争取最大限度的观众。我经常用林语堂先生的一句话自嘲，“傻瓜才考第一”。就是说，我不会去争收视第一的成绩，但我还是希望自己作品的收视排名能够比较靠前。也就是说，我会放弃一部分观众，但是我会想办法留住另一大部分观众。这其中的分寸就是“得失寸心知”，创作之中需要自己去慢慢地摸索和把握。

　　记者：在《我的父亲母亲》里，每个人都有人性闪光的时刻，不管是“好人”还是所谓的“坏人”。这是您创作中特意追求的吗？

　　赵冬苓：如果看我的作品会发现，我的作品里面基本没有“坏人”，我总是以一种比较怜悯的目光去看待这世界上所有的挣扎。其实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在挣扎？挣扎着生存，挣扎着成长，挣扎着去经历很多事情，看每个人怎么去战胜自己的命运。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作品中最大的特点，就是我几乎从来没有写过坏人，除非说抗日战争中，我当做符号来运用的日本鬼子形象，我就把它写成一个符号而已。我作品当中有“小人”，但是没有“坏人”。

　　记者：这些年编剧的地位有很大提高，您认为争取话语权的空间是否还有提升。

　　赵冬苓：我一直在表达一个观点，编剧权益的维护是一个重要问题，但在影视圈里面，编剧不是在食物链的最下一层。编剧本身也要努力，编剧最重要的资本就是作品，要用作品去说话，当你用作品打开天地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不可战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