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自认没有远见：天冷拿小说手稿生炉子

莫言

　　【编者按】

　　10月27日，电视剧《红高粱》登陆山东、东方、浙江北京四家卫视，开播以来收视飘红。10月18日，参加完文艺座谈会的作家莫言接受制作方山东卫视的独家专访，这是他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后首度接受访问开谈“红高粱”背后的故事。11月2日22：07山东卫视将播出《莫言眼中的“红高粱”》，澎湃新闻第一时间为读者送上文字可视版，今晚可以边读澎湃，边看节目，一起和莫言体验中国“红高粱”背后的故事。

　　以下为专访选摘：

　　谈10月15日的文艺座谈会

　　莫言：13号下午的4点半我接到中国作协领导的电话，让我立刻回北京，15号上面有重要的会议。我又反复强调和山东台的节目说好很久了，而且往后推了好几次了，今天人家可是千军万马都汇聚一处。如果我不去他们把整个计划都颠覆了。但是后来作协领导说了这个会议的重要性，也谈到铁凝此刻还在维也纳，刚刚下飞机不到半小时，她恐怕也要立刻往回赶。我想没什么好说的了，立刻回来。

　　董姝(山东卫视主持人)：您当时在作家组？

　　莫言：一共72个代表，我是作家组的，作家组有22个代表。

　　董姝：习近平总书记有没有跟您交流过什么？

　　莫言：他在整个讲话过程当中提到过我两次，后来在讲完以后，他跟每一个代表握手、寒暄。当然也跟我握手，也问到我一些创作的情况。

　　董姝：诺奖之后，您被封为中国文学界的标杆，您觉得您现在接地气吗？

　　莫言：应该说不如以前接地气了，因为我参加规格比较高的活动太多了。譬如经常在电视台里做节目，这个地方是不接地气的，这个地方接“电器”。

　　董姝：您现在成为很多人敬仰的很雄伟的一座“高山”。

　　莫言：高密没有山，高密最高的一座山，海拔5米。

　　“其实酒是不能炸鬼子的”

　　董姝：在《红高粱》当中，我们感受到战争的悲惨、壮烈，您参军的时候没有经历过一点点枪林弹雨吗？

　　莫言：我参军是1976年，是和平年代。1977年、1978年边境战争我的一些战友参加了，我当时非常渴望能上战场，但是后来因为部队的工作性质我没有这种机会。当然军事训练还参加了一些，在新兵连里面有射击训练、投弹训练，有人认为我军事技术很差的。恰好相反，我在新兵连射击成绩是优秀的，10发子弹打了80多环。

　　董姝：谈到《红高粱》，要提到张艺谋导演的那部电影《红高粱》，这部电影其实拍完之后改变了很多主创人员的命运，像巩俐、姜文、张艺谋。您觉得您的生活有变化吗？

　　莫言：我的生活没有很大的变化，尤其对我的创作心态没有影响。《红高粱》之后我知名度高了，对于出版可能更加便利一点。过去我没有名气，这部小说人家要这样、那样的修改。写了《红高粱》之后人家不让我修改了，我写什么样人家按什么样出。其它的变化我觉得一点没有，也是不对的，毕竟还是从《红高粱》拿了很多稿费，拿了稿费家里的生活就变得更加宽裕。

　　董姝：当时导演怎么找到您的？

　　莫言：他最先找到了《红高粱》的责任编辑朱伟，就是现在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他说张艺谋想把《红高粱》改编成电影。我说没问题，后来约定时间，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BB机。

　　董姝：他在哪儿找的您呢？

　　莫言：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筒子楼里面，因为放暑假同学们都回去了，我是有一个中篇没有完成，急着要稿，我在那边加班。他当时光着膀子，赤着脚，提着一只断了带的鞋等等。我说他像一个生产队的队长，他说我像生产队的会计。一个会计和一个队长完全可以领导一个生产队，一见面产生一种信任感。我后来作为编剧之一也参加了这个剧本的之一。

　　我给他很多具体的帮助，种高粱这一年天特别旱，到了六七月高粱长得只有膝盖这么高，他们马上要急着开机，非常焦急，县里宣传部长是我大哥的同学，我也叫大哥，我找他帮忙。他找了县委书记，然后县委书记批了几吨化肥，当时化肥是很紧俏的物资，批了5吨化肥，张艺谋他们组织一帮人去追肥。

　　我给你讲一个很不雅的笑话，当年我们农民在高粱地里蹲着解手的时候被疯长的高粱戳着屁股。当时他们来了，我跟他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在高粱没有红的时候要拍，我说我写的红高粱，你拍成绿高粱。据他所知高粱红了以后高粱杆硬了，结果在高粱没有成熟，绿色的时候，风一吹有女人肢体柔软之感，他要拍柔软之感，我说你拍吧。

　　有一些关键性的细节，张艺谋问我能不能用高粱酒就像炸弹一样炸鬼子的汽车。我说据我所知可能性不大，我们把一桶酒甩在地上不可能起火，这个细节经不起推敲。我当年为我父亲用小壶撩酒，酒开了以后沸出来才会引燃，而且火是绿的，弄到手上看不到。但后来他还是把酒坛子向炮弹一样撒向敌人的汽车爆炸了，观众也没有追究这个细节是否真实。

　　谈母亲，泪流满面

　　董姝：说到高密，你觉得这片土地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莫言：这应该是成群结队的，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亲人，如我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哥哥、姐姐，还有我们的左邻右舍。

　　我大哥60年代考入大学，在我们东北乡也算是很轰动的事件。我们从小也很崇拜他，觉得他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的光荣。当然也满足了我们的虚荣心。他因为是修文科的，对文学比我们启蒙的要早得多，对我早期的写作给予很大的帮助。我二哥在农村被耽搁的人物，他的脑子也是很好用的，上学学习很好。

　　我姐姐的学习也很好，但是那时候家里重男轻女，当然不仅仅我家里，那个时候都是重男轻女，为了让我大哥、二哥，还有我，让我们弟兄三个上学，我姐姐上了两年学就拉回来。家里有十三口人。就我父亲一个劳力，我姐姐回来帮着我父亲干活，等于她做出了牺牲。

　　董姝：母亲在您心里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莫言：我觉得我母亲是最普通的中国北方的一位母亲，一辈子不容易，饱经了人世的苦难。她特别的善良，她确实是我们左邻右舍里面都非常尊敬的一个女性。村子里面很多人家要结婚，那时候农村妇女要开脸，开脸就是用两根线把新娘子脸上的汗毛铰去。这时候需要找一个人品端正，子女成群，家里面上有公婆，下有孩子的一个人。

　　莫言：我牢记着我母亲给人家新娘子开脸回来那样一种表情，那样一种幸福感。总之她是很善良的人，一辈子从没跟任何人吵过架，没跟村子里任何女性吵架。

　　莫言：我母亲实际上她的一生，也是非常不容易。她四岁的时候，我的外婆去世了。

　　管谟芬(莫言姐姐)：俺母亲，她累大(受累多)。那时候俺那盘大磨还在老屋里，就在那里推磨，起早贪黑的。

　　管谟贤(莫言大哥)：磨呢，那时候没有电，又没有机器，就是人工推磨，我母亲瘦的只有60斤。满嘴满牙上都是那个黑野菜，野菜渣滓。推着推着就昏倒了。

　　管谟贤：心口痛，胃病其实就是。反正一直没好过。后来年纪大了就是气喘，肺心病。刚刚过上好日子，我母亲去世了。

　　莫言：小时候我特别孝顺她，赚了钱以后想着首先应该给母亲，买一点特别好吃的东西。 (泪流满面)抱歉，努力控制没控制住。

　　人生几个阶段：煤炭、字典、狼牙山的石头、奖杯

　　董姝：大哥(管谟贤)用几个物件概括了您人生的几个主要阶段。第一个是一块煤炭，这是为什么？

　　莫言：我在《蛙》这部小说描写一群孩子吃煤块的事情。1963年、1964年之后了，学校拉了一车煤，煤里面带着松香的，也是半是恶作剧，也是半认真，大家吃煤，煤不可能好吃，但是我们当时真吃过。饥饿始终是一个问题，后来在农村到了1965年情况好转了，那时候也是半饥半饱的状态，就是跟饥饿有关。

　　董姝：第二个人生主要阶段代表物件是一本字典。

　　莫言：字典我前面讲过，在村里没书可读翻的字典。

　　董姝：这是小时候的事？

　　莫言：小学辍学之后，村子里的书看完了，无书可读就拿着本字典翻来翻去，也是一种自学。创作总认识几个汉字，小学五年级学的汉字对创作来讲远远不够。只有阅读，阅读的时候碰到不认识的字查一下字典，等于弥补了这种学校的知识不足。

　　董姝：还有一个是两块狼牙山的石头。

　　莫言：我在保定满城县的地方当兵，离狼牙山比较近。那时候我开始文学创作。保定市当时有一个刊物叫《莲池》，往《莲池》投稿，终于有一天收到《莲池》编辑部的一封信，我的小说《春夜雨霏霏》。

　　董姝：再到最后一个奖杯。

　　莫言：他讲的应该是诺贝尔奖杯，诺贝尔没奖杯，就是一个奖章。

　　董姝：我们导演在今天访谈开始之前提醒我说，曾经有两个人预言过你会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是大江健三郎，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发小，他在2010年的时候过世了。

　　莫言：张世家。大江先生在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演讲当中提到我的名字，后来他来到中国多次，在访问的时候做演讲，私下谈话都说过我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他确实是我海外的知音，也是我创作的老师，也是同行，当然也是长辈，他比我大20岁。

　　另外一个我们都是东北乡人，《红高粱》孙家口伏击战就是发生在他村庄里面的。

　　后来在1973年我们到了公社驻地的棉花加工厂做临时工，这时候成了朋友。他曾经确实说过我有可能做过诺贝尔奖，他在这方面也做过鼓励。

　　电视剧《红高粱》：本来就想搞颠覆

　　董姝：在挑选演员上你知道要选周迅这事吗？

　　莫言：大概去年我们也讲过几个女演员的人选，当然有周迅，我认为很好的。《红高粱》电视剧千万不要再复制一个电影的巩俐。找巩俐那样气质的没有什么意思，因为反差越大越好，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这样才让观众有兴奋点，有比较，也对演电视剧的演员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我想她(周迅)会塑造出崭新的九儿特质。一个巩俐式的演员演绎了一个九儿，周迅肯定会演绎出周迅版的九儿，同样所谓的一种豪放、敢爱敢放，由于演员个人气质的不同，这样新的演绎就会变的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

　　董姝：九儿牺牲掉小我，成全了大我，就是成全了余占鳌他们。对这样的结局改编满意吗？

　　莫言：比较好，我现在想不出一个更恰当的结尾方法。一部长篇电视剧结尾让人有回肠荡气的感觉，这个结尾还蛮好的。

　　董姝：但是在小说当中我奶奶九儿是在送东西的路上被射死的，好像那个结尾相比较这个有点冷清？

　　莫言：应该是两种结尾方式，电影的结尾是在九儿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家给打死了，她没有准备。这个结尾主动，她要舍身救他人，舍身取义，是一种主动的行为。

　　董姝：所以《红高粱》里面每个人物觉得很鲜活、很真实。《红高粱》手稿据说是在特殊的纸上完成的？

　　莫言：《红高粱》最早有一个很小的本子，我原来在总参三部系统合作，报务员有训练用的纸本子，纸的质量很差，我拿了几本，先是用圆珠笔快速写，然后找比较标准的方格纸，就是稿纸写着潦草的字体，一边抄一边写。

　　董姝：最初的手稿在哪里？

　　莫言：作为引火草生了炉子。但是原稿后来还是找到了，在人民文学杂志社，我跟他们主编说了一下要回来了。第二部《高粱酒》、《高粱殡》《奇死》、《狗道》有的在解放军文艺社，有的在十月杂志社，我想永远找不着了。

　　董姝：可是最初你写在电报本上的手稿保存下来多好，干吗烧掉它？

　　莫言：我没有想到这些东西还有什么价值。

　　董姝：没有，留到现在很值钱的。

　　莫言：那时候确实谁也没想到我们这样的小作家的手稿将来可能能卖钱，所以人还是缺少远见、先见。

　　董姝：有没有烧掉自己觉得比较惋惜的作品？

　　莫言：确实有一部还比较惋惜的。1990年的时候在高密南关的房子里面大概住了40多天，期间一部小说叫“革命样板”，文革期间有一部样板戏《沙家浜》。

　　莫言：我当时我把沙家浜解构了一下，用武侠小说的笔法重新讲述了一遍《沙家浜》的故事。所以戏里面的人物郭建光、阿庆嫂都变成了武林高手。比如郭建光可以脚踩荷叶在湖泊上奔跑，阿庆嫂善使迷药，经常给鬼子他们下毒。大概写了4.5万字的一个小说手稿，后来投到广东省的一家大型文学刊物，他们看了以后觉得很好玩，但是又感觉到不合时宜给我退出来了。我正好住在南关的房子里面，冬天需要自家生炉子，每次生炉子需要引，把煤点燃的时候下面要用引火纸，每次烧两张，就把它烧掉了。

　　董姝：郑晓龙导演曾说，这么短的时间完成电视剧《红高粱》，是一个奇迹。

　　莫言：当时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这么紧张。他们当时趁着高粱还没有枯黄的时候要开机，我说首先剧本完成不了，这么多演员。而且像郑晓龙、周迅有名的演员、大导演他们本身都有自己的档期。怎么样把这帮人粘合到一块确实不容易。

　　董姝：电视剧《红高粱》和小说当中还是有很大的转变的。

　　莫言：这是必须的。我带两个女儿搞大纲的时候，也想到这样一种颠覆性的改编。电视剧必须围绕九儿展开，不可能围绕余占鳌改编。

　　另外我特别强调一定要把原著当中的县长，当时叫曹梦九，现在叫朱豪三，要把这个人物变成跟九儿跟余占鳌并驾齐驱，三足鼎立的人物。因为他的故事非常丰富，而且他跟九儿这样的关系。

　　董姝：为什么这么喜欢朱豪三？

　　莫言：在我小说里就叫曹梦九，这是一个真实人物、真实名字，在抗战前期高密县长就叫曹梦九，他当时是韩复榘的一个部下，也是他的得力战将，而且高密也留下很多传说的故事。关于他来了以后提倡孝道，提倡兴办教育、禁赌、剿匪等等很多传奇故事。当然后来顾忌到曹氏万一有后人表达他们不满，假如我们剧里面有对他不敬的地方，写的不太好的地方，万一曹梦九有后代儿孙找我们很麻烦，所以改一个名字也是完全正确的。

　　董姝：余占鳌是您的三爷爷？

　　莫言：我们姓管，余占鳌确实有我三爷爷身上的影子，也是很多人物的合成，从张三身上拿一个细节，从李四身上拿一个细节，从王五身上再拿一个细节，最后混合成小说里面的形象。

　　董姝：莫言出名后，曾经和大江健三郎、杨振宁都有过对话。您是更在意圈外人的评价，还是更在意同行的评价呢。

　　莫言：我想对圈内、圈外的人评价都很重视，因为圈里面评价，他是内行，可能从艺术的角度。圈外人的评价可能从更广泛的角度，可能对人评价的角度。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圈里和圈外对我的评价都不太理睬。一个作家写了30多年，马上快60岁，我应该知道我该做什么。我也在不断地反思，我已经做了什么。我也知道我将来还应该做什么。这个时候任何的外部评价，不管正面，还是负面，基本对我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我会按照我自己设定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