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改编下刀狠 60万字无水分

秦海璐、宋佳伦

秦海璐

于荣光 饰演 朱豪三

于荣光

周祥林导演

周迅、朱亚文 高粱地里

周迅、朱亚文

秦海璐、宋佳伦

秦海璐

　　于荣光 饰演 朱豪三于荣光周祥林导演周迅、朱亚文 高粱地里周迅、朱亚文　　女物娱乐讯 由莫言原著改编的电视剧《红高粱》，在东方卫视播出后引起激烈讨论。周迅的演技备受好评，“40演19毫无违和”、“眼睛会说话”在微博上被疯狂刷屏，而电视剧在剧情上的改编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不同于张艺谋电影版的写意风格，电视剧中加入了多条故事线和翔实情节，新增了九儿初恋情人张俊杰、单家大嫂淑贤、县长朱豪三等重要角色，整部戏人物多达58个。对于这部60集的长篇剧作，在接受东方卫视专访时，编剧赵冬苓给自己打了85分，“莫言先生非常放任我们去改编，我们是很大胆地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往上爬。全剧60多万字一点水都没有，故事非常紧凑、饱满。”

　　转型写“三观不正”的角色

　　《母亲母亲》、《北方有佳人》、《叶落长安》……赵冬苓在刻画女性形象方面颇为独到。但《红高粱》中的九儿，却是她头一个跳脱了“三观正确”的叛逆角色，剧中更出现了九儿给土匪出主意敲诈自己的父亲，以及她忍无可忍不得不设计对嫂子反击等情节。赵冬苓向记者坦言，这种全新的创作思路或多或少有受到郑晓龙导演的名作《甄嬛传》的影响，“《甄嬛传》里人物很多都是‘三观不正’，而我过去写的女性形象，一般别人评价都是方正大气。是《甄嬛传》的人物塑造，让我体会到观众可能更喜欢的是那种能力、审美和道德水准和我们更接近，或者只是稍微高一点的人物。如果太高了，观众只能膜拜，就不亲近了。我开始写《红高粱》以后，在创作风格上有了比较大的转变，把自己端的东西放下来了。”

　　也是因为这样，在《红高粱》播出之前，有看过成片的业内人士向赵冬苓感慨，回顾中国电视剧史，几乎没有一个女性角色和九儿雷同。“她做事那么爽直、那么简单，敢爱敢恨。我有一句很概括的台词，就是她说‘我遇见好人，比好人还好。我遇见坏人，比坏人更坏’。”一句话，赵冬苓对九儿的喜爱溢于言表。在她看来，这个角色的人性特别复杂，很难用好坏来归类定义。就像莫言所说，《红高粱》的文学意义在于解放人性，而这种真实、激烈的部分最能震撼人心。赵冬苓说自己写的时候充满了热情，“会觉得这个人物鲜活起来了。”

　　不仅是九儿，剧中其他的角色均极具个性。余占鳌阳光、阳刚、爷们儿，但也冲动、易怒，匪气十足；淑贤是代表封建传统美德的人物，但为了保住家产继承权，多次陷害九儿；朱豪三为民做事，不惧强权，但是行为乖张，做事极端。每个人物心里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他们的闪光点不在于道德的完美，而是家国大义面前，把个人私心退居次位，这样有血有肉有欲望的人物更加鲜活真实。

　　改编电视剧要带“烟火气”

　　电影版《红高粱》场景大多荒凉，十三里坡和高粱地给人一种空旷感；而电视剧里，九儿生活的高密县给人以高门大院、门可罗雀的热闹感。关于这样的差异，赵冬苓强调“烟火气”对电视剧来说非常非常重要。

　　“电影的篇幅和艺术追求，可能追求那种意象就好，没必要表现出非常扎实的故事，非常复杂的社会关系，但是我们的电视剧肯定在这方面有要求。”赵冬苓认为，电影版拍得很好，时隔30年依旧值得赞叹，但电视剧的艺术要求与之不同，“电影艺术形式不要求你去仔细地编排故事，表现人物关系，它主要用意象表现精神。但对电视剧来说远远不够，我们要把人物放在一个很有烟火气的地方。”导演郑晓龙与赵冬苓的想法不谋而合，“电影偏陕西，我们这个是放在山东。陕西是蛮荒之地黄土高坡，山东是非常扎实、生机勃勃、各种复杂的社会元素交融的一个地方。”

　　为了让作品更有“人烟味”，电视剧一改电影版的思路，选择从“九儿”的女性视角出发，而非男主角余占鳌。赵冬苓表示，这是她创作之初就想好的，“余占鳌是土匪，为了不拖累他人，做土匪时第一件事就是要隔断社会关系，而九儿却一直生活在民间。电视剧要铺排各种社会关系，无疑，九儿这种有丰富的社会关系的人物更适合我们这样的长篇巨制。”

　　而新创朱豪三、大少奶奶、张俊杰这些角色，不仅丰满了那个年代的众生相，也起到了补充九儿的社会关系和人物性格的作用。赵冬苓举例说道：“为了和九儿的叛逆形成对照，就有了用传统美德塑造的大少奶奶。她是完全牺牲服从于传统，过着非常痛苦的人生，和九儿生活在一起必然会发生矛盾。”而包括九儿与俊杰从相爱到产生误会并分手，九儿在朱豪三和余占鳌这对仇人之间周旋，这些人物冲突一方面使得故事节奏更为紧凑，情绪上具有感染力，另一方面也迎合现代观众对三角恋、勾心斗角、战争这些戏剧元素的审美需求。

　　“改好无功，改糟有过”

　　众所周知，接手高人气作品的改编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更不用说是《红高粱》这种诺奖级别的作品。“改好了会说是莫言作品好，改不好会被骂，”赵冬苓曾为此担心，但最后还是放下私心接了这个本子，“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承受能力，大家去说好或者不好，或者捧上天或者骂得狗血淋头，有自己对它评价就够了。”

　　事实上，导演郑晓龙在筹备期也萌生过退意，“去年5月份才刚刚开始写剧本，连演员都还没有确定，为了赶上高粱长得最好的时候，9月份就必须开拍。时间特别紧张，我急得都睡不着觉。”

　　如此重压，让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写了60万字的“快手”赵冬苓也曾卡壳。“在进入抗日这一块停了很久，大概有七八天，反复地写，就是不希望只是一般的抗日戏。”而最后的成稿，赵冬苓和郑晓龙都很满意，不仅投身抗日的余占鳌、九儿等有血有肉，连日本侵略者也有全新的形象刻画，“剧中的塚本是一个日本的爱国理想主义者，我们也想写出在非正义的战争中，他的政治理想是如何一步步破灭并将他变成恶魔的。”赵冬苓直言，剧版《红高粱》没有妖魔化侵略者，更不会神化抗日军民，“当时抗日打得很艰苦，不可能是像抗日神剧那样手撕一扫一大片，那个真的是拿抗日战争当笑话，我们是很认真研究了，最后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

　　当然，好的作品需要不断的打磨。开拍之后，剧本还在不断修改。谈及与导演郑晓龙的合作，赵冬苓笑言郑导是一个特别较真的人，对情节的合理性十分严谨，让写作时天马行空的自己也学到不少，“我原来第一集就是一开场打更的人发现地上滴血，抬头发现是前任县长被吊起来了死了，然后就开始叫‘土匪来了’，满城鸡飞狗跳。我对这个开头很满意，但是郑导认为不合理，说刚打更就鸡飞狗跳不可能。我说观众不会在意的，但他说不合理。这一点上我也学到很多东西。”(tg/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