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解放思想的口号在各行各业得到了积极响应,憋屈了十几年的文艺界开始有了一丝松动,一些新题材的电影和歌曲开始悄然兴起,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但在宣传领域仍然到处是禁区,1978年之后连续几届迎春晚会都没有摆脱以政治说教为主的特色,大部分表演内容陈旧,没有吸引力,观众普遍反映缺乏气氛,效果不佳。怎么样才能让人耳目一新?黄一鹤感到很头疼。需要扩充思路,重新定位。他赶紧找了助手郭璐璐,并联系了同在歌舞组的导演邓在军和时任中央警卫一师文化科长的老熟人杨勇,约着一起开会商量。如今已年逾六旬的杨勇仍然清楚地记得,四人碰头会是在11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在黄一鹤办公室召开的。“老黄首先传达了台领导的意思,大概就是今年继续办迎春晚会,要有新意,能够吸引观众。”杨勇回忆道,几个人出了不少点子,其中就提到了要请观众参与晚会活动,进行电话点播和有奖猜谜。但如果要点播,就必须让晚会现场直播。对于直播,黄一鹤和邓在军并不陌生,要知道,电视录像技术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才产生,70年代中期传入中国。央视自1958年开播,“文革”之前所有的节目都是直播方式。由于“文革”期间直播节目曾发生意外,一度遭到批判,导致央视停播。复播以后,为了保证节目质量,很多节目包括《新闻联播》采用的都是录像播出,1982年之前的晚会也是如此。对于央视的导演们来说,直播的功夫已经有点生疏。能否直播,这个决定非同小可,黄一鹤必须请示上级。他连夜就找台长王枫汇报。王枫正在主持会议,黄一鹤闯进来使得会议不得不暂停。黄一鹤把大伙儿的想法一说,没想到王枫听了很高兴,答应马上召集技术部门开会研究第二天一早,王枫通知黄一鹤:“就现场直播!”20多年后,王枫解释说:“因为没有钱做录像啊!当时录像机技术刚起步,一个磁头就要3万美元,要保障日常节目的录像播出,实在是没有钱弄晚会了。”
除了缺少经费之外,担任台长之前一直在北京市电视技术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的王枫也有自己的考虑。在他眼里,1983年的晚会采用直播方式已经具备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