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灿烂》里面，马小军跳烟囱的那个烟囱，整个被姜文重新刷过；影片不分镜头，一条一条拍下去，25万尺胶卷——当时国产电影的片比是1∶3，《阳光》达到了1∶15，以5倍的奢侈创下了当时国内纪录。
—— 《鬼子来了》为了制造结尾马大三被砍头的特殊效果，专门从美国进口了几台能滚动拍摄的特殊摄影机；为了效果真实，从山西运来了房顶；影片最后使用了48万尺胶卷。
——《让子弹飞》里周润发给姜文和葛优摆鸿门宴，为了拍出圆桌边三人“三足鼎立”的感觉，他们把摄影棚拆了，搭建环形轨道，三台运动的摄影机必须在运动中同时、交替对着三位演员，拍出一场令人窒息的巅峰对决，难度前所未有。影片最后使用掉的55万尺胶卷中，仅这一场戏就耗掉五分之一。
“我专门去国外考察过这事，他们拍戏胶片没有数，整条整条地拍，没有像咱们的先划分镜头，人家剪出来那鲜活劲儿，都是拍得多造成的。”姜文说，“质量第一，这才叫大片。”
地下党人的文学作业
那一年，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在威尼斯电影节不敌李安的《色·戒》，评选结果公布后，姜文填了一阙《念奴娇》：
云飞风起，莫非是、五柳捎来消息？一代人来，一代去，太阳照常升起。浪子佳人，帝王将相，去得全无迹。青山妩媚，只残留几台剧。
而今我辈狂歌，不要装乖，不要吹牛逼。敢驾闲云，捉野鹤，携武陵人吹笛。我恋春光，春光诱我，诱我尝仙色。风流如是，管他今夕何夕。
“不要装乖，不要吹牛逼，”是姜文的艺术自律；“一代人来一代去，残留几台剧”，则是他的艺术理想。
跟姜文有过合作的陈冲说，姜文有讲剧本的习惯，早在剧本成型之前，他已经有了流淌不绝的叙述欲望，剧本的颜色气味质感，已在预谋之中，“我第一次接触到《太阳》，就是在姜文的办公室里，那是我第一次‘听’剧本，闭上眼睛，似乎能看见电影。当时的感觉是讲故事人的体温绝对高于38摄氏度。”
《让子弹飞》里的廖凡、邵兵，接到片约就直接开往片场，他们都快到青石岭了，还没见过剧本长什么样儿，更不知道演谁，只给了一录音，录音里是姜文讲这么一故事。哥俩坐在车里歪着头在那儿听，“听着还特好玩儿，还四川话的，可咱们俩演谁啊？”
六编剧之一的郭俊立已经不记得一共改过多少个版本的剧本，数得出的版本有五十多个，还不包括无数在现场的临时改动版。姜文重视本子，电影拍了不到一年，但是磨剧本就花了将近两年。
危笑是另一个编剧，他初到顺义参加剧本讨论的时候，会议室里最多时坐了二十多个编剧同行，故事的脉络写在黑板上，整整写了5块大黑板。“几乎是每一个黄四郎和张牧之的争斗回合都概括成8个字，每一分钟8个字，我们写了大概有120行。120多张纸条，全部贴在黑板上，纸条背面是剧情的详细展开，随时可以摘下来补充。”他说姜文的编剧习惯就是：大范围讨论，听各路英雄发言，然后什么好东西都想要。
“姜文写剧本有个外号叫‘刷漆’，他说一个剧本，永远不要想一步写好。不停地在胚胎上一层一层地刷，恨不得每天开机之前还在刷漆。”
《让子弹飞》的故事雏形是马识途的《夜谭十记》，现年九十多岁的马识途是老地下党，江姐、许云峰都曾是他的部下。当时27岁的马识途已经是秘密共产党员，卧底在西南联大，上沈从文的写作课，沈从文要求他交几篇小说，必须是跟切身生活相关的。“他(马识途)说我爸跟土匪混，其实他自己跟土匪混。”他就写了10篇小故事，交作业。
也许肩负特殊政治使命的人不宜搞文学，文学会泄露人心的秘密。西南联大里也有国民党的卧底，从这短短的故事里嗅出了异己的气味。“不对啊，这家伙怎么像共产党？于是开始查他，他就跑了。”姜文说。
5分钟内逼出来
1971年出生的编剧郭俊立算是国内一线电影编剧的新生代，《投名状》、《十月围城》等佳片剧本都出自于他。跟姜文结缘是因为郭写过一个独角舞台剧《狂人日记》，在他心目中，姜文是出演“狂人”的最佳人选。
“他看了剧本，就约我聊。我当时心花怒放，还以为他答应演呢。结果，他说我不演这个了，你来帮我写剧本吧。”
跟过老姜的兄弟都知道，正如电影里跟过张麻子的土匪都知道，跟着他，“不轻松”。张麻子正是因为给人的这种不轻松感，在斗争胜利后失去了所有的兄弟，英雄落寞。但毕业于中戏戏剧文学系的郭俊立说，跟着大师哥姜文做剧本的过程，“我从他身上得到的东西，远远比我给予这个剧本的东西要多。”
“中国电影人都知道姜文是怪才、鬼才。他的思维不同于常人，你跟他学到思维方式上的东西，是我们惯性思维触及不到的，听觉和视觉上都是新的。本来，编剧是特别懒惰的职业，片子是导演的作品，导演要求我达到6分，我就达到6分。但是老姜让我意识到，人是有潜力的，我们的剧本和开拍前的除了框架是一样，每场戏的精彩程度都完全不一样了。他不断把你逼到极限，然后要求你在极限上再推进一步。”
让他们印象深刻的有一场戏：在张默饰演的六子被黄四郎阴谋逼迫、剖腹横死之后，有一场土匪兄弟在六子坟前追思的戏，编剧们想了很多，但写出来的东西完全不行。
“小六子不幸横死，兄弟之间会有一个感情流露，但是追思分寸非常不好把握，第一个是时间长度，冗长的感情流露；第二个是每个土匪突然一下就说心里话了，这会让人觉得很别扭。”当时在片场负责监控的副导演危笑说，那场戏几乎从写完到前一天晚上改一直到车上再到现场，一直改，试拍，一直不满意，太阳几乎擦着肩膀过去，光线都没了。取景的杨门炮台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单位，最多给3天拍摄，当时已是最后一天，如果再拍不出来，就永远没辙了。
当时姜文说，不着急不着急，你们所有人都走开，让我单独呆5分钟。
“我永远记得那个太阳即将下去的场面，一个蓝色的大帐篷，姜文坐在里头。我跟郭俊立作为编剧，已经完全技穷，而且我当时并不相信姜文能在五分钟内想出一个令人震撼的东西。”危笑说。
5分钟后，姜文拿出一个让所有人都傻了的解决方案，并在不移动任何机位的情况下，在远处的天光消失之前，寥寥数语，几个镜头，就把土匪们各自的性格和对六子的感情，很利索地写活泛了——观众们可以在电影里看到这幕精彩的坟前戏。“人***到那个份上，老姜的巨大潜能就在那5分钟内被完全被激发出来。”郭俊立说，“我自己那5分钟内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自责。”
票房成绩单
“90%的情节在写剧本前就已经完成了。实际上姜文需要的是一个语言功底比较好的场记，但是他必须找编剧。”跟姜文合作甚多的编剧过士行说。
而姜文自己的说法是，“我就是在抄，我脑子里看见东西，听见声音，我就抄，好像上帝捏着我的手书写。”29岁的时候，他就是用这种书写方式，把自己关在一间6平方米的小屋里，把王朔6万字的《动物凶猛》，写成了9万字的《阳光灿烂》。
拍完《子弹》，郭俊立希望能再跟着姜老大合作七八个剧本，“他是我最喜欢、尊敬的导演，起码我个人把他作为华语电影的一个标杆，姜文拍商业片的意义在于，他的票房成功，中国电影才有希望。”
韩三平用数据为姜文电影的票房撑腰：“今年单日票房最高达到8000万元，你们想想，《让子弹飞》要是上映两周，能赚多少钱？到年底，全国银幕数量就能达到6000块，一天票房就能过亿。”“我认为好电影应该是有看头、有说头、有想头，《让子弹飞》就是这样一部电影。”
年度贺岁档是电影票房的刺刀见红榜，但是三个雄踞贺岁档的导演却彼此谦让起来，大家态度一致：中国电影市场的蛋糕足够大，电影跟电影之间，贺岁片跟贺岁片之间，并不是对立的竞争关系，“人人有饭吃”。
没错，中国电影市场的蛋糕确实足够巨大，但是，是不是每一块蛋糕，都做得足够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