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三平霸业 中影垄断中国电影市场

本刊编辑部

　　在中国任何一个重要的产业领域，在不同级别的行政区域，都有一家或几家硕大的国有企业，它们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百姓的生活质量——我们乘火车坐飞机出行的价格、安全与服务质量，我们开车的油价，我们打电话上网的价格与服务质量，我们房价的高低，我们看电影的票价与我们能看到的内容……都与它们息息相关。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下称中影)就是这样一家企业，它发行的影片占据了2010年全国电影主流市场份额的62%，并且垄断了电影进口业务。

　　韩三平作为这样一家央企的老总，其在电影业与娱乐圈的权力场、影响力可想而知。前年的《建国大业》与今年的《建党伟业》，在短时间内聚集一百多位明星参演，几乎可以忽略片酬；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支持，许多国企要求员工到影院观看，学校组织学生们观看，而网上不利的评论也被删除……这一切促成了韩三平的票房伟业，《大业》高居09年国产影片票房榜首，而今年的《伟业》已成为半年冠军。

　　韩三平并不愿承认他以及他领导的中影集团享受了多少基于政策倾斜带来的垄断利益。但更多人公认的是，中国电影业毫无疑问是一个受到严格审查监管的不公平竞争的不完全市场，这个市场上，不同所有制的市场主体、不同题材的剧本、国内与国外影片享受的待遇差别巨大。

　　中国电影市场近年来日渐繁荣，2010年票房更是突破百亿人民币大关，相比09年增长63.9%，预计未来几年都会持续高速增长。但这个高速增长的票房，却无法反映中国电影的真实水准和进步程度，很大程度上，它是由投资者与民众对娱乐的刚性需求带来的，对这个相对封闭的市场所制造的产品有一个最好的试金石，就是看看它们在海外市场上有多大的竞争力，在海外制造了多少票房。

　　无人否认韩三平的能力，和他对中国电影已经作出的贡献他过往的成绩让人猜想如果把他抛到一个民营企业以及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上会否有更大的成就——但“三爷”却志不在此，他常说他“有两个情怀，一个是国企情怀，另一个是中国电影情怀”，谙熟现代经济学的人有理由怀疑，这两个情怀是否会有些矛盾。

　　比如，张维迎教授刚刚写了一篇文章：《国企为何必定无视声誉只赚快钱》。

　　本刊记者 余楠 发自北京

　　1993年冬天，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职工高成生陪同副厂长来到北京探班。当时厂里有个剧组正在北京拍摄新片，他的身份是副厂长秘书兼司机。行程之中，高成生接到通知：厂长生病无法来京，由副厂长代替前往广电部参加一个座谈会。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冬天北京特别冷，我们把带的所有棉衣都穿上了。”高成生回忆。

　　那也是一个对所有中国电影人来说都冷彻心骨的严冬。国产电影在这一年产量减半，观影人数比上年减少三分之一。时任广电部副部长田聪明邀请各大电影厂厂长和知名导演、编剧齐聚一堂，抱团取暖，寻方觅药。

　　会议上听到的多是抱怨和牢骚，来自峨影厂的一位代表却不一样。“他非常瘦，都嘬腮了，猛一看就像马路边一个搞装修的民工。”导演陈国星(微博)回忆当时的情形。

　　“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那位峨影厂代表说，“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他这两句话都出自《毛泽东选集》。多年以后，高频率地使用毛语录，正是他的标志之一。

　　半年后，这个年轻人再次赴京。与上次不同，他还带着一纸调令，新身份是全面主持工作的北京电影制片厂代厂长。那一年，他41岁，再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年轻的国有电影厂厂长。高成生随他一起来京履新。

　　18年后，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厂长，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圈明星级的制片人。直接参与影片超过400部，票房超过30亿。由他掌舵的，是一艘拥有14家全资子公司、34家控股或参股公司和1家直属事业单位的电影集团航母。业内直呼其名的人为数不多，同事称他“韩总”，同行尊他“三爷”。

　　他，是韩三平。

　　1

　　采访是在一个周六的上午，我以为他是为了不占用正常工作日，结果他说：我1975年参加工作到现在，起码有二十几年周六周日没有休息。我有些将信将疑，他补了一句：好在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很平常，习惯了。

　　59岁的韩三平坐在对面，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黄鹤楼。黑色中式正装和圆口布鞋是他的另两个标志，甚至在红地毯上这身行头依旧不变，陆川(微博)形容这样的韩三平“特别像一个江湖老大”。

　　韩三平曾将一样的圆口布鞋送给斯皮尔伯格和威尔-史密斯，作为回赠，对方各自送了他一双皮鞋，但是他从来不穿。

　　因为准备上市，集团的旧同事绝大多数都搬到了北京西直门附近的中影股份公司，他还留在小西天的旧址。

　　“刚来北影的时候，我们在厂里没有住处，那段时间就是住中影招待所。”高成生说。他是韩三平来京后的第一任秘书。几个月后，厂里腾出了一间单身宿舍，那里成了韩三平和妻子女儿一家三口的家。“那个条件确实差，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小屋。我去看他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我还从家里拿了一顶蚊帐给他送过去。”导演陈国星说。

　　1994年是国产电影体制破冰的改革元年，统购统分的发行放映模式一去不返。所有影片由制片厂自办发行，按质论价，自负盈亏。这年11月12日，隆冬时节的北京街头出现了久违的一幕：影院门前排起了购票的长队，人们等着看一部名为《亡命天涯》的美国电影。从这天开始，进口分账影片进入内地院线。中国观众奔走相告的背后，国产电影雪上加霜。

　　“那时北影厂还算几个厂里条件好点的，勉强可以维持。其他的那些厂，拆的拆，垮的垮，很多早就发不出工资。”高成生说。

　　“那时韩厂长就是一天到晚算账，看账上有多少钱，工资需要多少，报销了医药费还剩多少……”原北影厂影视制作公司经理宋振山回忆。

　　几年后，厂里最年轻的导演陆川执导处女作《寻枪》。为了鼎力支持，韩三平决定出演一个角色。根据他在职工心中成天算账的印象，陆川和姜文在现场给他设计了这样的台词：20个小时？坐汽车都到省城了，坐火车都到北京了，坐飞机都到美国了……枪里面还有3颗子弹，就是3条人命，如果遇到职业杀手，一枪两个，就是6条人命，6条人命啊……

　　“当时我主要的精力还是在一些行政事务上，真正能用在创作上的时间很少很少，实在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韩三平说。离开成都来京赴任前，峨影的朋友小聚相送，朋友跟他说：北京水太深，北影很多人可以通天，那个厂长不好做。“但是我想都没想，当时正值盛年，非常高兴就来北京了。”北影一直被称作“中国电影的门面”，当时拥有职工近三千人，离休人员四百多，退休人员七百多。“账上最困难时只有27万，但是我们一个月报销职工的医药费就要40万。”

　　这位北影历史上的第六任厂长，到底该怎样替北影这块“门面”，留住一去不返的那点昨日荣光？

　　2

　　“他离开峨影以后，厂里再遇到什么事情，职工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是韩三平在就好啰。”峨影厂老导演周力用成都方言模仿职工说这句话，他与韩三平联合导演了《避难》。

　　在峨影担任副厂长期间，韩三平分管创作室和音像部，这是他施展经营才能的第一个舞台。

　　刚上任不久，厂里通过立项准备拍摄的片子有4个类型接近，故事大同小异。在完成分配任务的计划经济时代，这种重复建设经常出现。各种权衡之后，最终保留两个。面对依然可能同质的两部电影，韩三平连夜作了决定。在其中一部开机前一天，他来到了剧组。

　　“那部片子名叫《峨眉飞盗》，导演张西河是我们厂一位很有资历的老导演，所以他那个肯定不可能砍掉，但是韩三平也不会就这么让他拍，卖不掉的话还是要厂长负这个责。”周力说。

　　新任副厂长来到剧组，张西河非常高兴，他带领剧组欢迎新厂长讲几句。韩三平一脸严肃：这个片子改成动作片。

　　话一出口，张西河都有点傻了。“我明天开机，这哪儿来得及？”

　　“你给我加7场动作戏，怎么加，周力帮你弄。”说完韩三平就走了。

　　当年，一部影片的拷贝卖到70个，基本保本；100个，就是值得庆功的盈利。这一年，动作片《峨眉飞盗》在全国的采购拷贝达到300个，与北影《神秘的大佛》一起，跻身当年最卖座的两部影片，也创下峨影拷贝发行纪录。

　　周力当时主要的工作并不是拍摄胶片电影，而是和一群导演拍摄一种名叫“盒带”的低成本影片。这是韩三平为厂里纾困的另一个思路：五六万拍一部，一个星期拍完，成本不到一部电影的十分之一。拍完之后，主要通过发行数量盈利。

　　“什么《鬼影魔踪》啊《黑煞星》啊，你从这些片名就知道，其实就是打一些擦边球，拍的那些题材无非就是一些小暴力、软***，但是市场渠道非常好。”这种“盒带”，周力一年能拍七八部。

　　“当时厂里其他的创作在贴钱，但是这一块，是纯粹盈利。” 高成生回忆，年收入应该有400万左右，也是厂里的一个支柱产业。

　　3

　　“当时北影全年拍摄的经费大概需要七八千万，但是我们每年国家的拨款也就只有500万左右，其他的就只能靠自己去筹集。”韩三平介绍说，“所以我只能带着我的导演去四处化缘。”

1234下一页